【菜科解读】

张宝鑫

“二月二”将至，在众多民俗活动中，舞狮是其中重要一项。

其实，狮子并非华夏土生土长的动物。

那么，它是何时来到中国，又怎么化身为民间瑞兽的呢？

舞狮是“二月二”的传统风俗之一。

外来的“百兽之王”

狮子是大型猫科动物，为食肉性高等脊椎动物。

近年来，科学家根据其进化轨迹得出结论，狮子起源于约12.4万年前的非洲东部和南部。

在原产地的非洲和亚洲西部等地区，狮子的自然栖息环境为热带稀树草原、草地以及灌木和旱林。

狮子体形矫健、威猛，被称为西方动物世界的“百兽之王”。

在汉代以前，中国并没有“狮子”的称呼。

那时候的帝王苑囿中驯养了熊罴（音pí，棕熊）、虎、豹等猛兽和犀、象等大型动物，但并没有饲养狮子的相关文字记载。

成书于周代的《穆天子传》中讲述了周穆王驾八骏巡游西域的故事，其中有“狻猊野马，走五百里”的记载。

晋代郭璞注释说“狻猊，师子（狮子）”。

根据学界对《穆天子传》成书年限的一般认识，“狻猊”作为外来词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

汉代初年所作的《尔雅·释兽》中记载，有“狻猊，如虦（音zhàn）猫，食虎豹”。

从这些文字的描述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人所熟悉的虎、豹等原产动物之外，还存在一种特别的动物，这种动物有“食虎豹”的特性。

狻猊的称呼在汉代之前就已经流传，与天禄、辟邪和麒麟等都称为神兽。

汉代后，慢慢有人将“狻猊”这个称呼和狮子对等起来，但二者到底是不是同一种动物，现在已经很难确定。

史书中首次出现师子（狮子）的记载是在《汉书·西域传》中。

书中介绍了西域各国的特产，其中乌弋“有桃拔、师子、犀牛”。

唐代张守节所著《正义》记载：汉书云“条枝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

这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对西域国家出产狮子的认识，也可以看出“师子”作为外来称呼至迟于汉代已经传入中原地区。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丝绸之路后，中国与西域各地交流逐渐频繁，西域和东南亚所产的各种珍禽异兽作为“殊方异物”开始引入中原大地，并出现在皇家苑囿中。

根据《汉书·西域传赞》记载，丝绸之路开辟后，“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东汉时期，狮子作为贡物进入中原地区。

《后汉书》中有历史上最早的贡狮记载：章和元年（公元87年），“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

月氏国遣使献扶拔（长颈鹿）、师子”。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献师子、大鸟”。

狮子进入中国后，大多被圈养在帝王苑囿中供欣赏。

东汉时期刘珍等人编纂的《东观汉记》中记载：“师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音ér，面颊上的胡须），尾端茸毛大如斗”，非常写实地描述了狮子的基本特征，这也是中国古人对狮子形象最早的清晰记载。

西晋胡人骑狮器

魏晋时代舞真狮

汉代时，受捕捉、饲养、长途运输狮子的条件所限，通过进贡而来的狮子数量并不多，能够见到狮子的人也非常少。

汉代以后，狮子的形象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南朝梁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编撰的《玉篇》“犬部”中出现了“狮，猛兽也”的解释，因为狮子算是猛兽，所以在原来“师”字基础上加上“犭”。

《宋书·列传第三十六》记载了南朝宋名将宗悫（音què）用狮子模型击败象军的故事。

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南朝时期的宋讨伐林邑国。

林邑国用身披铠甲的武装象群作为军队冲锋陷阵，宋军难以抵挡。

如何破解象军实在是伤脑筋，后来主将宗悫突然想到，有人曾告诉他狮子能“威服百兽”，于是就制造了一批狮子模型，推到阵前与象军对峙。

果然，象军看到这些“狮子”后因受惊而崩溃，最终林邑军大败。

北魏人杨炫之所著《洛阳伽蓝记》里，记载了北魏孝庄帝用虎、豹和熊来检验狮子的故事。

波斯使者到北魏朝贡途中遭遇坎坷，几年后才来到北魏都城。

这时要献上的狮子状态不是很好，又瘦又小。

孝庄帝见状有点儿怀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食虎豹的神兽狮子？他跟侍中李彧说：“我听说老虎见到狮子会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可以找来试试。

”果不其然，虎豹一看到狮子就都害怕地闭上眼睛，根本不敢抬头看狮子一眼。

看到这一幕，孝庄帝相信这个瘦弱的动物是狮子了。

魏晋时期，出现了最早关于舞狮的文字记载。

狮子传入中国后，进贡的狮子由专门的胡人来驯养，胡人有时会表演舞狮，那时的舞狮应是舞真狮，这从一些胡人骑狮或驯狮主题文物可以看出来。

比如西晋时期的胡人骑狮器、北朝时期的青釉胡人驯狮俑、北齐时期黄釉模印胡人双狮纹扁壶等。

北朝时期的青釉胡人驯狮俑（大同博物馆藏）

清代狮子成为“吉祥物”

由于狮子是猫科中唯一雌雄双态的动物，雄狮和雌狮在外观和形态上有明显区别，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雄狮有鬃毛而雌狮没有。

中国狮文化形成初期的狮子形象都是雄狮。

随着西域狮子的不断入贡，人们对狮子的认识更加深化，雌雄对狮的形象多起来。

约从北齐时期开始，部分菩萨造像的狮子座不再是一对雄狮，而是一雌一雄的对狮。

后来对狮逐渐成为狮子造型的主流。

魏晋时期，狮子在人们的认知中也逐步演变成一种瑞兽，被赋予了镇宅守墓、驱邪御凶等诸多功能。

隋唐时期，随着中原地区与西域交流的频繁，狮子作为贡物不断进入皇家禁苑中。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康居国、波斯国、米国、吐火罗国等分别进贡过狮子。

唐太宗曾命虞世南作《狮子赋》，阎立本等画家曾画过狮子。

此时百姓接触真狮子的机会增多，狮子形象进入一个更加写实的阶段，留存至今的唐代陵墓狮、陶瓷狮等，都基本保留了狮子从西域运来时的真实形象。

宋代时，狮子的形象发生改变，明显的特征就是颈项上加了一条项饰，狮子形象从野性变为驯化，最终定型为挂着铃铛的雄狮和雌狮，以踩球和抱幼狮的形象作为狮文化的固定格式。

元、明、清三代，狮子继续作为贡物进入中国。

元代正史中记载的贡狮有四次，古人画的贡狮写真，现在能见到最早的就是元人画《贡獒图》。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明显将狮子和獒混淆了，把狮子当成了獒。

明代是西域贡狮进入中原地区的高峰期，郑和下西洋时从马六甲带回狮子等动物，狮子的传入又多了一条海路。

清代由于西域和中亚地区气候变化，狮子种群数量减少，自西域而来的贡狮也少了。

从狮子形象上来说，清代狮子形象更加温和、玲珑和多样化，成为广泛应用的吉祥物和吉祥纹饰。

清代《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狮子的形象模式为“狮子分头、脸、身、腿、牙、胯、绣带、铃铛、旋螺纹、滚凿绣珠、出凿崽子”，可以看出，铃铛、绣带、绣珠等，基本也是按照家犬的标配来装饰。

狮子造型多样，应用范围广，作为建筑装饰大量出现。

比如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汉白玉石狮、北京卢沟桥上的数百只大小石狮等。

至于鎏金铜狮，在明清之际为皇家建筑所专用，北京故宫太和门前、乾清门前，颐和园东宫门外、排云殿前，香山东宫门外，均置有金碧辉煌的大铜狮。

此外，狮子还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官服上，如二品武官补服上的形象就是狮子。

近些年，狮子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艺术设计中。

如北京798艺术区的咖啡馆里，设计师将传统狮纹解构成几何图案，印在马克杯上，成为承载时代特色的文创元素。

今天的狮子形象，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守护与祥瑞寓意。

元人画《贡獒图》是现存最早的狮子绘画形象，画家错把狮子当成了獒。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画《百子嬉春图》中有舞狮的情景。

（故宫博物院藏）

吉祥文化

展现中华武术的“舞狮”

自从来到中国，狮子形象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产生了别具特色的中国狮文化。

在欢乐喜庆的中国节日里，人们喜欢看“百兽率舞”，而“舞龙”和“舞狮”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形式。

舞狮又称狮舞、耍狮子，起源于中国，是一种集娱乐、武术、杂技、音乐、竞技等为一体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那么舞狮是怎么兴起的呢？

隋唐时期流行狮子舞表演，具有很浓厚的异域色彩。

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记载：“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可见“五方狮子舞”已成为宫廷舞蹈表演的一种。

白居易《西凉伎》诗中也生动描述了当时狮子舞的场景：“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

宋代时，舞狮表演走进民间，苏汉臣所绘《百子嬉春图》中也有狮子舞的场景。

两个小孩子扮演狮子，旁边的小孩或牵着狮子或拿着小鼓追赶狮子，表现乐舞狮子的场景。

《元史·贺胜传》中记载，元世祖打猎归来，伶人披着彩绘毛皮扮成狮子，在路旁表演狮舞迎驾，不料为皇帝驾车的大象被这栩栩如生的“假狮子”惊吓，突然失控狂奔，幸亏随驾侍从贺胜奋不顾身地挡在大象前边，众人趁机割断牵拉大象的缰绳，才使元世祖脱险。

清代时，舞狮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南、北方各自的舞狮表演技术成熟。

独具特色的“南狮”流派在广东佛山、广州等地达到鼎盛，并与武术文化深度融合。

广东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经济繁荣，舞狮成为武馆、行会和举行节日庆典的重要表演，兼具娱乐和强身健体的功能。

有趣的是，舞狮还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

相传清代乾隆年间，广东佛山一带猛兽为患，当地人便用竹篾和彩布扎成狮子形状，配合锣鼓模仿猛兽起舞，以驱赶真实野兽。

后来，这种形式逐渐演变为“醒狮”，寓意“觉醒、奋进”，并在表演中融入武术招式，如“采青”（狮子采摘悬挂的“青”，象征吉祥）。

清代宫廷舞狮以“北狮”为主流，与南方民间的“醒狮”风格迥异。

北狮以写实为基础，造型酷似真狮，表演力求惟妙惟肖，较接近杂耍。

此外，引狮郎与狮子默契配合，也是北方舞狮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乾隆时期，东坝北门村舞狮队奉旨进宫表演，因技艺超群，乾隆皇帝亲封为“金铃祖狮”。

近些年，舞狮已发展为正规体育项目。

如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定期举办赛事，规则标准化，动作难度大幅提升，展现惊险技巧的高桩舞狮成为主流。

舞狮作为中华文化符号走向全球，促进跨国文化交流。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原创 特朗普炒作伊朗 “内斗分裂”，伊朗四位高层联合发声，驳斥美方

近期，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内部的抹黑言论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反击。

这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涉及到全球军备平衡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博弈。

23日晚，伊朗四位最高领导人同日强硬发声，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内外压力并不能削弱伊朗的团结。

特朗普在4月21日公开炒作伊朗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裂，企图通过这种信息操控来延长美伊停火。

他断言，只有等到伊朗能提出一致的提案，美国才会结束停火。

然而，这一系列言论不仅未能削弱伊朗的抵抗意志，反而激起了伊朗四位最高领导人的强烈反弹。

这种高度统一的共同发声，不仅展示了伊朗政权的内部稳固性，也暴露了美国外部施压的无效性。

作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第一时间站出来警告民众，指出敌人通过媒体宣传试图破坏国家团结。

他的表态不仅是对特朗普言论的反击，也是对全体伊朗人民的一次动员。

他强调，敌人对伊朗的操控和干预并不会得逞，反而会加深伊朗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

随后的联合声明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与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共同重申了国家的立场，即“我们都是伊朗人，都是革命者”。

这种言辞激昂的表态，清晰地传达出伊朗国家意志的铁血精神，意味着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伊朗绝不会选择妥协。

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也发表了坚定的立场，认为当下的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这样的高层发言，在各大媒体的聚光灯下，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强烈传达出一个核心信息：伊朗内部无论是权力派系，还是人民，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伊朗的团结不仅是口号，其背后更是一系列实战行动的支持。

在过去六周的冲突中，伊朗成功摧毁了美军的多座大型防空雷达，使得美军基地的防御能力受到严重打击。

这显然打破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不可战胜”神话，同时也表明伊朗在短时间内已经增强了自身的作战能力。

停火期间，伊朗还加速了导弹无人机的增产和前线部署，为可能的军事冲突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显得越发摇摆不定。

一方面他声称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却因担忧再度开战而不得不延续停火。

可见，这种矛盾的处境早已让特朗普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需要在军事行动与国内民意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如果特朗普选择再度开战，无疑将引发全球的反美浪潮，而国际社会也将目睹中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所有盟友的态度变化以及全球舆论的反转，都将使得美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孤立。

而如果特朗普决定继续停战，他将不得不面对国内舆论的巨大反弹，毕竟对于一个面临选举的总统而言，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不容小觑。

当前的美伊局势，似乎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穷途末路”的境地，无论选择何种道路，特朗普都显得进退两难。

这不仅是对个人政治生涯的考验，亦是对美国国家形象和战略可信度的重大挑战。

而与此同时，伊朗的表现恰恰证明了其国家意志的焕发，凸显出在极端压力下，其内部团结可能产生的巨大动能。

在这一场国际政治的角力中，最重要的并非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化解矛盾。

对于全球其它国家来说，支持或阻止某一方的行为都将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因此，在观察这场博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伊朗和美国两国的动态，更要深入思考这种局势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深远影响。

如今，特朗普政权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其领导能力的挑战，更是对整个美国战略灵活性和外交能力的检验。

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特朗普的下台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将引发对全球安全格局的深刻重塑。

盛世代价：隋唐运河对中原水土的隐性破坏

长期以来，人们反思古代水利设施利弊，主要着眼于元明清三朝的京杭大运河。

通过文献与物理分析，发现其正是导致苏北、鲁西、河北地区环境恶化和土地贫瘠的罪魁祸首。

然而，京杭大运河绝非历史首创，仅仅是前朝同类工程的理念翻版。

换句话说，以通济渠、汴水为核心的隋唐大运河，同样有对途径地区的生态造成系统性破坏。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史料的偏向性选择，才被不容易引起今人反思。

悬河的致命绑定 通济渠堪称隋唐运河的灵魂 早在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构成连接黄河与淮河的东西向水运大动脉。

仅从工程地理学角度看，这一设计便存在根本性隐患。

由于漕船通航所需水深在1.2-1.5米之间，运河必须引入含沙量极高的黄河作为水源。

事实上，黄河年均输沙量可达3-5吨/立方米。

从隋唐到北宋的500余年间，这些淤积物在通济渠内持续增加。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时期每年为清理汴河就需"夫三十万，役月余"，年均淤高速度达3-5厘米。

北宋时期 朝廷每年都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疏通运河 北宋中期，开封附近的汴河河床已高出地面3-4米，形成骇人的悬河地貌。

这种地质构造不仅意味着防洪压力，更会通过侧向渗漏抬高两岸地下水位，从而触发更大范围的土壤次生盐碱化。

而且与元明清运河的慢性盐碱化不同，东西向运河对豫东平原的破坏呈现更极端特征。

其河道如根系般切割中原厚土，导致土地碎片化与结构性疏松。

正如唐朝的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陈留、雍丘一带出现"民田苦旱，漕渠满溢"的矛盾现象。

这正是人工运河垄断水资源，导致区域水文地质失衡的早期征兆。

由于水源被侵夺 豫东平原的土质迅速恶化 沃野变沙碱 隋唐运河的破坏效果 远胜后来的明清运河 另一方面，隋唐运河对河南农业生态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强化维度： 首先是土壤质地沙化。

由于长期引黄灌溉使豫东地区，原本肥沃的壤土逐渐转化为粉砂质土壤。

有机质含量持续下降，土壤孔隙度增加导致保水性严重恶化。

这种土壤在雨季无法涵养水分，在旱季则迅速干裂，使农业生产从稳产变为"靠天收"。

中原地区的农业 毁于隋唐运河 其次是水系的系统性紊乱。

通济渠及蔡河、五丈河等支流，横切原有的自然排水网络，阻断颍水、涡水等河流的部分支流。

一方面造成豫东平原排水不畅，形成季节性沼泽。

另一方面，运河闸坝为保漕运水深而优先蓄水，导致两岸农田灌溉水源被挤占。

唐朝初年，河南道刺史李尚隐在《唐会要》中痛陈：漕舟所过，灌溉皆废，秋禾日减，民多流徙。

土地盐碱化成为区域萧条的直观体现 最为隐蔽的破坏在于地下水系改变。

悬河状态下的汴河，通过古河道持续渗漏，不仅抬高地下水位，更通过毛细作用将深层盐分带至地表。

北宋中期，欧阳修在《论汴河利害疏》中预警：河底泥沙日高，不唯舟楫之劳，亦恐城郭之危。

其担忧不仅限于水患，更暗含对土地承载力极限的忧虑。

这种"悬河-渗漏-盐碱化"的连锁反应，使河南地区在唐朝看似繁荣的农业景观下，土壤结构已发生不可逆劣化。

在现代技术来临前 土地盐碱化几乎是不可逆灾难 盛世阴影下的忽略 运河造成的土质败坏 很早就引起良心官员注意 尽管缺乏现代生态学概念，隋唐宋三朝官员已从工程维护困境和民生角度提出批评。

公元989年，工部郎中张洎上奏指出汴河"引黄河水，泥沙岁积，不三五年即浅涩"，建议"复黄河故道，别开新渠"。

这些批评始终未能上升为系统性政策修正，原因在于唐宋定都开封、洛阳的政治逻辑。

只要百万人口的京师依赖东南漕粮，生态代价就会被视为必要成本。

哪怕代价高昂，依然会被汴京繁华的盛世叙事所遮蔽。

于是，土地退化被归因于天灾，使得破坏性开发在"利漕"的大旗下持续数百年。

唐朝的河南土地劣化 被洛阳繁华所掩盖 正因如此，隋唐运河的生态破坏，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时间滞后性。

隋唐盛世阶段，政治中心的资源集聚效应可掩盖土壤退化迹象。

北宋则通过投入巨大人力进行清淤与维护，暂时维持农业产出，实质却是透支土地生命力换取短期平衡。

直至元朝，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取而代之，隋唐运河彻底走向淤塞废弃。

然而，旧运河网络已将豫东水系切割得支离破碎。

由于自然排水功能瘫痪，黄河在失去约束后频繁决口，河南地区迅速从天府沦为黄泛区。

明清时期的开封，方志所载地多沙碛+非复唐宋良田，正是土壤结构遭毁灭性破坏的迟到证明。

唐朝时期的河南 尚能维持较高农业产出 唐宋时期，豫东地区的粮食亩产可达2-3石（约120-180公斤），到明朝中后期也已跌至1石左右，仅为唐宋时期的1/3至1/2。

这种断崖式下跌并非单纯天灾所致，而是隋唐运河数百年泥沙淤积导致的土壤保肥保水能力丧失，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更为残酷的是，在土地产出持续下降的同时，国家的财政榨取并未相应减轻。

明清时期，河南作为中原腹地，仍需承担繁重的漕粮与兵饷征派。

当土地再也榨不出足够的粮食，农户被迫出售土地成为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矿徒、山贼。

明末的李自成能在豫东一呼百应，就在于该地区历经数百年生态透支后，已无法承载庞大人口压力。

土地劣化 让李自成在河南一呼百应 相比之下，同期江南地区的水利系统维护得当，不仅保持较高的农业产出，更通过商品经济吸纳了剩余人口。

这种南北经济的鲜明对比，实则是生态命运的分野。

江南继承唐宋河南的天府地位，而河南则因隋唐运河的遗产沦为了赤贫代名词。

总而言之，隋唐运河与明清运河一样，都是以牺牲区域生态换取政治整合的巨型工程。

这种破坏被盛唐的繁荣和北宋的富庶所掩盖，直到政治中心南移、维护体系崩溃，才以农业衰退与赤贫化的形式彻底暴露。

靖康之变后 河南地区的漕运维护走向崩溃 当我们颂扬隋炀帝凿通南北，或是惊叹《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繁华，不应忘记那些被史书轻描淡写的岁开汴口之役，以及欧阳修笔下河高于田隐忧。

河南地区从唐宋粮仓到明清黄泛区的衰落，并非只是战乱和黄河改道结果，更是隋唐运河数百年隐性生态破坏的累积爆发。

任何以"盛世"为名的宏大工程，其环境代价往往由后世以"赤贫"的方式偿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