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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朱子学空谈义理、否定人的自然本性及随意解释文献的做法，已经不能让人 们满足了。

一些学者开始认真钻研古代文献，以客观实证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与中国明清时期理学到朴学的学术嬗变颇为相似。

在这些学者中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本居宣长(1730 —1801)出生在伊势松坂一个富裕的商贾人家，原名小津富之助、荣贞，后改为宣长。

通称弥四郎、健藏，号铃屋。

青年时期学医于京都。

后又师事儒学家堳景山。

宝历七年(1757)回到故乡以医为生计。

同时热心于日本古典的研究。

之后又拜贺茂真渊为师，开始以《古事记》为主要研究对象。

宽政十一 年(1799)撰成《古事记传》，是所谓国学之体系化的总论，影响很大。

其与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被称之为国学四大家。

宣长弟子众多，有近500人。

其中，平田笃胤、伴信友被称为该门的双璧。

宣长一生著作等身，著书90种，260余卷，涉及多种领域，如有阐述古道论的《直灵》(明和8年，公元1771年)、《万叶集玉小琴》(安永8年，公元1779年)、《古今集远镜》(宽政6年，公元 1794年)和《新古今美浓的家苞》(宽政7年，公元1795年)。

特别 是他站在纯艺术立场，以“物哀”的文学论为基调的物语论《源氏物 语小栉》(宽政8年，公元1796年)以及和歌论《石上私淑言》(宝历 13年，公元1763年)成为他的学说的一个中心。

本居宣长能够集国学和复古思想之大成，与他直接或间接的师承不无关系。

他曾师从著名学者堀景山学习儒学，倾心阅读国学大师契冲的著作。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僧人契冲(1640— 1701)，他出生于武士之家，自幼入佛门学习教义，后开始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学，他以文献实证的方法奠定了国学的基础，被后人尊为 “国学之祖”。

契冲以及江户的户田茂睡、大阪的下河边长流等人， 希望通过对《万叶集》的注释，把和歌从儒佛的牵强附会及阴阳道 的解释中解放出来。

他所编著的一些优秀注释书，都贯彻了这一 意图，如《万叶代匠记》、《古今余材抄》、《源注拾遗》等。

此后荷田 春满(1667—1736)受其影响，将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 集》作为治学的正途，提倡国学，明确地与朱子学对立。

1728年， 他向幕府提出了建立学校的意见书——《创学校》，以实施自己的主张。

学校虽未建成，这种主张却给后来学者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巨大影响。

贺茂真渊(1697—1769)是对本居宣长有直接影响的学者。

他出身于远江某神官的家庭，37岁上京受教于荷田春满，以后迁居江户，事将军吉宗之子田安宗武，晚年在社会上培养门人。

他的著作有《万叶考》、《歌意考》、《新学》、《国意考》等等。

贺茂研究古典 文学，发现了所谓古代人的“真心”(纯情)。

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会出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用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东西。

因而他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他曾在 《国歌八论余方拾遗》中写道：“庄周曾云：‘《诗》以道志。

’盖直言其心之所思，乃诗歌也。

”他认为文学应该从朱子学所提倡的把它作 为劝善惩恶的工具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主张文学是人类自身的东西。

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这种强调文学的人性论的倾向，发展到本居宣长(1730— 1801)的时候，变得更加明确了。

宣长在《石上私淑言》中就写道： “惟柔弱的女人气，欲哭欲泣，乃是真情。

”在“男尊女卑”这样一种 封建时代常见的性别观念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宣长却认为只有女人气才是人的本质。

对此，我们不由得会联想起在《红楼 梦》中对女性的一系列赞美之辞。

宣长的代表作《古事记传》和《源氏物语玉小栉》，是当时日本 实证主义文献学的最高成果。

他对《古事记》十分重视，曾用30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古事记传》一书，奠定了日本国学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 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下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表现了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倾向。

尽管如此，宣长在思想上却是以“情”为核心的。

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做出种种烦琐的规范，其间灌注了所谓的 “汉意”。

这和日本人的心情是不同的，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

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

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未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 来。

要达此目的，惟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 “大和心”复原。

如他在《初山踏》中写道：“初学之徒，必先清除汉意，立大和魂。

犹如武夫初赴战场，首须备铠甲，整装出阵。

如装束不齐，而读神典，则无异不着甲胄。

，俄顷之间，为敌所 伤，必将落人汉意。

”这里的所谓汉意，应该指的是朱子学的主张。

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对随意曲解文献原义的反感。

因为是汉意在作怪，所以必须排斥。

他主张按原来的面目接受古典，避免汉意的误导。

宣长的另一国学力作《源氏物语玉小栉》，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

他认为《源氏物语》这本书的本质并不是为“悟道”或者劝善惩恶而写的，而是为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并将此基础置于人性的自然发露上。

这是对贺茂真渊学说的发展。

宣长的这种观点，在他的那篇著名文论《石上私淑言》中，有更为详细的阐发。

如前所述，他还认为对人来说，文学绝不是什么劝善惩恶的工具，而只能是歌唱人本身的东西。

后期的新的学问，即国学的实证的文献学和人文主义的文学理论，在宣长手下才臻于完善。

国学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从尊重人类本性的视角出发的。

但另一方面，宣长这两部书也表达出了浓厚的国粹主义，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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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佛教供养佛菩萨像的意思，诸佛菩萨不是代表神，而是代表法门的。

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事和理，用一种方法很难完全表达，所以才塑造许许多多不同的佛像方便表法。

一切诸佛代表的是我们的性德;一切菩萨、罗表的是修德。

佛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确实有佛的性德，但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够显现出来，得不到受用，所以，要想让我们的如来性德显现出来，就要靠修德。

菩萨就代表“修”，佛就代表“本性”。

因此，我们看到佛门供养的佛菩萨像，一般都是一佛二菩萨。

佛代表“本体”，菩萨代表“相”、“用”，从“体”现“相”，这就有“用”了，叫“由体起用”。

“本体”是空，是空性，起心动念都没有，没法讲，所以说“开口便错，动念即乖”。

但是还要度化众生，那就要善巧方便，就要靠“用”了，“用”为什么一般是两尊菩萨呢?因为菩萨也是有分工的：一个是解，一个是行;一个是理，一个是事。

这就是佛家经常讲的“解行相应”，光“解”不行不可以;光“行”不解也不究竟，这也是佛教“信、解、行、证”中最重要的两环。

我们现在回到本题，什么是“西方三圣”呢?就是西方的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我们现在谈谈什么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梵文音译，“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的意思，都是什么无量呢?寿命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力无量......。

总而言之就是什么都无量，被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寿命无量，是无量中的无量，就好比我们经常说的健康，健康是前面那个数字“一”，没有这个一了，后面就全是零了。

那我们能不能和阿弥陀佛一样做到无量寿呢? 六祖惠能大师说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自性里，什么都不缺，本来就是无量的，只要能恢复我们的自性，就什么都有了。

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找回我们的自性呢?那就要照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去修行。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代表“行”;大势至菩萨智慧第一，代表“解”。

大势至菩萨教我们一心念佛，“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这一句佛号，我们就能成就，但这只是小乘，加上观音菩萨的行才能变成大乘，什么行呢?就是大慈大悲之行，要发菩提心，对别人要大慈大悲，对自己要一句佛号念到底，就一定能得到“无量寿”，一定能开发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功德便统统现前。

《无量寿经》有云：“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是阿弥陀佛在成佛之前发下的大誓愿，意思是如果他说的话不算数的话，他就誓不成佛。

但是现在，阿弥陀佛不但已经成佛，还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教主，所以，他的话我们是不是没有理由不相信呢? 随机文章杨朱生平简介美国RGM-84反舰导弹，生产7000多枚服役20多个国家德国超前黑科技之歌利亚履带炸弹，希特勒又点歪科技树了世界上最接近神的3个人，阿基米德/达芬奇/尼古拉特斯拉都是妖孽为什么夏天会下冰雹，夏天雷雨季节湿度大/容易产生强对流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