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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高居神授人录的宝座，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

中世纪通行的《圣经》是诸多神学家反复编纂和修订而成的，以拉丁语(天主教会)和希腊语(东正教会)写就。

《圣经》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在整个中世纪统摄着一切文化活动。

《圣经》的版本非常多，著名的包括“七十贤士译本”和“拿西山抄本”等。

这些不同版本的圣经内容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

9世纪初时罗马教会编纂的“通俗拉丁文译本”圣经成为天主教的法定本《圣经》。

在16世纪时期，《圣经》被大量译成各种其他语言。

中世纪大部分宗教文学都是在圣经故事和使徒行传的基础上扩充的，价值不大。

相反，一些基督教的神学家的宗教著述丰富了宗教文学的内涵。

圣奥古斯丁(354年-430年)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先哲之一，他的著述在中世纪广泛流传，最重要的是具有自传性质的《忏悔录》与宗教著作《上帝之城》。

尽管其中大量充斥着对上帝的虔敬溢美之词，但这两部作品在西方文学上都起到了开风气的重要作用。

另一位著名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58年-1260年)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虽然是神学范畴，却有很多哲学上的深刻见地，在文学理论上也有一定贡献。

西班牙神学家贡萨洛·德·贝尔塞奥(1195年-1247年)是学士诗的鼻祖，一生创作了许多圣母赞歌。

他的文风简练，很少使用拉丁语中冗繁的修辞。

代表作品《圣母显圣记》。

中世纪宗教文学中最为盛行的题材是宗教剧，这也是教会普及宗教知识、煽动宗教情绪最有效的方式，内容也往往乏善可陈。

法国、英国、德国等地宗教节日上都有宗教剧演出。

出于宣传的需要，这些宗教剧大多摒弃拉丁文，而采用各国的地方性语言，演出的地点也逐渐移至教堂之外的世俗社会，宗教剧是欧洲近代戏剧的雏形。

英雄史诗 中世纪欧洲是英雄史诗极度繁荣的时期，许多国家、民族最早的史诗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这一时期的英雄史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反映各部落处族社会末期的生活，这些民族尚未被封建化，也未受基督教影响，代表作包括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贝奥武甫》(一译《贝奥武夫》)以及冰岛的《埃达》和《萨迦》。

这类史诗和同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都歌颂部落英雄，以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事件为依据，神干涉人的命运，人对诸神逐渐失去敬仰。

日耳曼民族的英雄史诗数量极多，但由于都是基于口头流传的方式，作者往往已经不可考稽。

《贝奥武甫》是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英国叙事诗，全诗共3182行，保留得相对完整，作者已经无法考证。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则是古代高地德语文学中最古老、最具价值的杰作，只存流下来残稿两页，共68行。

冰岛的英雄史诗《萨迦》和《埃达》是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代表之作，记录了北欧地区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故事。

北欧的神话和传说自成体系，和一样富有魅力。

在维京时期(193年-1050年)被南侵的丹麦和挪威人带到西欧和南欧，并与罗曼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神话传说融合。

英格兰的《贝奥武甫》就取材于。

由于这一类史诗具有异教精神，所以受到天主教会的严重摧残，许多史诗都被焚毁。

另一类史诗虽然也以歌颂英雄为主，但表现的却是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以后的产物，原始神祇逐渐消失，封建君臣、主仆关系和的痕迹则得以体现，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英雄们的壮举往往表现为反对异教徒的斗争。

这类史诗的代表作包括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和古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其中《罗兰之歌》是此类史诗中最重要的作品。

史诗问世于12世纪的法国，却直到19世纪才被发现。

史诗以盎格鲁-诺曼底方言写成，以为背景，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爱国忠君主题的故事。

《罗兰之歌》在中世纪地位极高，已经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理想英雄形象的象征。

骑士文学 骑士文学是欧洲骑士制度的产物，也是中世纪欧洲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欧洲的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小的封建主受封于大封建主而成为“封臣”，而封建主阶级最下层的一个等级就被称为“骑士”。

在中世纪早期，骑士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11世纪开始历时200年之久的8次十字军东征中大大改观，骑士阶层一跃称为欧洲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恪守“忠君、护教、行侠”的信条，骑士们在学习武艺的同时也要学习礼仪、诗歌、音乐等。

骑士要把荣誉看得高过一切，要在为封建主和“心仪的贵妇人”的冒险和效劳中获得功名。

这些特征精确的体现于骑士文学中。

中世纪骑士文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盛行时期，很多诗人作家都从中汲取养分。

尽管骑士文学中包含了种种宗教和封建礼法的因素，但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神话般的浪漫情愫仍使得这些文学作品本身对后世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骑士抒情诗 骑士抒情诗最早产生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

普罗旺斯的诗歌是在宫廷中发展起来的，其形式多半借助民歌而演化。

普罗旺斯的诗人是西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行吟诗人”，流传下来的名的诗人有数百之多，但存留的作品很少。

这些诗歌多半表现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比如著名的“破晓歌”就是描述骑士与贵妇人幽会之后在破晓时分依依惜别的情景。

13世纪初很多普罗旺斯诗人流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推动了时期诗歌的发展。

除法国普罗旺斯外，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一些骑士阶层的诗人。

比较著名的包括德国的瓦尔特·封·德·福格威德(1170年-1230年)、西班牙的伊尼科·洛佩斯·德·门多萨(1398年-1458年)、胡安·德·梅纳(1411年-1456年)等 骑士传奇 骑士传奇是中世纪骑士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英、法、德都有传奇名篇传世。

骑士传奇的主题大都是骑士为了爱情、荣誉或宗教信仰，表现出冒险游侠的精神。

骑士传奇按照题材可以分为不同的系统。

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主要包括三个系统。

城市文学 杰弗里·乔叟西欧各国从10世纪开始，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并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层。

12世纪，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强大，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开始开办非教会学校。

尽管市民阶层不否定宗教信仰，但却对封建领主制度和天主教会的权威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西欧许多国家的教会将市民阶层开办的非教会学校视为异端，并设立宗教裁判所，对世俗文化进行戕害和镇压。

中世纪城市文学的发展同城市斗争及“异端”思想有很密切关系，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的要求。

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歌颂市民或农民个人机智和聪敏，反映了萌芽中的资产阶级的精神特征。

其表现手法是讽刺，语言朴素生动，有时流于粗俗。

法国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学最发达。

“韵文故事”是法国最流行的一种城市文学类型，其特点是故事性和讽刺性都很强。

作品中无情的嘲讽骑士和僧侣的丑态，但同时也暴露市民阶层的贪婪自私。

法国城市文学中成就最高的包括两部作品：《列那狐传奇》和《玫瑰传奇》。

前者以动物世界隐喻人类社会，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力巨大而持久，以至于在现代法语中“列那”一词已经成为一般名词，代替了“狐狸”这个单词。

18世纪德国作家歌德对之十分推崇，并改写成德语叙事诗《列那狐》。

而后者则采用寓意手法，没有曲折的情节，描写梦境、典雅的爱情等主题。

这是西方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梦境的作品，甚至影响到了20世纪的现代文学。

法国城市文学在抒情诗方面成就也很高。

吕特勃夫(?-1280)是中世纪第一个优秀的市民抒情诗人，出身于社会下层。

他的诗歌多半描写自己的贫苦生活，讽刺僧侣和贵族。

弗朗索瓦·维庸(1431年-1480年)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人，他的传世之作《歌集》和《遗言集》风格亦庄亦谐。

维庸一生生活在痛苦与悲愤之中，但他的作品仍然能够超越自我和现实，以带着嘲弄的冷眼审视社会。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

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1332年-1400年)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在当时流行颇广。

此外，英国流行的瑶曲《罗宾汉瑶曲》描写的的生活，表现了市民阶层反抗封建等级的精神面貌。

罗宾汉的传说在14、15世纪流传很广。

除英国外，在北欧的挪威出现了类似的艾尔吉尔传说，在瑞士出现了威廉·退尔传说，都反映农民抗暴斗争。

杰弗里·乔叟(1343年-1400年)是英国中世纪诗人，也是英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乔叟开始写作时，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出现端倪，因此乔叟的创作受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影响。

他早期的诗作包括《公爵夫人书》、《声誉之宫》和《百鸟议会》，受到法国市民文学影响较大。

但乔叟最著名的作品则是《坎特伯雷故事集》。

这部故事集是英国中世纪文学成就最高的市民文学，对后世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薄伽丘的《十日谈》就大量采用了《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写作方法。

中世纪的市民戏剧也非常繁荣，主要类型包括独白剧、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四种体裁。

这些不同的体裁在表现手法和内容题材上具很大的相似性，一般都以讽刺的笔法来表现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

法国的市民戏剧十分发达，甚至产生了两个具有全欧影响力的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

著名的剧作包括比埃尔·格兰高尔(1475年-1538年)的《傻王的把戏》和笑剧《巴特兰律师的笑剧》等。

15世纪后半期，西班牙戏剧达到了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要成熟发达的水平，代表人物包括胡安·德尔·恩西纳(1469年-1529年)和费尔南多·德尔·罗哈斯(1476年-1541年)等。

前者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在将中世纪简陋的宗教剧转变成具有文艺复兴特点的情节复杂的戏剧，而后者的代表作《塞莱斯蒂娜》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名著，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译成各种文字，广泛流传。

代表文学作品 《贝奥武甫》 前英雄史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用古英语写成。

《贝奥武甫》写高特王贝奥武甫率领武士杀死巨怪和火龙、最后自己也英勇牺牲的故事。

塑造了一位英雄无比的氏族英雄形象。

《罗兰之歌》 后期英雄史诗中最杰出作品 《罗兰之歌》分三部分。

写远征西班牙、民族英雄罗兰因奸细的出卖而最终英勇战亡、查理大帝彻底消灭敌人和奸细的故事。

爱国主义是这部史诗的基本主题。

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在罗兰的形象上得到集中体现。

他把保卫“可爱的法兰西“当作自己的天职。

《神曲》 作者但丁：1265-1321。

出生于佛萨。

最崇拜维吉尔。

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分为《地狱》、《炼狱》、《天堂》) 1、梦幻与写实的交融。

《神曲》虽然以梦幻文学的形式描写了但丁的灵魂在理性和爱的指引下幻游三界达到至善境界的经历，具有浓厚的宗教幻想色彩，但作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尖锐复杂的党派之争以及教皇和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梦幻与现实的交融，反映了作者对基督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积极态度，体现了新文化的发展趋势。

2、工整与谐调的结构。

《神曲》分为3部，每部33歌，加“序曲”，共100歌。

各部篇章基本相等。

长诗采用连锁押韵式衔接，每部诗的末尾均以“群星”一词作结。

作品在整体上工整而谐调。

3、象征、寓意、梦幻的手法。

《神曲》从头至尾充满象征和寓意。

森林、狮、豹、狼被称为《神曲》的四大象征，分别代表混乱的政治环境、野心、淫欲和贪婪。

维吉尔代表知识和理性，贝亚特丽齐是爱和信仰的化身，他们象征着人的生活要有知识和爱的指引;三界之行是“人类精神”由罪恶到净化直至幸福的必然过程，地域象征黑暗社会，天堂为理想境界，炼狱是人类由黑暗走向光明必经的痛苦历程。

作品的结构也是象征的， “3”的含义(3部、33篇、3韵句)就意味着神学上的“三位一体”。

4、神曲以意大利民族语言写成，并采用意大利民歌形式。

但丁的神学世界观与人文主义世界观的矛盾在作品中得到反映，说明但丁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的桎梏。

《列那狐的故事》 以动物讽喻现实，通过动物间的斗争来反映城市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冲突。

列那狐是市民的化身，在它身上体现出市民阶级的双重性：一方面与象征豪门权贵的狮子、狼等大动物斗争，表现了市民阶级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思想;另一方面又欺凌和残害象征贫苦下层人民的、乌鸦等小动物，表现了市民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

《玫瑰传奇》 长篇故事诗，中世纪市民文学中一部风格独特作品 整部作品用象征、梦幻的手法，写“情人”经过种种努力，排除各种阻挠，最终获得玫瑰(恋人)的梦幻故事。

上部基本宣扬骑士典雅的爱情的贵族文学作品，下部则突破狭隘的爱情主题，成为后来人文主义文学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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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历程中，1905年至1906年的，不仅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的历史走向，同时也书写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时代中国认识世界、加强对外联系、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事件。

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清末五大臣出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43名，自1905年12月11日离京至次年7月23日返京，重点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33人，自1905年12月7日离京至次年8月10日返京，重点考察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顺道考察了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等国。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合影 关于考政大臣人选，正如革命派舆论机关《民报》所评论，不是“最亲爱之天潢”，就是“极老成之卿相”。

确如其论，载泽为帝曾孙，封镇国公，戴鸿慈为户部右侍郎，端方为湖南巡抚，尚其亨为山东布政使，李盛铎曾任出使日本大臣。

尤值称道的是，考政大臣负责选拔的随从人员素质颇高，《大陆》即言“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

据统计，两路考察团具有留学教育背景者各有12人，占到较高比例。

其中，唐元湛、温秉忠为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为首批官派留欧生;陆宗舆、杨守仁、戢翼翚、唐宝锷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欧阳祺曾留学哈佛大学，施肇基曾留学大学、康奈尔大学。

舆论界对于留学生入选考察团颇为欢欣，《华字汇报》称欧阳祺长于公法，“此次调查宪法必能展其所长，为祖国造无疆之福”;《大公报》称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素，“考查各国政治必可收实效”。

其余多数随从人员亦专意经世之学且学有专门，诸如熊希龄、吴宗濂、陈琪、吴勤训、夏曾佑、关冕钧、姚鹏图等人。

另外，随从人员当中亦不乏官宦子弟，如邓邦述(邓廷桢之曾孙)、李焜瀛(李鸿藻之子)、沈觐扆(沈葆桢之曾孙)、恺(张人骏之子)、徐世襄(徐世昌堂弟)、朱纶(朱家宝之子)，展示出官场对五大臣出洋的看重。

清政府遣使谕旨虽以“考求一切政治”为言，但很明显赋予考察团的核心使命是考察各国政治制度，为中国能否乃至如何推行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舆论界对此亦心知肚明，如遣使谕旨甫颁，《申报》即刊文将五大臣出洋与日本改革之前的出洋考察团相提并论：“此也，谓之如日本明治四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视察欧美之举也可，谓之如明治十五年查考宪法制度之举也亦可。

”《时报》也指出五大臣出洋异于既往之处：“自以来通使诸国四十年矣，要皆以议约、报聘，专于外交，从未有以采风问俗为自强改革之资者。

”考察团的某些论调甚至走在时代前列。

以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为例，地表达了对欧美各国君臣平等关系的艳羡：“观欧美诸国，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堂陛周旋，宛如宾友。

”对自由、平等的介绍，读来更是让人。

关于自由，戴鸿慈认识到“人人于其权利范围之中得以为所欲为”乃自由之真谛，但并非“放纵无节之谓”;关于平等，他写道：“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权，其享受国民之权利维均”。

除政治制度外，举凡军事、经济、社会、教育、市政，皆在考察团考察之列。

总之，较之以往的出洋考察团，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具有规模大、规格高、考察国家多、考察范围广等显著特点，是近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推动了中外交流 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环境日益恶劣，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考察团出行之际，中国外交环境尤其严峻，如中法关系由于南昌教案一度紧张，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遭到最严重的危机。

然而，考察团遍历各国时则普遍受到热情接待，并未遭到冷遇。

法国政府“并未以南昌教案为事”，美国政府亦“派员照料，接待甚优”，其他所至之国亦是“莫不推诚相待”。

推其原因，正如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所言：“我国家振奋图强，议行宪政，彼邦人士钦佩至诚，露于不觉。

”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与政、商各界广泛交往，是考察团联络邦交最重要的途径。

载泽考察团在会晤日本天皇之前，先将及致赠日本天皇、皇后礼品托式部官呈上。

会晤当天，“(载泽)行鞠躬礼，读颂词，呈国书。

日皇手受，答如礼，敬颂皇皇上安，辞意殷挚。

礼毕，至凤凰间宴席”。

戴鸿慈、端方在拜见美国总统西奥多·时，致辞中有“颂大伯理玺天德福寿康强并大美国人民太平幸福”之言。

后者在答辞中说道：“余所以欢迎彼等者，盖欲显明吾美对待中国之真诚也”。

同时又致信光绪皇帝：“您的访问团把贵国的友好情谊带到了美国，我们也请考察团将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中国去。

”在华盛顿，戴鸿慈、端方还受到美国国务卿路脱的热情接待，当日参加会见的有六十人之多。

端方在演说中表达了希冀学到更多知识以便带给中国国民的愿望，路脱在答辞中回应：“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收获满满，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纽约，戴鸿慈、端方参加了亚细亚协会的招待宴会并致辞，参加的二百多人当中大部分为纽约市“有势力之商家”。

教育交流也是考察团颇具特色和成效的交流方式。

在考察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时，戴鸿慈、端方与校方积极协商，争取到上述学校的留学学额以及留学费用的资助，构成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08年端方派遣十五人分赴各校，其中即有后来成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还得到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剑桥大学校方在授予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尊敬的大清国考察团，你们跋山涉水考察世界各国，你们的使命如此之重，困难无疑将会伴随你们的考察之旅。

殿下能够访问剑桥令我们倍感荣光，我们热切希望，从今以后我们各自的国家、政府以及国民，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对于得授荣誉学位，载泽在日记中颇为激动地记道：“谦伯里区(即剑桥大学)为英最古之大学，笃克罗(即博士学位)乃英最高之学位，非品学端粹，著述宏富，为士林推重者，不轻相假，他国人得此，尤为荣耀。

”国内舆论界对此亦是，如《大公报》即称是举“洵可谓增使节之光宠，极海外之荣誉”。

考察团在出洋期间的各种交流活动，不仅仅是表达礼节的一般仪式，而是具有交谊功能的重要外交手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有效地联络了邦交、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如戴鸿慈在日记中所记：“相见日多，则相知亦深。

” 展示了中国改革新气象 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列国之行，吸引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相关报道、评论不仅仅关注到考察团行程，还涉及考察团此行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影响以及将来中国推行改革要面临的困难。

戴鸿慈、端方考察宪政(1906年 芝加哥) 以端方、戴鸿慈在美国的考察为例，诸如与美国国务卿路脱的会晤、对美孚石油公司的考察等活动，《纽约时报》都做了大篇幅报道。

关于考察团考察美孚石油公司，该报除介绍具体细节外，还颇有远见地预料到中国石油工业必有兴盛之日：“毫无疑问，中国有许多石油储藏而且终有一天被开发，石油迟早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正规行业，考察团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极有可能推进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对于考察团的考察态度，美国舆论界普遍给予好评，《教育杂志》即言：“以西方人都觉得忙乱的速度，中国代表团已经横跨了美国，并考察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和政治情形，他们对这里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浓烈的兴趣。

他们的举止和品格，表明他们是其国民中的最上流一族，他们的确是对自由制度甚表认同的中国第一层级的政治家。

” 国外舆论在关注考察团行程的基础上，进而深入观察清政府的政治动向，并对清政府即将推行的改革建言献策。

在载泽考察团抵达东京后，《日本》杂志刊文介绍其目的在于“视察我国宪政，以期改善国内政治体制”。

《东京朝日新闻》指出中国推行改革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满汉之界存乎其间”，预言革命派必将与政府大起冲突。

《外交时报》发表日本政治家有贺长雄所作《清国政体之前途》一文，指出中国以君主亲裁变为立宪政体，清政府应当尤其注意国民能否达到立宪国民资格这一关键问题。

《国民新闻》预言阻滞中国推行宪政改革的两大弊端：其一是“排外之意想盛也”，突出表现为“欲屏拒外人”;其二是“维新之主义左也”“但喜文明之外形，至其实际精神则固未尝梦见”。

进而提出三策：确立“开放进取之策”;使国民政治知识力求进步;学习各国政治文明，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表质文物”，而应当“致力于政法学理之间”“当求其所以致此之因”。

该论颇得国内舆论认同，《外交报》即称该论“抉吾国今日之弊”“其药石我也至矣”。

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幅员辽阔、政治管理松散，而政体改革牵涉问题太多，“只能通过缓慢且痛苦的过程才能实现。

”《司葛司门报》强调宪政改革“宜行之事自甚繁夥”，建言中国学界应配合政府此举，“当有所预备，以待新政之设施”。

《外交报》称赞是论：“诚哉是言!盖在上者有所考察而归，在下者有所预备而应，则立宪之事乃易如反掌。

” 正如另一位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所言，如果中国此次变法不是掩耳盗铃，“外国人从此就看得起中国人了”。

可以说，正是借助外国媒体的介绍宣扬，中国的改革新气象在世界范围得到展示，由此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也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提升。

这也给我们昭示出一个历史示：一个国家能否赢得他国关注乃至尊重，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外，是否有求治之决心、展现求治之气象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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