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无独有偶，日前，江苏50多岁的张女士（化姓）也摊上了这样的糟糕事。

自2020年以来，她先后被查出结肠癌、甲状腺癌，2024年，又确诊了乳腺癌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治疗。

她为什么会身患多种癌？真的有癌症体质吗？她的治疗效果是不是比单一癌差？如果她有女儿，要不要切除乳腺来预防乳腺癌？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张女士的经治医师——肿瘤内科袁渊副主任。

4年间先后查出3种癌，这样的病例多吗

张女士今年50多岁，父亲有恶性肿瘤病史。

之前的她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但2020年以后，她就如同进入了癌症魔咒，生活一再被癌症困扰。

先是发现身患结肠癌，幸而是早期，经手术治疗后，逐步回归了正常生活；

2023年体检，确诊了甲状腺癌，术后进行内分泌治疗，情况趋于稳定；

今年复查时，新发现了乳腺癌，再次手术并接受辅助治疗。

身患3种癌，对常人来说难以想象承受了多少，但张女士始终坚强，一直默默配合医生的治疗，和癌症对抗。

临床上这样的病人多吗？

袁渊说，体内同时发现两种或以上的恶性肿瘤，医学上称为多元癌。

国内发生率不高，在肿瘤患者中大约占0.35%到2.4%，一般以双原发癌常见，比如甲状腺癌与乳腺癌，临床上也碰到乳腺癌与肺癌，乳腺癌与卵巢癌。

三种原发癌较为少见，四种或以上的极为罕见。

为何一个人会患多种癌，真的有癌症体质吗?

恶性肿瘤的发生本就是多因素、多步骤积累的复杂过程，多元癌的发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是遗传因素：如果一级亲属得了某种肿瘤，其患癌的风险会有所增加，比如乳腺癌，肠癌；

还有先天基因缺陷，包括BRCA突变、林奇综合征等；

二是易感性因素：肿瘤患者本身免疫功能下降，合并有免疫缺陷疾病的患者再次患癌的风险更高。

三是内分泌因素：某些恶性肿瘤与内分泌系统的关联较为密切，例如乳腺癌与宫体癌、卵巢癌和甲状腺癌之间常有关联。

四是生活习惯与环境因素：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以及暴露于某些致癌物质或环境中；

五是治疗导致的第二肿瘤:如儿时患纵隔淋巴瘤经过化放疗后治愈，成年后罹患了乳腺癌，可能与既往胸部放疗有关。

前三种主要与内因有关，相当于人们所说的癌症体质，患一种或多种癌的几率高于常人；

后两种则与外因有关。

多元癌VS一种癌 ，哪种治疗效果差

很多人认为，身患两种以上癌症真倒霉，治疗效果一定不如只患一种癌症。

袁渊说，这是一种误解。

临床上，多元癌治疗过程比较复杂，但是效果未必低于同类单一癌症的患者。

患者的预后情况与肿瘤的类型及分期有关。

比如，肝胆胰腺恶性肿瘤，即使进行了手术治疗，5年生存率仅维持在20%左右。

而像张女士这样，前两种类型的癌都是早期，手术后基本可以达到治愈，第三种癌也属于早期乳腺癌，5年生存率也在90%以上。

并且，由于癌症患者定期复查，第二、第三种癌往往发现的早，得到了早诊早治的机会，有了治愈的可能。

而医生对多元癌，会按照各个原发癌进行个体化治疗，如果没有出现远处转移，通常选择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所以，和只有一种肿瘤的患者相比，多元癌患者的生存和预后不会有太明显的差异，关键在治疗的干预时期是否及时，治疗措施是否规范。

打破癌症魔咒，女儿要不要切除乳腺?

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有乳腺癌家族史，2013年初，得知自己是 BRCA1 突变基因携带者，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几率分别是80%和50%。

她选择双侧乳腺、卵巢和输卵管的切除，以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张女士本身是癌症体质，如果她有女儿并且是 BRCA突变基因携带者，要不要切除乳腺以防万一？袁渊说，张女士的女儿属于乳腺癌、卵巢癌高危人群。

目前对于这类有BRCA基因突变的人群，是否有必要预防切除双乳是存在争议的，需要找专科医生详细的咨询，不必过度恐慌。

做好以下三点即可：一是到医院咨询专科医生，定期进行对应的癌症筛查，早期发现潜在风险；

二是注意改善生活方式，避免暴露于致癌物质或环境中，降低患癌风险；

三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文字 胥林花 图片：吴梦然

明朝的文字狱：扼杀新兴思想的产生，导致明朝文坛陷入低谷

从周厉王防民之口，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到东汉的党锢之祸，北魏的国史之狱，以及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文字的力量与危险总是相伴而生。

然而，纵观整个历史，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可谓达到了顶峰，尤其是明朝，几乎把这种文化压迫推向极致。

若我们对比明清两代的文字狱，会发现其目的和手段有着明显差异：明朝的文字狱更侧重于禁锢自由思想、打压所谓异端，而清朝则主要针对反清言论和政治朋党，但并不完全禁止早期启蒙思想的传播，这两者的差异不容忽视。

明朝初期，文字狱如火如荼地展开。

洪武年间是其高峰期，之后虽有所间歇，却从未真正停止。

朱元璋刚刚建立明朝时，广邀天下儒生为新王朝效力，但令他震惊的是，一些儒生竟然怀念已逝的元朝。

面对这种不忠的情感，他采取了最严厉的手段：杀戮、抄家、逼迫效忠。

朱元璋曾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他试图拉拢儒生，却因此引发武将们的嫉妒和不满，暗中挑拨、讥讽，最终导致了文字狱的频繁发生。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投靠朱元璋的文人，都难逃杀身之祸，包括鼎鼎大名的吴中四杰和明初三大家。

以高启为例，这位被誉为明代最伟大的诗人明初诗人之冠的人物，孤高自傲，不问朝政，不羡功名。

他的诗作豪放奔腾，浪漫气息浓烈，曾任张士诚幕僚，因此自然而然地引起朱元璋的怀疑。

辞官后，高启隐居江南，苏州知府修建府邸时请他作上梁文，他便写下了《郡治上梁文》。

文中出现了龙盘虎踞一词，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将高启腰斩，并牵连多人。

朱元璋还建立了厂卫制度，严密监督文人。

诗人钱宰在家写下一首小诗，调侃上朝之事，却被朱元璋得知，直接在朝上点名修改，钱宰当场吓得跪地求饶。

朱元璋时期的文字狱案件多如牛毛，稍有不慎，文人便可能因一字之差而被处死。

到洪武晚年，有名气的文人几乎全被屠戮，朱元璋因此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狠的杀文人皇帝。

他读到《孟子》中民贵君轻的语句，大怒之下撤掉孟子牌位，删改其书，仅保留三分之二。

《百度百科》记录的文字狱就高达二十多起，文人们人心惶惶，纷纷辞官归隐。

王宾等隐居文人，为避征辟而潜心研究医学，也可窥见当时士人的恐惧与无奈。

朱元璋之后，明朝的文字狱仍在继续。

朱棣时代，方孝孺案尤为典型，朱棣灭其十族，并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

方孝孺的门生只得将其作品改编为《侯城集》，然而仍有人因家藏其诗文而被斩杀。

建文帝的文字同样被禁，任何戏剧传播其事都被焚毁，收藏者全家连坐。

永乐年间，因出题或进书获罪的事件屡见不鲜。

大量文字狱的发生，使明朝文人不敢直言时政，台阁体诗文应运而生——一切歌功颂德的作品充斥文坛。

明朝前期的文坛因此陷入低谷，小说创作亦如枯井，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成书后，文坛一度沉寂，直到后期《西游记》才出现新的文学活力。

朱元璋审查施耐庵作品的故事虽荒诞，却折射了明初文字狱的严密和残酷。

明朝的诗歌创作整体低迷。

散曲在元代已盛行，但明朝几乎停滞；

诗虽多，却质量低劣，常有诗味同嚼蜡的现象，唯有个别非专业诗人偶有佳作，如于谦的《用煤炭》、戚继光的《马上作》。

词的发展亦凋敝，直至明末才出现陈子龙等少数佳作，且多在明亡之后问世。

相比之下，清朝的诗歌却焕发中兴之光，赵翼、纳兰性德、陈维崧、龚自珍等名家辈出，整体水平远胜明朝。

明朝中后期，新兴思想频繁涌现，但朝廷采取高压政策镇压。

在科举上，明初尚无固定文体，至中期，八股文确立，考试内容严格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极大限制了思想自由，使思想活跃、文笔优美之士难以脱颖而出。

中期文字狱虽有所减少，社会舆论稍显开放，但对新思想的打压仍然存在。

嘉靖年间，颜钧、梁汝元等思想家被捕杀；

万历年间，启蒙思想家李贽因批判程朱理学而遭迫害，其著作多次焚毁。

明朝还大规模打击书院教育。

书院兴于唐、盛于宋，是学术自由的象征，却在明朝逐渐衰落。

前期书院被迫转为科举培训班，后期虽有所增加，却频繁遭到毁灭：1537年起，明廷下令摧毁传播王阳明、湛若水学说的书院，多次毁书院，使书院教育走向低谷。

据史料记载，仅万历时期就有八次禁毁书院，天启、嘉靖年间又各有两次，总计十二次，几乎断送了书院的学术传承。

综上所述，明朝文字狱不仅维护皇权威严，更深层次地扼杀社会新兴思想，巩固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这与清朝打击反清言论形成鲜明对比，清代启蒙思想仍能蓬勃发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才能提出反专制的启蒙性见解。

明朝文字狱所造成的思想禁锢和文坛凋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之深，至今令人触目惊心。

震惊河北的“警察杀手”大案纪实：七年间，他一边破案，一边作案

工人随手蹭掉表面的淤泥，瞬间浑身发冷、头皮发麻——那是一把冰冷的“五四”式手枪，旁边还散落着四个弹夹，锈迹斑斑的枪身，仿佛在无声诉说着一段被河水掩盖的血腥过往。

没人能预料，这把沉睡河底近八年的枪，会撕开一个惊天秘密，更没人想到，它最终指向的，会是一个终日与他们并肩作战、甚至参与侦办相关案件的“自己人”。

血色黄昏里的接连悲剧时间拉回1987年深秋，唐山的街头还带着几分寒意，一场针对民警的噩梦悄然降临。

11月1日晚，53岁的老民警张恩佐下班途中，毫无防备地被一根铁棍从背后击中，应声倒地，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路面。

凶手并未停手，蹲下身粗暴地翻遍他的衣兜，事后查明，凶手的目标是他的配枪。

万幸的是，当晚张恩佐并未带枪，捡回一条命，却重伤昏迷，留下终身伤痛。

仅仅40天后，悲剧再次上演，12月11日晚，45岁的民警杨庆福在回家路上遭遇伏击，凶手手段更为凶残，用木棍和石块疯狂施暴，杨庆福当场牺牲，他身上的“五四”式手枪和子弹，被凶手洗劫一空。

丧心病狂的凶手并未收手，13天后，恰逢12月24日平安夜，年轻民警周荣刚从女友家出来，就遭遇了致命枪击，当场身亡，他的配枪和子弹，也被凶手抢走。

现场唯一的线索，只有目击者模糊的描述：凶手骑着一辆“飞鸽”自行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不到两个月，三起恶性案件，两死一伤，两支民警配枪被抢，恐惧像瘟疫一样在警队蔓延，许多民警甚至不敢穿着警服上下班。

专案组成立，全员夜以继日排查，却在茫茫人海中屡屡碰壁，毫无头绪，这起系列案件，成了唐山刑警心中一块沉甸甸的巨石。

迷雾中的诡异漫画与银行劫案1988年4月5日，是周荣的百日祭，一大早，周荣家的门上传来一声巨响，他的女友开门后，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住——门上赫然钉着一幅诡异的漫画，画上有三名穿警服的男子和一个裸体女人，旁边歪歪扭扭写着“老井、周、杀绝、稳准狠”等字样，笔迹经过明显伪装。

这幅漫画像一个陷阱，直接将警方的侦查方向带偏，大家纷纷围绕周荣的私人关系展开排查，怀疑这是一起情杀案，可漫长而细致的调查过后，却一无所获，案件陷入僵局。

可真正的恶魔，从未停止作恶。

1988年10月25日晚，一家银行储蓄所的两名职员，在送交4.5万元营业款的路上遭遇抢劫，两声枪响过后，三人当场毙命，一人重伤，死者中除了银行职员，还有两名无辜路过的群众。

现场提取的弹头，经技术检验，正是来自两个月前周荣被抢走的那把手枪！至此，几起看似独立的案件，终于被串成了一条线：击伤张恩佐、杀害杨庆福，是同一个人的作案手法；

杀害周荣的枪，是杨庆福被抢走的那把；

抢劫银行的枪，是周荣被抢走的那把。

这分明是一个为了抢钱而抢枪，为了抢枪而不惜杀人的连环恶魔！可新的谜题又随之而来：凶手在抢到第一支枪后，为何还要冒险杀害周荣，再抢第二支枪？难道他还有同伙？可现场勘查和目击者的描述，都否定了两人作案的可能，这个疑问，让案件陷入了更深的迷雾之中。

致命疏浚：真凶竟是“自己人”时光荏苒，一晃就到了1996年，距离那三起杀警案、一起银行劫案，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这七年里，唐山刑警从未放弃追查，可案件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那几起命案，像一块巨石，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

谁也没想到，转机来得如此意外。

那年春天，唐山市政府决定对陡河进行清淤，3月18日，当清淤工程进行到市区某段时，那把沉睡了近八年的“五四”式手枪，连同四个弹夹，一同重见天日。

经技术鉴定，这把手枪，正是当年周荣被抢走的那把。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弹夹中，一个属于周荣，一个属于杨庆福，另外两个，竟然属于唐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两名在职刑警！这简直是一枚重磅炸弹——枪支弹夹是警察的“第二生命”，除非本人，谁能同时持有四名警察的弹夹？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凶手，极有可能就在警队内部！调查随即展开，档案显示，那两名刑警的弹夹，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调配给了另一名刑警——刘辉。

刘辉，32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警校毕业，业务过硬，还立过大功，是刑警队的骨干，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也是当年“3·24”系列案件专案组的成员之一！怀疑的矛头，猝不及防地指向了这位朝夕相处的“自己人”。

那些被忽视的蛛丝马迹其实，刘辉并不是第一次被怀疑。

早在案件发生之初，市局警校教员王秀宇就曾做过一个大胆的推理，他通过反复实验，分析出凶手开枪的动作极其专业、老练，绝非普通劫匪，极有可能出身军警。

他顺着这个思路，将怀疑的圈子越缩越小，最后竟锁定了自己的学生——刘辉。

他曾两次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怀疑，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再加上当时警方的侦查方向正偏向“情杀”，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这份怀疑，也被暂时搁置。

同样怀疑刘辉的，还有模拟画像专家姚殿义。

在银行劫案发生前，曾有目击者看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在现场附近徘徊，姚殿义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了模拟画像。

画像一出来，就有专案组成员惊呼：“这人怎么这么像刘辉？”而刘辉听闻后，不仅没有慌乱，反而指着画像“自嘲”道：“就照着我这模子找！”一句看似轻松的玩笑，却掩盖了所有的疑点。

在当时，几乎没人敢相信，一个业务优秀、立过大功的刑警，会是杀害同事、抢劫银行的真凶，这份固有印象，让刘辉得以隐藏多年。

贪婪之下，战友反目成仇1996年，当那把手枪从河底捞起，所有的怀疑终于汇聚成铁证，市公安局局长亲自下令，对刘辉实施抓捕。

审讯之初，刘辉自恃心理素质过硬，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可铁证如山，当年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与他的鞋子完全吻合；

周荣女友家门上的那幅诡异漫画，经笔迹鉴定，也是他亲手所画。

在如山铁证和民警的耐心教育下，刘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交代了所有罪行。

而他的作案动机，简单到令人发指——为了钱。

为了抢劫银行，他需要枪支，他之所以选择老民警下手，是觉得他们年纪大、反应慢，更容易得手。

他先是袭击了张恩佐，却没能抢到枪；

随后，他残忍杀害了杨庆福，抢到了第一支枪。

就在他准备收手，策划银行抢劫时，一个消息让他不寒而栗：一次聚餐中，他的警校同窗、四年好友周荣，无意间提到，自己似乎对凶手开枪的手法有所察觉，甚至说过“知道是谁干的”。

刘辉不管周荣是否真的知道真相，他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为了自保，竟然残忍地杀害了昔日同窗、并肩作战的战友，并抢走了他的配枪，企图混淆警方的侦查视线。

事后，他又画下那幅诡异的漫画，故意将水搅浑，引导警方往“情杀”的错误方向调查，拖延时间。

至于为何不杀害曾经怀疑他的王秀宇，刘辉坦言：“他动静太大，已经直接举报了我，如果他死了，所有人都会立刻怀疑到我头上。

”天网恢恢，终食恶果刘辉还交代，1995年，有一次同事夜里突然登门拜访，他误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败露，紧张之下，竟将私藏的另一把枪子弹上膛，准备顽抗。

事后，他越想越害怕，担心枪支暴露，便将这把枪砸毁，扔进了煤矿的水坑里，企图销毁证据。

可他没想到，那把沉在陡河河底的手枪，早已为他的罪恶画上了句号。

法庭上，刘辉依然心存侥幸，当庭翻供，态度恶劣，甚至出言激怒了自己的辩护律师。

最终，辩护律师当庭拒绝为其辩护，退出法庭，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对罪恶的唾弃，也是对受害者的告慰。

然而，铁证如山，不容狡辩，法院最终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盗窃枪支罪等数罪并罚，判处刘辉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