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创始人是哪位?有哪些思想?

泰州学派创始人。
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
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
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生活在十五
【菜科解读】
泰州学派创始人。
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
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
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
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
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回 前进。
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泰州学派观点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他还把“百姓”和 “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
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
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
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
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
“挈矩”,意为度量。
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
“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
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
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
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
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
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
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
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
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
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
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
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
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
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
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
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发展和传承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
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
”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
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名可查者达487人。
其中载入《》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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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简介 其背景以及形成的真相是什么
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现代温州地区)人,故名。
于北宋庆历年间王开祖、丁昌期等人开创学术思想,到南宋,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形成学派,叶适则集前辈学术理念之大成。
在哲学思想上,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而道存在于事物本身(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
永嘉学派曾与理学派、心学派鼎足而立。
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主张通商惠工、减轻捐税、探求振兴南宋的途径。
正如明清之际的学者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
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目朦胧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51卷《水心学案》)。
永嘉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统称为南宋浙东学派。
背景 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并希望能减轻捐税,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发展商业。
这和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的发达、势力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形成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
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郑伯熊、郑伯海、郑伯英、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重视史学研究,尤其重视实用,重视“事功”为特色,批评理学和心学,提出“道在物中”等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观点,认识到商品经济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主张发展商业,务实创新,成为今日“温州模式”的传统渊源与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创业精神的历史源头。
永嘉学派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深远地影响了后世。
永嘉学派盛于南宋,渊源于北宋温州学者王开祖等“皇佑三先生”和周行已、许景衡等“永嘉九先生”。
后者学于的新学、吕大临的关学、程颐的洛学,并将学说带回浙江。
南宋时期,薛季宣开创事功之学,继之者陈傅良,集大成者叶适,由于是温州(古称永嘉)学者们发祥传播,故称“永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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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重要特点是什么 重要的学派分别有多少
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
传入中国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学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佛教与中国的本土宗教──和的发展。
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
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李翱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
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法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
的理学家们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传,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简,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先秦从“四 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灾异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
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些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而的阴阳灾异和神学 化的论证则更显得粗浅,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的道器观,的“仁”学,《孟子》与《中庸》对于“性”与“天”的问题的探讨。
理学家们吸收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邵雍的“太极”、的“太虚”、和的“天 理”、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的…‘心”,等等。
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
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的味道。
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
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儒家的义理。
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人伦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
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
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 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综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指归于对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
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或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主要学派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王安石荆公学派 司马光温公学派 的蜀学等派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渠、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 胡安国、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以“性”为核心概念”) 陆九渊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中后期。
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
总结 时期:佛、道盛行,儒学面临挑战;南北朝;佛教徒提出佛为正,儒道为邪教,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统治者奉行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地位受到挑战。
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道佛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体系——“理学”。
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当时佛教已经大致完成融合儒道的进程)。
是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学、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周敦颐:宋明理学之鼻祖,为宋明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二程老师,其对朱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周敦颐著作《太极图说》被视为理学之大纲。
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
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朱熹为集理学之大成者,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③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考试的教科书。
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但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其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
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在认识论上,他提出 “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达到“致良知”) 评价 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
颜元称:以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
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
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
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
其门生王源对理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更为露骨,他说“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
余英时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
” 消极:理学被曲解之后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
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
积极: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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