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东林党在明朝后期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菜科解读】
东林党的兴起 从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
此时，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
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
“东林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这个称号。
黄宗羲就曾辩驳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东林党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 “东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
但事实上，东林核心人物，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
一般都把东林之始定在万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认为，东林之始可追溯到万历初年的夺情之争。
万历二十二年，因争国本触犯神宗，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
他们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并开始致力于讲学。
至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
此后，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
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等)。
由此，东林名声大振，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
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的人员构成与宗旨 东林党成员，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
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
东林党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为数不少，顾宪成，高攀龙即为商人家庭出身。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等，一是因为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二来也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
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东林党人认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道德论理问题，而且东林人士认为要拯救危局、解决危机，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复兴道德，并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以道德济世。
正因这一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相似的的学术渊源，东林党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这一强大的团体。
东林党的主要活动 东林党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书院建立之前，顾宪成等一批后来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在建储、税监、会推阁臣、京察等问题的论争中，崭露头角，取得一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名声，此为第一阶段;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顾、高等人以书院为大本营，研习道德学问之余，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论政”，最典型的就是推举李三才入阁之事，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复职并主持了许多重要职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时力图清算前案，这是第二阶段;“东林”与“非东林”两大派系的对立与党争愈演愈烈，由于得到熹宗的支持和信任，的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大批东林人士惨遭迫害，这是第三阶段。
东林党参与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储之争。
建储之争历时十几年，几乎可以说是万历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东林党的骨干们脱颖而出，赢得过人的声誉和大批的支持者。
在这群日后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们看来，万历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
事实上，早在张居正夺情风波中，这些官员们就已显示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们反对、抨击一切违背儒家正统的行为。
在建储事件上，他们的反应更加激烈，当万历皇帝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惩罚时，他们相互援助，通过舆论手段不断进行反击。
由于东林党人把个人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惩罚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在他们看来这反而是对他们道德的褒奖。
东林党人最终成功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但也正因如此，万历日渐消极，对朝政几乎放任不理，明末颓势也就愈发明显。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争。
明朝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两种。
考核决定着这级官员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个党竞争的主要场所。
在历任首辅之争及李三才任用问题上，东林党人与齐党、楚党、浙党针锋相对。
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双方互相排挤：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从中阻挠。
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
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
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
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尽聚其下，形成强大的阉党势力。
而后，双方争斗不休，直至末年东林与阉党余众仍是势如水火。
三、抑制矿监税使之争。
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万历派出许多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取民间金银。
他们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毁民房，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
有史学家考证后推断，矿监税使掠夺财富的总额超过了政府赋税收入总额。
【7】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负，反抗，民变此起彼伏。
东林党人本着士的“良知”，掀起舆论攻势，想逼迫万历裁撤矿监税使，其中东林党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书，言辞激烈，赢得众多东林党人支持。
但万历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东林党的强大政治攻势，终究未使他屈服，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万历去世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东林党的失败 天启初年是东林党的鼎盛时期，大量东林党人复职，担任朝廷重要职位，齐楚浙党被逼到了困境。
由于东林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许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员也被逼到了反东林阵营。
与此同时，宦官魏忠贤由于深得熹宗信任，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关键人物，反东林势力渐渐聚集到他麾下。
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东林党人多次指责阉党“奸臣乱政”。
天启五年，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编《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
下诏，烧毁全国书院。
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
东林党人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阉党四处搜捕收押东林党人，先后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狱。
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骨干都受到的迫害并被杀害。
东林之盛终成之势，朝政完全落入阉党之手。
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
崇祯二年，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与阉党余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南明覆灭。
历史评价与反思 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东林党和齐、楚、浙及阉党一样，“都是从派性出发争夺权势而已”;另一派则认为东林党“不务空谈, 主张躬行实践, 不是为讲学而讲学, 而是要过问政治, 以达到经世致用”。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然而，东林党人初心虽好，最终却还是卷入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中，并最终因此惨败在阉党手下，这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为一个极大的讽刺。
东林党倡导经世致用，道德济世，但他们经世的具体内容, 主要体现在“清议论政”和“生民关怀”两个方面。
从这两方面活动的内容、过程及其后果，也不难看出东林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
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人对于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也并未真正推行，相反，他们当政期间忙于党政，扶植同党，对宿敌齐楚浙党进行残酷打击，欲将其一网打尽。
虽然这是时势所迫，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但东林党的腐化却也是明显存在的。
由此看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在党争中击败阉党，也只不过迎来新一轮的党间、党内派系争斗罢了。
无论如何，他们平息党争，拯救时弊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
我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导致他们的行为趋于极端且不识变通，将大批正直的中间派官员逼入“反东林”派系中。
谢国桢先生曾感慨:“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 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 都斥为异党。
” 二、对于现实问题的错误判断和济世手段的不切实际。
明末社会积弊甚多，王朝可谓危如累卵，东林党对于最根本的国库虚弱，经济危机却视而不见，他们意图用道德手段代替技术手段，殊不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并无多大帮助。
相反，严厉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剧了党争。
三、士本身的局限性。
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自傲，孤僻，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导致他们在现实中的孤立(这一点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尤为明显)。
同时，东林党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难以在纷乱时局中有所作为。
四、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他们忙于权力斗争，党同伐异，根本没有精力实行救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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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什么要将河湟地区割让给西夏？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这“四害”就是变法的核心内容——、差役法、将官法、与重新议和。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他想把王安石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并多年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示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苦苦相劝，“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
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个专业人士问一问。
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于是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
史料记载，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抱着地图就来找他。
看完地图，司马光恍然大悟，再也不提此事，“与西夏重新议和”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司马光连地图都没看过，就敢如此大放厥词地要放弃土地，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只能说此时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不久，西夏的大梁病逝，惠帝再次亲政。
李秉常是个坚定的“鸽派”，根本不想与开战，便主动示好，请求休战。
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与西夏重新和好。
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但不管怎样，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
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也要被提上日程了。
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因为有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那就是刚刚回朝的。
经过了民间的“洗礼”，苏轼已经从当年那个不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体贴百姓的好官，他认为差役法利国利民，于是全力反对废除，且常调侃司马光，“您这么做，就像两个鳖互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意，问：“两个鳖不能互踢吗?”苏轼回答：“就是不能互踢啊!”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是把自己这番举动嘲讽为两个短腿互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起来。
苏轼叹了口气，说起当年的事。
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建议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
司马光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士兵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
可韩琦一意孤行，结果军队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的嚣张气焰。
苏轼说得，司马光就是铁了心，非要废除差役法。
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大骂：“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 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没改变什么。
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废除了差役法。
消息传到江宁府，王安石在确认无误后，无奈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说完气得往床上一躺，不吃不喝。
没过多久，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就此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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