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土豆吧,有些地方叫它土豆,有些地方叫它马铃薯,还有人管它叫薯仔
【菜科解读】
我们中国不仅历史悠久,疆域也是十分辽阔,也正是因为如此,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称。就说土豆吧,有些地方叫它土豆,有些地方叫它马铃薯,还有人管它叫薯仔。

不过有一种家常蔬菜的名字倒没有这么多变,并且它之所以叫了今天的名字,还跟一名有关。
当时这皇帝为了刁难大臣,故意问了他自己明明知道的食物是什么,结果大臣随口胡诌的名字却让皇帝十分惊喜,此后这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两千多年前,华夏民族主要集中在广袤的中原地区,西域之地对于我们来说还太过神秘。
不过很快,一名勇士出现了,他名叫,是时期的人。
他奉汉武帝的命令,带领着百余人出使西域,拜访西域诸国,打通了。
而这一伟大举动的最大贡献,便是他从西域带回了许多我们原本没有的东西。

像是苜蓿、葡萄、核桃(胡桃)、石榴、胡麻、胡豆(蚕豆)等农作物,以及良马、狮子、骆驼以及鸵鸟等动物,还有一样在现在我们经常吃的蔬菜——胡瓜。
张骞像 胡瓜是个什么东西呢?似乎在家常蔬菜中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嘛。
其实胡瓜这个名字在我国已经沿用了几百年,而之所以我们没有听过,便是因为它后来改名字了。
这件事还与一位皇帝有关,话说当时正是后赵时期,一日后赵皇帝指着这胡瓜问自己身边的大臣,这个叫什么?这问题将大臣吓了一跳,谁都知道这叫胡瓜,但是石勒本身是羯族人,也是胡人的一种。
我们都知道,“胡人”使我们对于西北方的野蛮民族的蔑称,是不好的称呼。
石勒当皇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颁布法令,规定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不能说“胡”字,若有违背,即刻处死。
(石勒像) 一次,襄国郡守樊坦穿着件破衣服便来面见石勒了,石勒心中不快,问及原因却说是“衣服被胡人抢了去”。

这话本是气话,却是触到了石勒的逆鳞,樊坦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连忙认罪。
石勒为了看他是否是诚心认罪,便指着桌子上的一盘家常胡瓜问他:“这是何物?”樊坦这一次是明显的智商在线了, 当着皇帝的面装起了糊涂,胡说到:“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
”而这胡瓜被称为黄瓜便是由此开始的。
当时的石勒非但没有继续怪罪于他,还十分高兴,这个名字也就自然而然的沿用至今。
这黄瓜之名虽说来的偶然,但是却挺深入人心的,至今沿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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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