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历史学者周振鹤曾在《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反历史假设：如果战国末年不是秦国而是齐国统一中国，那可能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

与当时的中原各国相比，齐国无疑是个异类，但就国力而言却是个强大的异类：在中，是最先称霸的，战国时任用，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战中大败骄横的魏军，“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田敬仲完世家》)。

在很长时间里，齐国一直是东方国力最盛的国家之一，周振鹤据此认为：“秦的统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齐、楚都曾经强盛一时，尤其是齐国，始终是秦实行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假想如果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是齐国占上风，那么“似乎可以说，中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这当然不失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假设，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齐国的这种社会制度并不能帮助它在战国晚期诸国激烈竞争的局面中胜出，由它来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说是不存在的。

打造战争机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东方创建齐国，被授权专征不守王命之方国，这一专征大权遂成为日后齐国开疆拓地的合法根据，故西汉末年《说苑》称“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功也。

”在直至战国中期的数百年里，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很少受到能威胁到其存亡的强敌进迫，战败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围乃至迁都，既然足以应对国外挑战，那恐怕也就不会被倒逼改革。

“”之举恐怕更多是着眼于消除不稳定因素，重建国内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统一天下，那么战国时代的政治演进已表明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士人如何设想理想的“天下”，最终要“定于一”，事实上还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

此时的战争形态与春秋时贵族武士之间那种谨遵礼制的车战已大为不同，而需要国家力量、资源的总动员化，但齐国的军队组织却甚难适应这一挑战而及时转变。

在齐国，有一点乍看起来相当矛盾：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两部伟大军事理论著作《兵法》、《孙膑兵法》的作者都是齐人，但齐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同时代人中的评价却不高。

孙膑时便曾明白承认：“彼三晋之兵索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

”到战国末年，荀子作为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大学者，对齐军理应知之甚多，但他对齐军的评价却极低，认为是“亡国之兵”，因为齐军过分推崇个人技能、在意物质奖励，遇到弱小的敌人还能有用，遇到大事强敌就涣散了。

在他眼里，秦军战斗力最强，魏军次之，齐军最差;但讲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齐国最发达，三晋次之，秦又次之，兵学自东往西传。

荀子所描述的齐军，在某种程度上仍遗留着两三百年前田开疆等三士那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整体协同作战则较差，这一的单兵作战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

这一民风顽强地保留下来，直至西汉初年，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仍然评价说，齐国风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也即对群体性搏斗消极，而对单兵较量却非常勇猛，这与齐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质是密不可分的，等政治家的传统治国思路也注重对人的私欲因势利导，主应人的私欲才能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结果这在促进“民富”的同时，也使齐军将士的个人英雄主义更为功利。

直至西汉时，龚遂为渤海太守，仍发现“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于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气“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见到“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刀买犊”。

也正因此，齐国被迫在军事理论、尤其是军事谋略上入手来弥补其整体战斗力不强的弱点，这便促成了孙子这样的兵法家兴起。

张华松在《齐长城》一书中指出：“齐国对外战争败多胜少，但发达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齐国的兵家文化独领风骚，先秦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兵书战策也就大多出自齐国。

以和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所强调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伐谋’、‘伐交’的手段而制敌取胜。

” 此种注重单兵格斗技能的军队，在面对与较弱敌人决战时往往表现尚可，其最大的弱点恰恰是难以适应战国中后期那种旷日持久的惨烈集团作战。

虽然注重谋略，但同样强调军纪(故有“”、杀人立威之举)，那恐怕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约前545-约前470)正处于“二桃杀三士”之后那种弱化个人作战技能而强调高度纪律约束的新作战模式。

个人的英勇在春秋时代的车战中尚有发挥余地，但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夫打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

魏国在战国初年称霸一时，恐怕依靠的就是这种步兵作战中高强度的军纪(荀子称赞魏国武卒能负重带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没有极强的军纪约束是不可能的)。

这种军事模式由晋国开创，推动社会结构性调整为中央集权制，因而三晋在战国时代法家和纵横家最为发达，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晋。

军事史学者李硕认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之后,“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到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均已确立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

”相比起来，的匈奴人则从不与中原军队主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这与匈奴游牧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因为匈奴单于并不是能驱使战士投入这种决死战斗的绝对君主。

反过来，当时名将虽然个人骑射技能极高，但他之所以在对匈奴多次作战中未立大功，反而几度覆军败绩，正是由于他作战依靠个人英勇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直到末年骑兵成为作战主力后，才再度出现一个主将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的英雄时代。

在战国时代那种步兵密集阵型长期作战的模式下，齐军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这道理不妨以足球运动为例，曾任中国男足国家队外籍主教练的霍顿说过：“中国球员并不缺乏技术和体能，缺的是整体意识。

足球是集体项目，整体不行就消耗了技术和体能。

”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首次进入32强，结果三战皆负，净输9球而未进一球，在观看中国队0:3败给土耳其队后，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但中国队的队员们显然不喜欢依靠集体的力量，场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单打独斗，并最终丢了球。

” 这在作战中也一样，古罗马时代的日耳曼战士虽然悍勇，但他们缺乏纪律、各自为战，最终还是抵挡不过罗马军团。

由于中国时代对军阵的相关记载较少，罗马军团可以发我们这种步兵作战模式的特点：其关键在于纪律约束之下的强大作战耐力，因为“罗马的军事体制能够让其部队的基础构成天生具有一种可替换性，因而更易于混合与匹配”，其结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后方的多行阵列也能像输送带一样进行更替，因而“这种布阵在遭受正面进攻时几乎不会被击败，从而令军队得以稳步推进”。

战国后期的秦军也是，其战斗力不是来自出众的单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战”，坚忍顽强，稳扎稳打的作战意味着依靠消耗和逐步推进，当军队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时，战阵的人数与耐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各自为战的武士很难与这样的战争机器对抗。

这一战争机器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因为这意味着与社会制度之间构成一个功能性的相互联结的复合体才有可能。

如我们所知，在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制下，也能产生这样纪律严密的步兵方阵，但在中国当时，唯一能锻造这一战争机器却只有郡县制之下贯彻国君意志的军国主义国家。

因为战国时代以步兵为核心的新军队，是以社会的全面征兵为基础的，这就不能像春秋时那样还把军事作为一小部分贵族武士的专属事务;其次，如何训练这些应征的农民士兵，使其遵守纪律，也是当时政治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都促使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们持续关注“民”——与此前的“士”和“国人”凭借血缘性结合的共同体不同，在封建解体之后，人力的动员机制主要是依靠郡县乡里的行政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按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中的论述，郡县制正是在离都邑较远的新辟领土上开始萌生的，“秦汉统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统可能是从封建时代天子或诸侯直辖地的行政组织蜕变而来”，到后来则将逐渐没落的封建世族采邑逐渐纳入中央权力管辖之下，隶属于中央设置的县，“国都以外的乡大概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逐渐完成，城邦意义的‘国’被县取代”，“县”的本义就是“悬系”，指其地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地区不相接壤，如以线系于国都。

战争越剧烈，内外新并的土地越多，则国君直领的县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县城，多从边疆军事区设起。

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观，至此被逐渐改造为中央权力垂直所属的严密行政体系统。

这套制度，众所周知是在秦国贯彻得最为彻底。

这不仅确保了秦军源源不断的人力调配，而且乡里告发、连坐等制度也使得临阵脱逃变得更难——因为逃回老家肯定会被发现，而父老也不敢冒险隐瞒。

与此同时，秦国又实行最严格的金字塔式阶级制度——军爵制，根据战阵上的表现决定士兵一生的荣辱，这就在用外部纪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时，又给耕战之士提供内在的激励。

杜正胜一针见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国彻底励行等爵制，授爵必以军功，耕战合一的齐民阶层才有远景、有生气。

但在山东列国我们却丝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气息，根本原因是军功禄赏不能塑造身份制。

”在魏国，当兵这条路的极致也不过就是豁免租税徭役，个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齐国，士兵作战最多只能因立功而获赏金，这顺应齐国发达的功利文化，但却无法因军功而授爵。

这恐怕就是齐国这架战争机器的问题所在：它既无法像秦国那样有绝对权威迫使士卒投入长期艰苦的殊死作战，又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进取动力。

其结果，齐国保守有余而开拓不足，齐人的战斗力只有在遭受外敌入侵时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

齐国的悲剧 公元前284年，齐国灭宋，此举贸然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各国力量均势，引起诸侯震恐，结果五国联军伐齐，齐国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是齐“五都”之一，原本就有着相对独立的政治根基。

虽然齐国国力此后在复国主政之下迅速恢复，但它作为当时东方的强国，竟然这么容易就被击破——在中，除了最弱的燕国之外，没有一个大国像齐国这样在一两次决战失败之后就陷入近乎亡国的危难境地，这意味着它的军政体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漏洞。

齐国采用五都制而非郡县制，因而编户齐民并不彻底，被燕军轻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会组织结构不够坚固严密，因而当决战失利后，不能作顽强耐久的抵抗。

本来，为齐桓公所规划的治国方略，虽然也是“分画都鄙而集权中央，奖励农商以充实国富，修整武备以扩张国威”，但仍是在旧制基础上的顺势而为：整理赋税、发展农商，在国家有充足财力的基础上，再将军令寄在内政上，由保甲制度来获得稳定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管仲还将齐国分为21个乡，其中6个乡不用服兵役，专职作为工匠、商人来替国家生产。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使齐国首都临淄成为战国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齐国在战国时代采纳新制度上比其余六大国更为迟缓，何必呢?它现在这样也过得好好的，何况多元分权的社会构造本身阻止它作出这样彻底的变革。

这里也再次体现出齐国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无法通过军功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这恐怕正是由于贵族世家的强大。

在当时的楚国，县之首长称“公”，多由强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袭，也有非贵族出身者，县虽有相当高自主性，但似仍须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这种直属于国君的“县”性质上还不同于秦之郡县，但相比起来，实行五都制的齐国甚至像楚国这样程度的郡县都没有，由此可见其集权程度之有限。

对活跃经济、学术自由来说，齐国的这种政体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处，因而它在这些方面均表现突出，然而在战国时代的激烈战争中，相对分权、保守的政治结构却使得齐国无法有效动员出自己的所有潜力。

既然对齐国士卒来说，平日生活也相对宽裕，而打仗所积累的战功也不过只是财物上的一些好处，那自然更没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干这样的事。

二战时日军战斗力最差的第四师团就多来自大阪的商人，他们圆滑惜命，不愿打硬仗，却善于经商。

抗倭名将在《纪效新书》中便曾明确提出，征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说，这样的兵就算由、来管教也是带不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齐国不仅军队战斗力不够顽强，恐怕自身就缺乏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

由此也能解释另一个历史谜团：在战国七雄中，相对于其余六国，齐国为何在领土扩张上表现得相对消极?在游说时就说，齐国富强，但却是“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

这恐怕不仅是由于齐国政治上不振作，也因为它比其余大国都更依靠工商业，也就相对不那么看重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农业产出收益;不仅如此，由于新并领土在各国的惯例都是直属于国君，那对于分权的齐国权力政治来说，内在的动力也不强，因为各大贵族恐怕也并不那么希望看到国君力量继续膨胀。

当然，齐国在领土扩张上也有短暂的辉煌：前314年齐军三十天内攻灭燕国，占领长达两年;前284年齐军又灭宋，但这两次扩张都没能维持有效占领，第二次甚至差点带来亡国之祸(前284-前279年燕攻齐之战)。

可以说，这两次对外扩张都是齐宣王、齐湣王父子两代国君的结果，他们的黩武恐怕正是君权膨胀的结果，但却缺乏秦国那样稳扎稳打的军事推进加上行政系统管理所促成的有效占领，结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国的敌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种子。

此前齐国也曾多次组织合纵反秦，但正如《齐国史》所言：“齐国在策略运用上有致命的弱点，每次合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没有给秦国以实质性打击，在兼并土地方面也几乎一无所获。

”这些都表明齐国的军政体制在对外战争中无法应对新局面，这些战争非但没能增强自己的实力，反而消耗了国力，将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

只有在外敌将齐人逼入绝境时，他们才真正爆发出来。

燕军围困即墨时，残虐俘虏、挖掘坟墓，即墨人见状“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这正表明重视宗族的齐人最深沉的乡族意识被激发之后能转化为极强的战斗力。

总体来看，齐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很难产生对外扩张的持久内在动力，灭燕、灭宋这两次对外战争都只不过是黩武君主的一时，这最终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齐国的力量。

尤其到战国末期，面对秦国越来越高效运转的强大军事机器，实难想象齐国有任何希望统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为两度亡国复国的历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齐国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乡土，这才是真正能激发齐人为之奋战的事物。

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慨：齐国的政治体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现代眼光看来，它却又是比秦制更“先进”的，尤其能保障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的活泼多元，然而在面临激烈战争逼迫时，这却使齐国无法有效动员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终落败。

这不仅是齐国的悲剧，也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再三出现的局面：两宋、这样经济文化更为繁盛的复杂社会，却敌不过组织更简单的外敌。

其结果，直到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在发展到更为繁荣的阶段时，始终无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机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点，最终趋于向内坍塌。

我们不必去遗憾为何齐国不能统一天下，因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齐国的悲剧就是传统中国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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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回马枪”——揭秘“排卵期出血”的真相

在女性的月经周期中，排卵期如同一场生命的“中场秀”，是卵巢释放卵子、迎接潜在受孕的关键时刻。

然而，不少女性会在这个阶段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排卵期出血。

这突如其来的点滴红色，常常引发焦虑与猜测。

其实，排卵期出血并非总是危险的警报，它更像是一封来自身体的特殊来信，诉说着激素的潮起潮落。

一、解密排卵期出血—— 激素的“过山车”与子宫内膜的“落叶” 01 什么是排卵期出血？ 排卵期出血，通常发生在下次月经来潮前的14天左右，即排卵日前后。

与月经出血不同，它的量非常少，颜色多为粉红色、淡红色，或是已经氧化的褐色，持续时间也短，一般1-3天便会自行停止。

02 为什么会发生排卵期出血？ 排卵期出血的发生，主要是关于体内激素的剧烈波动。

在排卵前夕，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迎来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旨在促使卵泡成熟并破裂，释放出卵子。

然而，当卵子成功排出后，雌激素水平会经历一次短暂而急剧的“跳水”，导致支撑子宫内膜的激素水平突然下降。

失去了激素“养分”的部分子宫内膜，会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出现小范围的脱落，从而引起少量出血。

二、生理性与病理性：如何区分身体的“晴雨表” 面对排卵期出血，我们不必过分恐慌，但需要学会辨别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理信号。

绝大多数排卵期出血都属于前者，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无需特殊治疗。

但后者则可能隐藏着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

生理性排卵出血期 01 如果你符合下面5条，大概率就是生理性排卵期出血，不用太紧张。

“艺考圈房思琪案”今日开庭，受害女生：为什么他可以那样抓住我们人生？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引爆舆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北京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创始人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文章中21名当事人均为影路的前学生或前员工，她们自述杜英哲曾以面试备考为由，要求其当众换衣服；

在不反锁的浴室洗澡，并中途闯入；

甚至做出触摸胸部、强吻、扒衣服等行为。

在此之前，杜英哲曾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他所创办的影路站台，亦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经调查取证，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杜英哲依法刑事拘留。

杜英哲被刑拘后不久，2022年10月，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据教育部官网，同年12月底全国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包括全面摸排建档，严查无证办学机构；

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依法清退不合规人员；

拓宽线索渠道，严厉打击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规范整治，查处违规培训行为。

如今三年过去，杜英哲涉嫌强奸、猥亵案也迎来了新的进展，4月23日该案一审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近日，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多名受害者，她们控诉杜英哲的行为，也为当年没能保护好自己和其他人而自责。

过去那些经历仍深深困扰她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如此站在顶端，去抓住你的人生？” 被“杜叔”选中 现在回想起那些在“影路站台”几近窒息的时刻，王丹脑海中还会出现一些画面，她看着全黑的大海，天是黑的，海是黑的，黑色的波浪涌来黑色的声音，攫住她的脚踝，顺着小腿贴上来，淹没她。

2013年，17岁的王丹被老家的艺考机构推荐到北京的“影路站台”。

“29倍均值”，王丹记得当时杜英哲向其父母介绍道，意思是别的机构考上1人，影路能考上29人。

彼时影视行业大热，影视艺考热度亦随之飙升，但多数艺考机构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开班机构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授课老师，鲜少和几所名校有直接接触，甚至还有机构直接购买考上学生的合格证来为自己作宣传。

而成立于2002年前后的“影路站台”，已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创始人杜英哲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其本硕都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同时是知名动漫《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

与资历差异同样大的是价格，2万元够在地方机构走完整个艺考全程，在影路只能上20天的单期课程，10万元才可任选一学年机构提供的所有课程，另外找专属艺考顾问还需另收费几万至十几万不等。

“如果花钱能保证更高的录取率，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已经在地方机构缴费过一次的王丹选择花费更高的价钱进入影路。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学生并非花钱报名就能进入影路，需要经人推荐，杜英哲也会去地方艺考机构遴选优质生源。

△2022年影路站台朝阳校区，图源机构账号 只是在王丹看来，杜英哲的形象很难和艺术气质、品味挂钩。

他留给她的印象总是很骄傲，甚至是有些瞧不起人，杜英哲会直接告诉学生，他认识所有的考官，“他的口吻是那种你没有我，你绝对考不上。

” 生于80年代初的杜英哲，彼时年纪并不大，但影路的师生，都叫他“杜叔”。

他是2001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生，杜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在校时就参加了校外多个重要项目，对于大学生而言，其资历和资源已非常丰富，他常以“杜叔”的形象在后辈间张罗组局、介绍写剧本等工作。

那时杜英哲对外塑造的形象是人脉广、路子野、专业强，在招生简章中，影路学生的名校通过率也远超其它机构，王丹回想起，当年面对带着光环的老师和艺考机构，自己同期的学生里，好几人因为没能被选进影路还哭了。

但被选中的“代价”正在悄然发生。

忍，是仅有的选择 孙珠后来这样总结她们这群学生的境遇——十七、八岁的年纪离开家人来到陌生的北京，一同居住在封闭的环境里，终极目标是要考上梦想院校。

怎样才能考上呢？每个学校的标准好像都不一样，解释权在考官，但他们接触不到考官，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认识所有考官”的杜英哲。

孙珠在2011年来到影路，她初中因意外受伤留级，电影陪伴她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北电，“不考上就废了”。

在这里，她最初的感觉是很受鼓励——在高中格格不入的自己在这里被接纳，想法、喜好、个性有了展现窗口。

“但我们本来就觉得，我们读了太多书，看过太多电影，我们跟那些普通的高中生不一样，然后我们来这了，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环境更与众不同呢？” 孙珠报考文学系，练了很多很多故事，但被认为“不够”，不够有个性、有想法。

她开始越来越多写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暴力的故事，写她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我往越来越出格的方向走，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过程中我是一直被鼓励的”。

王丹面临的是另一种挣扎，影路会进行一些暴力性较强的电影的学习，还会让学生写性幻想、情色日记的作业，她也会收到“多谈恋爱丰富经历”的建议。

她感觉这和自己原本的认知系统很不兼容，但是如果不按着来，自己的文章写不好了，那该怪谁？ 让学生们困惑的，除了涉及情色、暴力的专业课内容，还有杜英哲经常做出的不当举动。

王丹记得杜英哲常当面评价人“很土”。

“他摸摸你的头发、搭一下你的肩，你觉得这样接受不了，那你就是不洋气、玩不起。

你和老师说，老师会告诉你‘他一直都这样’。

” 她想她们作为学生分辨不了，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忍受的，或只是“杜叔”的一个正常举动？在一个团体里，不被老师喜欢，“你会感觉羞耻。

他还告诉你，你这样子考不上，那大家都会喜欢跟那个看起来更考得上的孩子玩对吧？” 更令人心惊的是，王丹的室友在考试前一晚被杜英哲叫去突击指导，回来就哭诉被杜英哲骚扰的遭遇。

同学们让她不要再单独见杜英哲，找大家陪着一起去，也安慰她不要让这个事情影响明天的面试。

她们还会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考好明天这场面试。

王丹后来想，比起自我保护意识，当时的她们更希望父母不要失望、不要担心。

如果和杜英哲死磕，考试失去了辅导怎么办？就算考上了被他整怎么办？身边的人都那样簇拥他，她们真的相信他很厉害。

那么，忍是最小代价，也是仅有的选择。

以“白衬衫”之名 第一年落榜后，王丹在第二年还是来了影路。

她解释自己的选择——“第二年会更不想输。

如果没有杜英哲，可能考得好，也可能不好，概率五五开。

但有了杜英哲那些小道消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到了70%。

” 艺考中的第三轮面试环节，是更依赖考官主观评价的环节。

考官每天要面试数百人，留给每位考生的时间很短。

怎么在这个环节里让考官注意到自己？杜英哲会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

第一年，杜英哲提前告诉王丹，面试她的考官喜欢五月天。

这个信息真的有用吗？“它会让你感觉没有边际的主观题，能摸到一点点边了，不一定真会问到，但你突然就会对此有了一些把握，信心大涨。

” △影路朝阳校区“一对一教室”，图源机构官方账号 在所有这些“小道消息”中，“白衬衫”几乎成了一个符号。

王丹称，这指杜英哲告诉过她们，有考官喜欢穿白衬衫的女生，这样显得性感、精神，“然后就有了缠胸这件事。

” 2012年上半年，孙珠进入北电三试，侵犯来的毫无预兆。

面试开始前，杜英哲和妻子陈某叫她去学校对面的影路书店进行“突击指导”。

陈某说她穿的衣服松垮不精神，让她穿自己的白衬衫，但两人身高、体重有着显著差距，孙珠扣不上衬衫扣子，于是陈某建议她去买胶带缠胸。

孙珠从便利店出来，看到杜英哲招呼她，带她来到一个关上门的房间，在那里，杜英哲完成缠胸动作，陈某未再出现。

孙珠原本满是面试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十多年过去了，她仍然记不起当时面试的任何内容。

只记得走出考场去地铁的路上她一直哭，遇见等待的家人询问面试情况，她没憋住，哭诉了一切，却被告知“进这个圈子就应该想好”。

她没再说话。

第二年考试，王丹遭遇类似情境，杜英哲说要给她缠胸的表情那么严肃，好像是在做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她坚持拒绝，杜英哲则说，那你绝对考不上。

她的老师还跑来问她：“你今天是不是得罪杜叔了？他说你没救了，很多信息不会透露给你了。

” 进入考场前，王丹觉得自己完了。

孙珠和王丹最后都没有考上北电。

次年，孙珠回影路做过兼职老师，面试前一晚，有女生发消息给她，称杜英哲要求自己去单独的房间试比基尼，女生趁着有男生进来跑出去了。

但她在北京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影路老师和学生们都住着的酒店。

孙珠当即开车跨越小半个北京，将女生接回家守着她背书，次日又将女生送到学校考试。

孙珠待了一年后离开，她不知道后面的学生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在检方最早出具的起诉书中，杜英哲在2006年至2019年间，涉嫌相继实施7起强奸行为，其中5起因当事人反抗未遂，受害者年龄在17岁至24岁不等。

此外，杜英哲在2012年至2019年，以帮助缠胸、调整衣物、实施惩罚等为由，趁当事人睡觉或强行实施，涉嫌强制猥亵十余名女性，年龄在17岁至22岁不等。

多名受访者、知情人亦叙述，这并不是全部，有些事件因年代久远或发生于私密空间缺乏有力证据难以追责，有些事件则因当事人已开启新生活放弃追责。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的阴暗面见到光” 在曝光杜英哲的那篇文章里，有多名影路的女老师讲述被杜英哲性侵害的经历，也有老师以沉默者的形象出现。

有当事人提到，“一车的老师，让你上车暖和一下之类的，然后（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摸你的手或大腿，当你很恐慌想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就会默默把脸别过去无视这件事。

” 而同样作为老师的杜英哲妻子陈某则更像一名“帮手”，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她们进入被杜英哲骚扰的空间，常是去找陈某，或者以为是被约去他们夫妻同在的地方。

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亦称，杜英哲在影路占绝对强势地位，很多人都和他有分歧，但没人能赢他。

而不仅是授课老师，杜英哲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他的妻子陈某。

王丹记得有一回在集训会上，陈某正在给学生们提意见，杜英哲直接打断她，跟学生说“不要听她的”，陈某退至一旁，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她一直很服从于他。

”也没有人会去和杜英哲较劲，“他脾气太大，忤逆到他的话，会当着学生的面直接骂那些老师。

如果不听他的，就会先丢面子，再丢工作。

” 一名曾在2010年至2013年在影路授课的老师卡夫卡，称自己当时去质问过杜英哲，后者否认，称是女孩“自愿”。

到2018年重返影路任教的那一年，他发现杜英哲甚至是默许这些传闻变形或夸张，以彰显其“被过度吹嘘的能力”。

在卡夫卡看来，杜英哲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能量。

作为共事者，他更头疼杜英哲的强势性格，他们曾在一个编剧工作中和合作者发生冲突，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扇对方巴掌。

有一年因疫情取消艺考，杜英哲狂发文章骂学校。

卡夫卡觉得“他是自己亏几十万也要搞死你”的人。

“他的那些罪恶太久，你见的时间太长，已经麻木了”，这份埋藏的内疚感，让他参与了对杜英哲的曝光。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发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犯罪嫌疑人杜英哲被依法刑事拘留。

那次实名举报事件也引发集体声援，许多师生公开流露自己的内疚，“身份和年龄的变化带来虚伪的治愈感，许多人背负着秘密继续生活下去，直到今日。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那块荒蛮已久的阴暗面见到光。

” △杜英哲道歉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星美是杜英哲被控罪行中最早的一名受害者，她于2005年受当时还是杜英哲女友的陈某邀请，来到他们的出租屋，被杜英哲强行发生性关系，陈某也在场，这让她困于抑郁多年。

那场集体曝光，她也站了出来，自己以为的被迫“背叛”，原来是杜英哲涉嫌犯罪，而这种行为竟在艺考机构的年轻女孩中延续如此久。

后来，星美成为跟进案件进展的几名核心当事人之一。

她告诉记者，最开始提交至检察机关的杜英哲涉嫌的罪名是强奸罪和侮辱罪，后变至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

此外，杜英哲的妻子陈某在杜英哲案中是核心证人之一，其本人目前未被追诉。

星美称，杜英哲对于检方指控的内容一直不认可。

4月23日，案件将开庭审理。

（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