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推动汉服复兴的,首开汉服复古先河

衣冠直接继承自秦朝,如汉《独断》卷下:“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
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
【菜科解读】
衣冠直接继承自秦朝,如汉《独断》卷下:“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
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
在历史上推动汉服复兴的,第一次有具体历史记载在宋朝,司马光当时制作了件宋朝人已经很少穿的衣服,在“独乐园”穿着古代服饰缅怀逐渐消逝的古人精神。
北宋思想家邵雍之子邵伯温,在其著作《闻见录》中记载司马光穿古服被父亲指责之事:“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
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
常谓康节(邵雍)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
” 深衣是汉服底下的一种衣服形制,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于《礼记》,根据《礼记.王制》有载:“有皇而祭,深衣而养老。
”虽然带有些许神话色彩,但也说明了深衣是个具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服饰。
据研究,深衣产生于服装萌芽的商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成熟,秦汉时期流行,于魏晋时期逐渐失宠。
深衣在魏晋以后不再是服饰主流,但它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
如魏晋时期的大袖长衫、隋唐时期的宽袍、的襕衫、的长袍、的补服、的旗袍等,处处可见深衣的影子。
北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司马光上疏,表达对衣饰的看法:“有服古之衣冠于今之世,则骇于州里矣;服今之衣冠于古之世,则僇于有司矣。
衣冠焉有是非哉?习与不习而已矣。
夫民朝夕见之,其心安焉,以为天下之事,正应如此,一旦驱之使去此就彼,则无不忧疑而莫肯从矣。
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复井田而民亦愁怨。
赵武灵王变华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
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
” 司马光的看法,也可以套用在现代努力推动汉服的年轻人身上。
服饰并没有对错,只是习惯或不习惯的区别罢了,对于陌生、从未见过的事物感到惊骇也是人之常情。
在北宋司马光之后,大儒也有制作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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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三家分晋有着怎么样的看法?他有着怎么样的见解
“才胜德谓之小人”,就是此中,对晋国的智伯为何灭亡的评论中的一句话。
司马光的这段对才德如何区分的评论虽然不长,但对如何识别和使用人才却有很重要的判断和警示意义。
现将该文录下,以资研读。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
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段评论,源于晋国大夫智宣子准备立智瑶(即智伯)为智氏家族的继承人,而智果不同意,认为智瑶才胜于德,会给智氏家族带来灭族之灾。
智宣子不听,智果只好给自己全家改了姓,结果,智氏家族在智伯的带领下果然亡族,只有改了姓的智果全家独存。
这段评论的意思是:智伯的灭亡,是因为他的才能超过了他的品德。
本来,才能和德行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而世俗之人却不能辩别这一点,把才能和德行统统称之为贤能。
这就是因此用错人的原因。
耳聪目明刚毅果敢叫做才能,品行正直中庸平和叫做德行。
才能,是德行的辅助和资本;德行,是才能的前题和统帅。
云梦出产的竹子,能制造天下最强劲好箭,然而,竹杆不经过揉曲矫直,不安箭翎,不治括端,那么,竹箭就不能射穿坚硬的东西。
棠溪出产的金属,能制造天下最锋利的宝剑,然而,金属不熔铸于范模内,不经锻打,不经柔石磨砺,就不能成为利剑去击刺强韧的东西。
所以,才能德行全备的人称之为“圣人”,才能德行全无的人称之为“愚人”;德行胜于才能的人称之为“君子”,才能胜于德行的人称之为“小人”。
大凡选取人才的原则是,假如没有圣人或者君子这样的人才可供选取,与其选得小人,不如选得愚人。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会挟持才能而行善,小人则会挟持才能而作恶。
挟持才能做善事的,善事没有做不到的;挟持才能做恶事的,恶事也没有做不到的。
愚人虽然想做不好的事,然而他的智力不足以周全他去成恶,他的能力不足以胜任他去逞凶,譬如小狗搏咬人,人很容易制服它;而小人的智力足以实现他的奸邪,勇力足以发泄他的暴虐,这是般的凶狂,他们的危害不是更严重吗?但凡有德行的人,常常受到人们的敬重;而有才能的人,往往得到人们的喜爱。
被喜爱的容易得到亲近,被敬重的却容易被疏远,这也是考察人才者为什么很多时候会被才能蒙蔽而遗忘德行的原因。
从古至今,邦国的乱臣,家族的败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以致于倾覆灭亡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岂止只有智伯一人呢!所以,治理邦国、管理家族的人,如果能够审视才能与德行的区别,知道把哪个摆在前,哪个摆在后,那么,还会怕发生用错人的事情吗? 以上的评论可以看成是司马光的德才观,这种德才观是很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重才而不重德,也正是如今用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倘若用人者都能借鉴司马光的德才观,以史为鉴,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或许我们的社会就会比当下和谐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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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什么要将河湟地区割让给西夏?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这“四害”就是变法的核心内容——、差役法、将官法、与重新议和。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他想把王安石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并多年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示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苦苦相劝,“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
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个专业人士问一问。
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于是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
史料记载,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抱着地图就来找他。
看完地图,司马光恍然大悟,再也不提此事,“与西夏重新议和”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司马光连地图都没看过,就敢如此大放厥词地要放弃土地,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只能说此时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不久,西夏的大梁病逝,惠帝再次亲政。
李秉常是个坚定的“鸽派”,根本不想与开战,便主动示好,请求休战。
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与西夏重新和好。
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但不管怎样,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
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也要被提上日程了。
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因为有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那就是刚刚回朝的。
经过了民间的“洗礼”,苏轼已经从当年那个不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体贴百姓的好官,他认为差役法利国利民,于是全力反对废除,且常调侃司马光,“您这么做,就像两个鳖互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意,问:“两个鳖不能互踢吗?”苏轼回答:“就是不能互踢啊!”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是把自己这番举动嘲讽为两个短腿互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起来。
苏轼叹了口气,说起当年的事。
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建议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
司马光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士兵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
可韩琦一意孤行,结果军队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的嚣张气焰。
苏轼说得,司马光就是铁了心,非要废除差役法。
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大骂:“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 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没改变什么。
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废除了差役法。
消息传到江宁府,王安石在确认无误后,无奈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说完气得往床上一躺,不吃不喝。
没过多久,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就此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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