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争议 近期，备受关注的江苏扬州曹庄墓在获得社科系统评选的“六大新发现”之后，又入选“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随着隋炀帝墓出土文物在扬州博物馆亮相，隋炀帝墓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隋炀帝墓到底迁葬过几次?隋炀帝真如传说中那样?隋炀帝亡国源于“政绩工程”?隋炀帝墓的发现对当代有什么示?日前，“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墓出土文物特展”在江苏扬州博物馆开展，记者参观了该特展并采访了扬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顾风研究员。

顾风告诉记者，就目前出土的文物来说，可以判定这两座墓的主人就是隋炀帝和萧皇后。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一号墓内出土的墓志，墓志明确记载墓主为隋炀帝，开头即写道“隋故炀帝墓志。

惟隋大业十四年太岁……帝崩於扬州江都县”，这与史书中记载的江都宫政变隋炀帝被弑于扬州的时间、地点相吻合。

同时，墓内出土了两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属于50岁左右的男性，这也与隋炀帝遇害时的年纪一致。

墓中出土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等高规格的随葬品都与隋炀帝的身份相匹配。

尚存的几点争议 虽然墓主人身份已经确定为妇孺皆知的隋炀帝，但关于墓葬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隋炀帝墓是否被盗?隋炀帝墓到底迁过几次?发现的墓志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放进去的?此次展出的隋炀帝两颗牙齿引来了很多关注。

有人质疑，为何只剩两颗牙齿，隋炀帝尸骨去哪了?如果是盗墓者所为，他们又怎么可能盗取尸骨? 顾风认为，二号萧后墓已发现明显的盗洞，但一号隋炀帝墓被盗的可能性不大。

隋炀帝墓由于当时仓促修建，加之建筑材料粗劣，可能早期就发生塌顶。

不仅墓主人身份不易判断，也给盗墓造成了困难。

另外，隋炀帝墓没有被盗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十三环蹀躞金玉带的发现，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等级最高、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堪称稀世，盗墓者不可能在盗墓过程中遗漏如此珍贵的文物。

史书记载隋炀帝墓一共迁了四次，曹庄墓算哪处呢? 据《》《》《》等史籍记载，隋炀帝墓有过多次改葬的记录：大业十四年(618年)，炀帝初殡于江都宫流珠堂，后江都太守陈棱将炀帝改葬于吴公台下。

武德三年(620年)、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渊两次下诏改葬隋炀帝。

因此，有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曹庄是第五次迁葬地。

但顾风认为，隋炀帝墓真正的迁葬可能只有一次，即陈棱把隋炀帝的棺柩从江都宫流珠堂迁葬于吴公台，而曹庄墓很可能就是位于吴公台附近的墓。

“改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迁葬，将坟墓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另一种是墓址不变，只是在墓中又放入随葬品。

”顾风说，“从江都宫迁至吴公台，这是隋炀帝墓的第一次迁葬，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迁葬。

根据史籍记载和对地理位置的考察研究，雷塘和吴公台应是同一个地域的两个地标建筑，的改葬不是将陵墓从吴公台迁到雷塘，很可能只是将这座榛莽丛中已经塌顶的残墓重新整修，并放入了一些随葬品。

” 推断曹庄隋炀帝墓为陈棱将军所造，顾风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陈棱将隋炀帝棺柩从流珠堂重新挖出来，曾停放在江都宫内，时间长达几个月，这段时间应该是陈棱在为隋炀帝造墓。

另外，曹庄隋炀帝墓使用的材料都是江都宫城墙用砖，且为江都宫工程淘汰的带有明显烧造缺陷的残次品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造墓的仓促和草率。

如果唐代按帝王规制实施迁葬的话，墓葬的形制、质量就不可能是这样的了。

至于隋炀帝墓志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放入墓中的，各方意见不一。

根据墓志上出现的“贞观元年”四字，可以肯定，该墓志不是在隋炀帝初葬时放入的。

肯定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放入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在萧后与隋炀帝合葬时放入的。

功过世人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半亩田。

历史上，隋炀帝一直以荒淫无道、凶残暴虐的形象出现。

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昏君与暴君的典型。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隋炀帝认为光靠武力征服南方是不够的，他即位前在江都(今扬州)做扬州总管期间，就广纳江南贤才，对宗教领袖礼遇有加，还效法东晋著名宰相王导，学习南方语言，从而缓和了南方人的敌对情绪。

此外，隋炀帝还从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规划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北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得以联系在一起。

运河的开通，更直接促进了扬州的繁荣昌盛。

隋炀帝一直为世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荒淫无道，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他三下扬州看琼花的传说。

“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是以来传奇、小说、演义等民间文学作品的编排、虚构和歪曲。

隋炀帝在位13年，的确地到处巡游，但巡游并不是为了游玩，而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实现有效统治。

”顾风说，“隋炀帝的两个儿是和萧皇后生的，如果隋炀帝真像传说中那样荒淫无道，那他肯定会有很多儿女。

而且正载，隋炀帝和萧皇后关系非常融洽，直到隋炀帝被杀，萧皇后一直陪着他。

” 隋炀帝以极大的魄力进行变革。

然而他急功近利，最终走向了灭亡。

顾风说，隋炀帝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从他“大业”的年号就不难看出。

他是以尧舜为榜样，企图建立前无古人的功业。

据唐史学者胡如雷估算：在隋炀帝即位后的八年内，他一共兴修了22项大的公程，平均每年征用400万人次的劳动力，将近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隋炀帝急功近利，，滥用民力，最终导致百姓起义，天下大乱。

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一代帝王就此陨落。

在展厅的最后位置，立着一个墓碑形状的留言牌，上面已写满了参观者对于隋炀帝的评价。

“没有秦隋，何来汉唐”“功大于过，一代英帝”……这是观众的观后感，是当代人对这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发自内心的评价。

在扬州隋炀帝陵内设有隋炀帝的纪念馆，客观、公正的评价了这位千古一帝，充分的讲述和赞扬了隋炀帝的大量伟大丰功伟绩。

以史为鉴则明 从隋炀帝墓被发现到如今墓中文物展出，隋炀帝墓一直饱受争议，但面对质疑，考古队并没有一味争辩，而是继续专注考古，用考古证据说话;同时，又兼顾公众的期待，及时与媒体和公众对话，合法、及时、科学地公布成果。

2014年4月隋炀帝墓出土文物在扬州博物馆与公众见面。

“从去年3月发现隋炀帝墓，到展出文物，仅历时1年零1个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顾风说，以前，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必须经过专家研究后才能给老百姓看，研究过程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想做相关研究的专家由于接触不到考古资料只能耐心等待。

而时间一长，老百姓的热情也下去了。

此次出土文物很快展出，既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提高公众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又能促进考古界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推动对隋代历史的研究。

“一个短的秦后面接着一个长的汉，前面一个短的隋，后面连着一个长的唐，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研究。

”顾风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和隋炀帝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阔斧搞改革、大兴土木搞建设，这些都为封建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封建帝王，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有着雄才大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太急功近利，不顾百姓死活，滥用民力，把本来造福于民的伟大工程，干成了的“政绩工程”，“政绩工程”和百福安康形成了对立面。

如何处理好民生需求和“政绩工程”，对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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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高官放话

文︱陆弃 当地时间3月28日，伊朗警察总长拉丹针对美国关于获取格陵兰岛的言论公开表示，如果欧洲或丹麦无法阻止美国“接管”这一地区，可以向伊朗寻求帮助。

按照常规理解，这一说法既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也缺乏军事基础，更多被解读为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回应。

然而，正是在这种“非严肃表达”的外壳之下，隐藏着当前国际政治中逐渐显现的深层张力：当大国竞争不断突破既有边界时，话语本身也成为博弈的一部分。

要理解这一表态的真正指向，需要回到其直接背景。

自2019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表达希望获得格陵兰岛的意愿，并将其置于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的框架之中。

格陵兰岛并非普通地理空间，它位于北极关键位置，连接大西洋与北冰洋，同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潜在能源储备。

在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北极航道逐步开放的背景下，这一地区的战略价值正在迅速上升。

因此，围绕其归属与控制权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是关于未来地缘格局的前瞻性布局。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伊朗的表态显现出其独特的指向性。

它并不意在提出一个实际方案，而是通过夸张与反讽的方式，对某种逻辑进行回应——即强权是否可以基于自身安全需求，对他国领土提出要求甚至实施控制。

这种回应的核心，并不在于格陵兰本身，而在于对规则的质疑。

当“获取”成为公开讨论的选项，国际关系中原本被视为稳定的边界，便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这种话语层面的互动，并非孤立现象。

近年来，国际政治中的表达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直接的军事行动之外，象征性言辞、策略性讽刺乃至带有戏剧性的表态，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传递立场。

这些表达既是对具体事件的回应，也是对整体秩序的评论。

伊朗高官关于“保卫格陵兰”的说法，正是在这一趋势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它通过一种看似轻松的方式，将问题推向更广泛的讨论空间。

这种表达之所以能够产生回响，还在于其触及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套规则体系，强调主权、边界与多边协商的重要性。

然而，在现实运作中，这些原则并非始终得到一致遵守。

当大国基于自身利益对规则进行重新解释时，小国与中等国家往往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涉及领土与主权的言论，都会被放置在更为敏感的框架之中加以解读。

格陵兰问题本身，也体现出这种复杂性。

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其未来并非完全由外部力量决定，但外部力量的影响却难以忽视。

美国的关注、欧洲的立场、北极国家的利益，都在这一问题上交织。

伊朗的介入，虽然在现实层面缺乏可操作性，却在象征层面扩大了讨论范围，使原本区域性的议题带上了更强的全球色彩。

更深一层看，这一事件还反映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镜像效应”。

当一方提出某种主张时，另一方往往通过类似逻辑进行回应，以揭示其中的矛盾。

伊朗所采用的，正是这种方式：如果获取他国领土可以被正当化，那么“保卫”他国领土的表态也同样可以被提出。

通过这种对称性的表达，其实是在质疑原有主张的合理性。

然而，这种话语互动也并非没有风险。

当表达逐渐脱离现实约束，转向更具象征性甚至夸张的方向时，误判的空间也在扩大。

不同国家对同一表态的解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一方视为讽刺，另一方可能将其视为立场信号；

一方意在批评规则，另一方可能将其理解为挑战。

在高度紧张的国际环境中，这种差异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

与此同时，北极地区的重要性正在持续上升。

航道、资源、军事部署，这些因素使其从边缘地带逐渐转变为竞争前沿。

围绕格陵兰的讨论，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当更多国家将目光投向这一地区时，原本相对稳定的结构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涉及格陵兰的言论，都不再只是局部问题，而是整体格局变化的一部分。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一事件提示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变化。

规则并未突然崩塌，但其解释空间正在扩大；

边界并未被直接突破，但围绕边界的讨论却在不断延伸。

正是在这种渐进变化中，国际关系的稳定性面临新的考验。

当人们回看这句“可以向我们求助”的表态时，或许会意识到，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会被采纳，而在于它为何会被说出。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连讽刺都不再只是讽刺，而成为一种表达焦虑与立场的方式。

它提醒人们，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某一句话本身，而是这句话所折射出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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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地球能量失衡程度达到自196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首次将地球能量平衡状况列为关键气候指标。

地球能量平衡状况衡量的是能量进出地球系统的速率。

在气候稳定情况下，每年来自太阳辐射的能量与从地球逸出的能量大致相等，然而，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打破了这种平衡。

自196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地球能量失衡持续加剧，尤其是过去20年，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

2025年，地球能量失衡程度创下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留存地球的过剩能量中，仅1%储存在大气层，造成大气层变暖。

大约5%的过剩能量储存在大陆陆地中。

超过91%的过剩热量储存在海洋中。

2025年，海洋热含量达到历史新高，其升温速度比1960年至2005年翻了一番还多。

过去二十年来，海洋每年吸收的能量大约是人类年能源消耗量的18倍。

而海洋温度的升高对海洋生态环境、全球天气系统等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和连锁反应。

另有3%的过剩能量导致冰川升温融化，南极洲和格陵兰岛的冰盖均损失了大量质量。

△地球能量平衡与失衡示意图（图片来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报告指出，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气和海洋持续变暖以及冰层融化，地球气候正处于有观测记录以来失衡最严重的状态。

这些快速且大规模的变化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但其有害影响将持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表示，科学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地球能量失衡以及我们星球和气候当前面临的现实的理解。

如今，天气变得越来越极端。

人类活动正日益破坏自然平衡，而人类将在未来数百年甚至数千年里承受这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