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争议 近期，备受关注的江苏扬州曹庄墓在获得社科系统评选的“六大新发现”之后，又入选“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随着隋炀帝墓出土文物在扬州博物馆亮相，隋炀帝墓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隋炀帝墓到底迁葬过几次?隋炀帝真如传说中那样?隋炀帝亡国源于“政绩工程”?隋炀帝墓的发现对当代有什么示?日前，“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墓出土文物特展”在江苏扬州博物馆开展，记者参观了该特展并采访了扬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顾风研究员。

顾风告诉记者，就目前出土的文物来说，可以判定这两座墓的主人就是隋炀帝和萧皇后。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一号墓内出土的墓志，墓志明确记载墓主为隋炀帝，开头即写道“隋故炀帝墓志。

惟隋大业十四年太岁……帝崩於扬州江都县”，这与史书中记载的江都宫政变隋炀帝被弑于扬州的时间、地点相吻合。

同时，墓内出土了两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属于50岁左右的男性，这也与隋炀帝遇害时的年纪一致。

墓中出土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等高规格的随葬品都与隋炀帝的身份相匹配。

尚存的几点争议 虽然墓主人身份已经确定为妇孺皆知的隋炀帝，但关于墓葬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隋炀帝墓是否被盗?隋炀帝墓到底迁过几次?发现的墓志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放进去的?此次展出的隋炀帝两颗牙齿引来了很多关注。

有人质疑，为何只剩两颗牙齿，隋炀帝尸骨去哪了?如果是盗墓者所为，他们又怎么可能盗取尸骨? 顾风认为，二号萧后墓已发现明显的盗洞，但一号隋炀帝墓被盗的可能性不大。

隋炀帝墓由于当时仓促修建，加之建筑材料粗劣，可能早期就发生塌顶。

不仅墓主人身份不易判断，也给盗墓造成了困难。

另外，隋炀帝墓没有被盗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十三环蹀躞金玉带的发现，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等级最高、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堪称稀世，盗墓者不可能在盗墓过程中遗漏如此珍贵的文物。

史书记载隋炀帝墓一共迁了四次，曹庄墓算哪处呢? 据《》《》《》等史籍记载，隋炀帝墓有过多次改葬的记录：大业十四年(618年)，炀帝初殡于江都宫流珠堂，后江都太守陈棱将炀帝改葬于吴公台下。

武德三年(620年)、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渊两次下诏改葬隋炀帝。

因此，有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曹庄是第五次迁葬地。

但顾风认为，隋炀帝墓真正的迁葬可能只有一次，即陈棱把隋炀帝的棺柩从江都宫流珠堂迁葬于吴公台，而曹庄墓很可能就是位于吴公台附近的墓。

“改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迁葬，将坟墓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另一种是墓址不变，只是在墓中又放入随葬品。

”顾风说，“从江都宫迁至吴公台，这是隋炀帝墓的第一次迁葬，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迁葬。

根据史籍记载和对地理位置的考察研究，雷塘和吴公台应是同一个地域的两个地标建筑，的改葬不是将陵墓从吴公台迁到雷塘，很可能只是将这座榛莽丛中已经塌顶的残墓重新整修，并放入了一些随葬品。

” 推断曹庄隋炀帝墓为陈棱将军所造，顾风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陈棱将隋炀帝棺柩从流珠堂重新挖出来，曾停放在江都宫内，时间长达几个月，这段时间应该是陈棱在为隋炀帝造墓。

另外，曹庄隋炀帝墓使用的材料都是江都宫城墙用砖，且为江都宫工程淘汰的带有明显烧造缺陷的残次品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造墓的仓促和草率。

如果唐代按帝王规制实施迁葬的话，墓葬的形制、质量就不可能是这样的了。

至于隋炀帝墓志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放入墓中的，各方意见不一。

根据墓志上出现的“贞观元年”四字，可以肯定，该墓志不是在隋炀帝初葬时放入的。

肯定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放入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在萧后与隋炀帝合葬时放入的。

功过世人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半亩田。

历史上，隋炀帝一直以荒淫无道、凶残暴虐的形象出现。

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昏君与暴君的典型。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隋炀帝认为光靠武力征服南方是不够的，他即位前在江都(今扬州)做扬州总管期间，就广纳江南贤才，对宗教领袖礼遇有加，还效法东晋著名宰相王导，学习南方语言，从而缓和了南方人的敌对情绪。

此外，隋炀帝还从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规划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北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得以联系在一起。

运河的开通，更直接促进了扬州的繁荣昌盛。

隋炀帝一直为世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荒淫无道，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他三下扬州看琼花的传说。

“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是以来传奇、小说、演义等民间文学作品的编排、虚构和歪曲。

隋炀帝在位13年，的确地到处巡游，但巡游并不是为了游玩，而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实现有效统治。

”顾风说，“隋炀帝的两个儿是和萧皇后生的，如果隋炀帝真像传说中那样荒淫无道，那他肯定会有很多儿女。

而且正载，隋炀帝和萧皇后关系非常融洽，直到隋炀帝被杀，萧皇后一直陪着他。

” 隋炀帝以极大的魄力进行变革。

然而他急功近利，最终走向了灭亡。

顾风说，隋炀帝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从他“大业”的年号就不难看出。

他是以尧舜为榜样，企图建立前无古人的功业。

据唐史学者胡如雷估算：在隋炀帝即位后的八年内，他一共兴修了22项大的公程，平均每年征用400万人次的劳动力，将近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隋炀帝急功近利，，滥用民力，最终导致百姓起义，天下大乱。

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一代帝王就此陨落。

在展厅的最后位置，立着一个墓碑形状的留言牌，上面已写满了参观者对于隋炀帝的评价。

“没有秦隋，何来汉唐”“功大于过，一代英帝”……这是观众的观后感，是当代人对这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发自内心的评价。

在扬州隋炀帝陵内设有隋炀帝的纪念馆，客观、公正的评价了这位千古一帝，充分的讲述和赞扬了隋炀帝的大量伟大丰功伟绩。

以史为鉴则明 从隋炀帝墓被发现到如今墓中文物展出，隋炀帝墓一直饱受争议，但面对质疑，考古队并没有一味争辩，而是继续专注考古，用考古证据说话;同时，又兼顾公众的期待，及时与媒体和公众对话，合法、及时、科学地公布成果。

2014年4月隋炀帝墓出土文物在扬州博物馆与公众见面。

“从去年3月发现隋炀帝墓，到展出文物，仅历时1年零1个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顾风说，以前，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必须经过专家研究后才能给老百姓看，研究过程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想做相关研究的专家由于接触不到考古资料只能耐心等待。

而时间一长，老百姓的热情也下去了。

此次出土文物很快展出，既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提高公众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又能促进考古界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推动对隋代历史的研究。

“一个短的秦后面接着一个长的汉，前面一个短的隋，后面连着一个长的唐，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研究。

”顾风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和隋炀帝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阔斧搞改革、大兴土木搞建设，这些都为封建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封建帝王，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有着雄才大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太急功近利，不顾百姓死活，滥用民力，把本来造福于民的伟大工程，干成了的“政绩工程”，“政绩工程”和百福安康形成了对立面。

如何处理好民生需求和“政绩工程”，对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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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唐恭陵盗墓大案，追回哪些国宝文物?

　　唐恭陵系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墓，俗称太子冢，亦称孝敬皇帝陵，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东北2.5 公里处的景山之巅。

它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也是中原地区现存唐墓中规模最大和规格最高者，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唐恭陵　　▌死因成谜的太子　　李弘，字宣慈，永徽三年(652年)生于唐长安城感业寺。

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弘封代王。

永徽七年正月初六，原太子李忠被废，改封梁王，年仅4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正月十七，高宗大赦天下，这一年的年号也由永徽改为显庆。

李弘少小即参与朝政，曾多次受命监国，忠厚仁孝，谦虚谨慎，颇具政治才干，深得高宗和大臣们的喜爱。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东都洛阳时暴薨，年仅24岁。

关于李弘之死，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也有说是因病暴亡的。

究竟真相如何，后人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李弘之死，高宗万分悲痛，并且诏令天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还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据《新唐书》等史料记载，上元元年(674年)十一月，唐高宗和武则天驾临神都洛阳，李弘奉诏纳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皇太子妃。

李弘死后，年纪轻轻的太子妃青灯孤守，忧惧缠身，次年就与世长辞，追寻李弘而去了，9年后追谥哀皇后陪葬恭陵。

其墓室极尽奢华，随葬品甚多，国宝蓝釉灯等文物珍品就深藏于这座大墓之中。

　　唐恭陵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整个陵区面积31万余平方米。

陵园坐北朝南，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均为440米。

陵园四周原有神墙、神门和角楼建筑，现遗留门阙台基及角阙基址。

恭陵地面现存19件石刻，雕工精细造型生动，堪称唐代石刻艺术瑰宝。

灵台封土夯筑，高耸于陵园中部，平面呈长方形覆斗状，高22米。

在其东北方向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残高13米，俗称娘娘冢，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

　　▌盗墓大案侦破始末　　1998年春节期间，一群丧心病狂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之时闯入唐恭陵陵园，用炸药将哀皇后陵寝墓道炸开，从一个壁龛中盗出珍贵文物60余件。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

所幸案件很快破获，文物悉数追回，主要案犯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1998年2月15日上午，唐恭陵文物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了哀皇后墓前深深的盗洞，215大案迅速逐级上报，很快惊动了国务院，从而使此案得以迅速侦破。

在被盗掘的文物中，有一盏蓝釉灯十分珍罕。

主犯张某挖出这件宝贝后就将其藏在怀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拿出来把玩。

后来大部分文物倒卖到了北京、天津，只有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着案件侦破的进展，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和天津追回的消息也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

翟某自知案件重大，涉案文物非一般文物可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

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侦破后，追回哀皇后墓中被盗的61件国宝，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进行鉴定。

看着这些文物，专家们不由地惊呼起来：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此后，文物部门又在被盗场地抢救清理出土文物189件。

这250件文物中，有蓝釉、红釉、黄釉、绿釉、白釉、三彩、彩绘、鎏金等各色陶瓷器，精美绝伦，皇家风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初唐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其中，釉陶器物尤为重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蓝釉烛台 高33.6厘米 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实物为唐恭陵仅见，被《国宝档案》收录。

　　张某挖出后就藏在怀里的那件宝贝，就是后来进入《国宝档案》的蓝釉烛台，通高33.6厘米。

其分三个部分，灯盏、灯柱、灯座。

上为灯盏，小盘中心为杯形。

下面灯座呈高足豆状，大盘微弧，圈足外撇。

中间承以管状灯柱，与上盏下座连为一体。

通体施蓝釉，圈足内壁无釉，白色陶胎。

蓝釉灯以前只见于记载，从未见过实物。

它以华美、稀罕而入选为御用随葬明器，供皇陵之用，属于高档陪葬器物。

其造型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高贵雅致，是蓝彩器中的上乘之作。

　　▌墓中珍宝　　此外，这批缴获和清理出土的其他釉陶也各有特点，主要为蓝、红、绿、白四种单色釉。

　　红釉双龙尊　　红釉双龙尊 通高3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7.7厘米。

盘口外侈，卷沿，圆唇，细长颈，微束腰，肩及上腹部圆鼓而丰满，下腹部渐内收，平底内凹。

自口沿至肩部饰有对称的双龙形柄，龙首口衔尊沿，龙尾搭在尊肩。

通体红釉，不及底部，露出白胎。

双龙尊的造型可能脱胎于隋代的双龙耳联腹尊，唐时定型，并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酒器品类。

其出现在随葬品中，则标志着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

唐代以后，双龙尊被大量出现的酒注子所取代。

　　蓝釉长颈瓶　　唐恭陵出土的蓝釉长颈瓶 高2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8.6厘米。

喇叭形口，沿略翻卷，圆唇，长颈束腰，丰肩鼓腹，矮圈足微侈。

器身施蓝釉，底部露胎。

瓶口卷沿上留有3个小圆形支钉烧造痕迹。

这种形状的长颈瓶是唐代较为典型的流行样式，具有一定的西亚风格，其材质既有供上流社会使用的金银器，也有供皇室贵族陪葬用的三彩器。

此器造型简练秀美，是唐代釉陶中的精品，代表了唐代的艺术风格。

　　绿釉盘口壶　　恭陵出土的唐代绿釉盘口壶(唾壶)高 17.1 厘米，口径 9.3 厘米，底径 11 厘米。

盘口微侈，卷沿圆唇，短颈略束，溜肩，下腹鼓大，矮圈足，大平底。

壶口内有3个细长条状的小支钉烧痕。

器施绿釉至圈足，底足露出白色陶胎。

这件盘口壶肩部无系，造型独特，丰满大方，符合唐代雍容华贵的风格。

　　进入唐代以后，瓷器、漆器、玉器、珐琅等多种葫芦瓶纷纷出现，器形变化多端，工艺精美。

如恭陵的红釉葫芦瓶，高22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7厘米。

小口内敛，圆唇，短束颈，丰肩，深鼓腹下渐收，小平底。

体施红釉，底露白胎。

这件葫芦瓶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与当时崇尚祥瑞的观念相一致。

　　红釉葫芦瓶　　绿釉盂　　恭陵出土的绿釉盂形体较大，高13厘米，口径10厘米。

敛口，方唇，鼓腹，圜底。

体施绿釉，不及底部。

此器浑圆饱满，釉色莹润，属于典型的唐代器形。

　　蓝釉盆　　恭陵蓝釉盆高12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13.5厘米。

侈口，折沿，圆唇，弧腹，平底。

腹部有凹弦纹两周。

内外壁均施蓝釉，内釉至底，外釉不到底部，露出白色陶胎。

盆内的3个支钉痕迹是研究其烧造方法的重要依据。

　　红釉盖罐　　恭陵出土的红釉盖罐通高32.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1.5厘米。

侈口，卷沿，圆唇，短颈微束，丰肩，鼓腹下收，平底。

上承覆碟形盖，盖顶置宝珠钮。

器身与盖均施红釉，不甚及底，有露胎现象。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的作用有关，同时亦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

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这件红釉盖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香炉历史久远，是由熏炉演变而来，无论作为礼器还是焚香用具，都蕴涵了神圣的意味。

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是古代文人的四大雅好，有人把置炉、玩炉、焚香当作一种时尚，一些精致的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因此，香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仅登上了文人的几案，而且出现在帝王的内廷。

三足炉是唐代陶瓷器中常见的器型，其造型仿自当时的金银器，以唐三彩较为多见，此外还有白釉、黑釉、蓝釉等品种。

　　蓝釉三足炉　　恭陵蓝釉三足炉高约17厘米，口径13厘米。

口沿外卷，束颈较短，圆鼓腹，圜状底，腹下部有3个外撇的兽蹄形足。

器施蓝釉，底足露胎。

其造型颇具大唐盛行之风，圆润大气，端庄优美，有一种幽雅、神圣之感。

　　恭陵釉陶除了多为上述各种单色釉外，尚有几件三彩器皿，主要为豆和注子。

如三彩豆，高6.6厘米，敞口，折沿，圆唇，弧腹，喇叭形圈足。

腹部及口沿外壁均交错施以黄、绿、白三色彩釉，并相间熔融为彩色花斑。

足部无釉，露出白色陶胎。

　　唐恭陵出土的这批皇家御用釉陶精致华美，亮丽如新，进一步证明了唐代蓝釉器对后世青花瓷的深远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族艺术倾向，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意识，在世界陶瓷工艺史上散发出浓郁的民族工艺芳香。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众所周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方式最残暴，对人压迫最厉害的一个。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