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1905年11月23日)，考政大臣请训陛辞：据端方致张之洞函透露，慈禧当日“殷殷以考察各国宪政为属，冀归来后施行。

是此事尚有成立之望”。

端方、戴鸿慈离京当天，慈禧即向奕励询问立宪宗旨，奕励称中国“宜用君主立宪政体，由君主操权。

而商民凡有一切公约，参酌行之，当可有益无弊”，慈禧对此颇为认同。

五大臣考察团在国外考察期间，慈禧对于立宪一事更加关注，有报道称：“日前两宫面谕，现以时局艰难，力图变法，虽经拣派大臣出洋考求政治，究恐缓不济急。

尔大臣等务当细心讨论，可先定其大略，侯出洋大臣回国后再行参酌，择善而从。

”显然，慈禧对立宪的态度变得十分热心，倾向于认可宪政改革。

立宪派 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两路考察团皆由上海放洋，考察完毕后亦取道上海返京。

上海作为立宪派活动的中心之一，两路考察团无论放洋还是归国之途，皆与上海立宪派人士密切接洽。

总体来看，上海立宪派对考察团持欢迎态度，积极为考察团建言，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然而这并不表明对政府的真实动机毫无怀疑。

在考察团出国之前，上海立宪派的怀疑情绪即表现得较为明显。

如在之际策动端方等地方大吏的主角之一赵凤昌曾对端方言道：“欲预闻日俄和议未成，而改派考查，朝廷于立宪，仍为敷衍延宕之计，革命终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

”在考察团出洋不久，张謇亦曾于日记中写道：“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

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

‘ 革命派 由于立宪问题在立宪派和统治集团部分官员之间形成了共鸣，革命派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小的担忧，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够推行宪政改革，必将得到国民尤其是立宪派的大力拥护，其统治合法性将会得到稳固。

由此，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将很难实现，于是革命派一面加紧组织起义，自同盟会成立到武昌革命爆发，为革命运动发展的“茁壮时期“;一面通过发表各类论说，以批判的武器揭露清政府推行立宪改革的虚伪性，考察则成为革命派批判清政府假立宪的焦点事件。

就后一方面而言，革命派以《民报》为舆论阵地，揭露考察团出洋考察期间的种种“丑态”，对考察团在国外的考察所得进行批判，并从理论上全面否定清政府推行宪政的可能性，形成反对清廷立宪的第一个舆论高潮。

总的来看，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反对立宪的声音虽然此起彼伏，然而在愈来愈浓厚的立宪氛围包围下，无疑处于下风。

意义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

1906年(三十二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

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

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

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卷。

这些书对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

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复命，和光绪立即召见他们。

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次，召见端方3次，尚其亨1次。

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mǐ，平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

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

”因此，“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

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

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

8月29日，慈禧太后与召见诸大臣，决定预备立宪。

三天之后，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

评价 对于五大臣出洋事件，英国《新达泰晤士报》、《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德国的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泰晤士报》评价说：“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 辽宁教育出版社顾问赵秉忠较早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宏观评价：“出洋考察宪政对五大臣来说，在国外或许多少嗅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即便说，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但在当时也只能是幻想。

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而已。

”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朱金元评价五大臣出洋考察说：“五大臣虽为清政府万世一系的封建国体寻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国异乡里，沐浴了，耳闻目睹了资产阶级的物质进步后，引起了深思，这在他们的奏折中不时有反映。

出洋的结果，不但增强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而且使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思想扩大，一些亲贵大臣们也因此感到，强国之道‘已不在，而实以修政立教为本源’，萌发了‘更新庶政’的观念，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上层中形成一个普遍的立宪要求。

”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藩从法制文明进程的角度积极评价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欧美诸国政治，不单纯是走马观花，他们也下马看花，进行了实际考察，并从考察中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在激烈的国际斗争环境，中国所处的劣势。

”“他们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可以说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他们是晚清立宪的促进派，起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随员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开放的学人，他们经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礼之后，不仅是晚清预备立宪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为时期法制的创建人。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认为五大臣出洋是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没落的清王朝企图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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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险一金分别指什么

2、医疗保险；

3、失业保险；

4、养老保险；

5、住房公积金；

6、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依法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制，用于解决劳动者及其家属的医疗保险问题。

通过向企业及个人征收医疗保险费形成医疗保险基金，为参保人员提供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减轻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

生育保险生育保险是针对生育妇女设立的社会保险制，旨在解决生育妇女孕产哺乳期间的收入和生活保证问题。

生育保险基金通过筹集资金，为生育妇女提供生育医疗保险、产假及产假工资等，确保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支持。

养老保险养老保险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旨在保护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

劳动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领取退休金，确保老有所养。

养老保险金的支付是养老保险制的基本待遇，体现了对劳动者晚年生活的关怀。

工伤保险工伤保险是面向企业或用人单位筹集工伤保险基金，用于补偿职工因工伤事而导致的收入丧失和医疗保险待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

其基本待遇包括工伤期间的收入保险、工伤抚恤、工伤医疗保险等，旨在保护职工因工作遭受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时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是住房改的一项重要方案，由企业和劳动者各缴纳一定的住房基金。

符合提取条件的职工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或者在购买商品房时享受更低的住房贷款利息，从而减轻购房负担。

失业保险失业保险是为了解决符合条件的失业者的生活保证问题而设立的社会保险制。

失业保险基金通过筹集资金，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及失业医疗救助等，帮助他们度过失业期，维持基本生活。

大案纪实：沈阳 “3・8” 大案 —— 五恶魔 12 年血债，300 万劫款终落网

1999 年 10 月，警方凭借 “10・19” 案线索与群众举报，将五名恶魔一网打尽，2000 年终审判处死刑，12 年噩梦终结。

五恶魔集结：从混混到杀人团伙团伙核心孙德林，曾是知青、下岗工人，心狠手辣、擅长策划，是团伙 “大脑”；

汪家礼是最早搭档，开车、开枪凶狠，为 “打手”；

汪家仁是汪家礼兄长，刑满释放后入伙，好赌亡命；

孙德松被哥哥孙德林拉下水，不敢反抗；

王文绪是汪家仁狱友，早期入伙，后期想退出却已深陷泥潭。

1989 年起，五人结成犯罪联盟，从盗窃、抢劫逐步升级为持枪杀人，作案工具从刀具换成制式手枪，手段愈发残忍。

12 年疯狂作案：血案累累，300 万劫款沾满鲜血1996 年 “3・8” 大案：震惊全城的巅峰血案1996 年 3 月 8 日 9 时许，沈阳第一饲料厂出纳与保卫干事从银行取回 20.7 万元工资款，刚下车便遭三名蒙面歹徒伏击。

歹徒持五四式手枪当场枪杀 2 名保卫干事、重伤 1 名干部，抢走全部现金，整个过程仅 1 分 10 秒。

作案后，歹徒遗弃的车辆内还发现被勒死的出租车司机遗体，此案成为系列案标志性案件，全城震动，公安部挂牌督办。

横跨 12 年的连环血案团伙作案无差别、无底线：多次抢劫出租车，杀害司机后将车作为作案工具，用完即弃，仅抢劫车辆就达 11 台。

1994 年 6 月，四人抢劫皇姑区华山信用社，一分钟内抢走巨款，杀害运钞人员。

1997 年 11 月，跟踪购车男子，开枪抢劫 13.4 万元。

1999 年 10 月 19 日，在沈阳建材市场抢劫商户 132 万元现金，未戴头套作案，成为侦破突破口。

12 年间，五人作案 42 起，杀害 21 人、杀伤 24 人，抢劫现金、车辆、财物累计超 300 万元，在 90 年代堪称天文数字，沈阳街头人人自危。

警方追凶：五年悬案，终破僵局“3・8” 大案后，沈阳警方成立专案组，因监控缺失、目击证人有限，仅靠现场弹壳侦查，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专案组持续梳理串案，比对弹道、排查车辆，悬赏征集线索，却始终未能锁定嫌疑人。

1999 年 “10・19” 案：关键转折1999 年 10 月 19 日建材市场抢劫案，现场弹壳与 “3・8” 大案弹壳来自同一把枪，两案并案。

小区门卫记住劫匪摩托车牌号，虽车辆多次转手，但修车周师傅举报：案发前，一名 50 多岁、带红疤的男子（汪家仁）多次骑摩托踩点。

警方结合线索绘制嫌疑人画像，锁定有抢劫前科、挥霍无度的汪家仁。

10 月 29 日凌晨，专案组兵分三路，在沈阳抓获汪家仁、汪家礼，在哈尔滨抓获王文绪，又通过广西警方控制正在服刑的孙德林，抓获准备营救哥哥的孙德松，五名主犯全部落网。

审判伏法：12 年血债，正义终至审讯中，五人心理防线崩溃，交代 12 年全部罪行。

2000 年 5 月，沈阳中院一审判决：孙德林、汪家仁、汪家礼、孙德松、王文绪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0 年，五名恶魔被执行枪决，横跨 12 年的沈阳 “3・8” 大案彻底告破，300 万劫款背后的 21 条冤魂得以告慰，沈阳街头重归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