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赏赐一人姓赵，此人婉拒提出要姓包

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

传入中国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学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佛教与中国的本土宗教──和的发展。

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

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李翱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

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法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

的理学家们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传，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简，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先秦从“四 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灾异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

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些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而的阴阳灾异和神学 化的论证则更显得粗浅，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的道器观，的“仁”学，《孟子》与《中庸》对于“性”与“天”的问题的探讨。

理学家们吸收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邵雍的“太极”、的“太虚”、和的“天 理”、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的…‘心”，等等。

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

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的味道。

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

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儒家的义理。

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人伦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

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

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 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综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指归于对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

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或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主要学派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王安石荆公学派 司马光温公学派 的蜀学等派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渠、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 胡安国、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以“性”为核心概念”) 陆九渊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中后期。

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

总结 时期：佛、道盛行，儒学面临挑战;南北朝;佛教徒提出佛为正，儒道为邪教，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统治者奉行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地位受到挑战。

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道佛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体系——“理学”。

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当时佛教已经大致完成融合儒道的进程)。

是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学、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周敦颐：宋明理学之鼻祖，为宋明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二程老师，其对朱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周敦颐著作《太极图说》被视为理学之大纲。

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

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朱熹为集理学之大成者，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③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考试的教科书。

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但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其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

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在认识论上，他提出 “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达到“致良知”) 评价 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

颜元称：以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

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

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

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

其门生王源对理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更为露骨，他说“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

余英时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

” 消极：理学被曲解之后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

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

积极：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

随机文章商朝三朝元老伊尹是怎么死的？揭秘伊尹死因之谜不是袁世凯！李鸿章临终前举荐「他」 葬送了大清帝国汉武帝刘彻是纯种的汉人吗？兵马俑是活人做的吗，兵马俑是活人俑吗(真人比例陶俑烧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牢骚效应，企业应对发泄情绪的员工宽容对待

援朝战争中，明朝经略万世德要求朝鲜也让陆象山、配享文庙，但是遭到尹根硕等人的反对。

这些都反映了16、17世纪中华文化圈内虽然都以为思想共识，但是各自的差异也开始出现。

藤原惺窝，师从僧人九峰，还俗后从事朱子学著述，被视作日本朱子学的首创者 在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政治认同外，文化认同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明朝以前，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都已经使用汉字很长时间，也深受儒家及汉传的影响。

明朝时候，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又接受了新兴的宋明理学，这成为中华文化圈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诸国之中，高丽及朝鲜最能与明朝保持高度一致。

明朝建立时，正值高丽末期。

高丽政权虽然也以儒学理念建构国家体系，但是在思想领域及信仰层面则是佛教占据主导。

高丽末期，受到元明崇尚程朱理学的影响，高丽儒生也引入程朱理学力图振兴儒学。

安珦(晦轩)是最早在高丽提倡程朱理学的人。

他曾经跟随高丽世子留居燕京。

在燕京期间，安珦抄录了朱子著作带回高丽，并在国子监中弘扬朱子学。

安珦之后，白颐正(彝斋)赴生活十年，研习程朱理学。

白颐正的学说传人有李齐贤(益斋)、朴忠佐等人。

李齐贤传弟子李谷(稼亭)、子李穑(牧斋)。

李穑传弟子郑道传(三峰)、李崇仁(陶隐)，郑梦周(圃隐)也从游于李穑。

白颐正一系，成为高丽末期程朱理学最有影响力的传承体系。

此外，还有权溥在高丽刊行《四书集注》，禹倬传授程朱易学。

经过这些儒者的努力，李齐贤说高丽末期已经“天下同文，家家户户置程朱之书，人皆知性理之学，教化之道近乎成”。

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朝鲜半岛上最普遍的学问。

并且高丽儒生还形成了先学朱子四书学、再读五经的儒学学习程序。

高丽儒者对程朱理学的探讨从伦理规范发展到统治道义，形成经世思想。

被李穑称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在政治上力主高丽放弃北元、转而与明朝结成宗藩关系。

在学术上依照春秋义理提出“尊华论”。

在社会建设上，他引入《朱子家礼》，建立家庙、倡导三年丧服制度。

在个人人格上，他为高丽王朝殉节，成为朝鲜时代忠义的典型。

安珦(晦轩)，最早在高丽提倡程朱理学 在朝鲜王朝的制度建设中，郑道传(三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按照周礼六官与明朝制度编撰《经国大典》，分为《吏典》《户典》《礼典》《兵典》《刑典》《工典》。

在《经国大典》中贯彻了儒家的民本、德治两个原则。

朝鲜建国后全面引入明朝制度，形成与明朝相同的政治构造与社会土壤，这成为朝鲜接受明朝思想文化的环境。

在政府架构上，朝鲜模仿明朝六部，设六曹：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

六曹之上设议政府，由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合议。

地方设五道，后增为八道。

仿照明朝御史制度，设暗行御史，监察地方。

在立法上，刑律则执行《大明律》。

在文教、选举领域，朝鲜如明朝一样在中央设置成均馆，在地方设置乡学。

士子入书堂习汉文，再入乡学。

应试合格者为生员，进入设在汉城的成均馆学习。

参加经文考试及第者，授予官职。

如同明朝文官政府、培养出士子阶层，朝鲜的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也培育出一个相同的士子阶层。

这是朝鲜在政治上有中华认同之外，文化上形成中华认同的原因所在。

在推行以治国的过程中，朝鲜世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朝廷中，世宗设置集贤殿，对集贤殿学士赐暇读儒经。

制定国家五礼体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士庶家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

编撰《三纲行实图》，以儒家纲常伦理教化民众。

由于朝廷崇儒，大批儒生进入官僚集团，形成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阶层，史学家称之为“勋旧派”。

勋旧派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遵照朝鲜王的命令推行文化政策。

代表性学者是郑麟趾(易斋)，他是理学家权近(权溥后人)的传人。

与勋旧派相对，还有一批儒生以道统自任，被称为“士林派”。

士林派祖述郑梦周，构建出“郑梦周(圃隐)—吉再(冶隐)—金叔滋?(江湖)—金宗直(毕斋)—郑汝昌(一蠹)、金宏弼(寒暄堂)—赵光祖(静庵)”的道统体系，并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提出道学的政治理想。

面对朝鲜前期王位更迭及官僚政治中的违反纲常、不道义的现象，他们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勇于批判。

正因如此，士林派遭受朝鲜王及勋旧派的政治迫害，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遭受多次士祸。

金宏弼、赵光祖都死于士祸中，金宗直也被剖棺斩尸。

16世纪后半期是朝鲜程朱理学的真正形成期。

从这一时期开始，士林派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

朝鲜儒生对程朱理学的理解水平大幅提升，已经可以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并形成了以四端七情论为论争中心的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

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滉(退溪)。

李滉被看作是正统朱子学的维护者。

他编撰了《朱子书节要》，成为朝鲜儒生研习朱子学的基础。

他所撰写的《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以朱子学为正统对宋明儒学行了梳理。

李滉对明朝的学术潮流十分敏感，对于刚刚兴起的阳明学，他撰写了《传习录论辩》对《传习录》逐条驳斥。

对明朝哲学家的主气论，李滉撰写《非理气为一物辨证》进行批判。

因为李滉的巨大威望，阳明学被朝鲜儒学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

作为士林领袖，李滉尊重学校，奏请朝鲜明宗下赐绍修书院匾额，倡导了朝鲜的书院讲学之风。

在朝鲜朝后期，书院成为比成均馆、乡学更加重要的士林活动中心。

因为退溪的提倡，朝鲜的书院讲学之风的兴起，与明朝陈献章(白沙)之后书院讲学之风相比，也只是略晚而已。

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滉(退溪) 李滉自己的思想体系总结在晚年所作的《圣学十图》中。

《圣学十图》以图像形式表达他对天人关系、人伦规范的结构性的系统理解。

这种表达形式是朝鲜理学的独创。

李滉最有名的论说是“四端七情论”。

这是1559年到1566年间，李滉在与奇大升(高峰)的论争之中提出的。

是朝鲜儒学对性理学的发展。

李滉将“四端”与“七情”相对，认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

李滉强调理的根源性，提出“理自到说”。

李滉的理论暗含着将人心与道心对立的趋势。

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洱(栗谷)。

李滉去世后，成浑维护李滉的观点，就“四端七情”问题与李洱发生论辩。

李洱提出“气发理乘一途说”，认为“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蕴含于气中。

李洱认为四端为七情中之善者。

李洱的理论把人心与道心统一起来。

作为理学家，李洱思想的代表作是《圣学辑要》，以《大学》体系综合儒学。

对朱熹的《小学》加以注解，撰写《小学集注》。

在普及理学方面，李洱撰写了《四书谚解》《四书小注》。

与李滉一样，李洱也重视学校建设，他撰写了初级教育教材《击蒙要诀》以及规范学校教育的《学校模范》。

作为士林派在政治上的核心人物，李洱还提出振纲纪、革弊端、安民生的改革要求。

由于李滉、李洱在性理学、尤其是“四端七情论”上对立，其各自门徒形成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

而按照朝鲜党争的分野，岭南学派多属于东人党，畿湖学派多属于西人党。

学派的分裂与政治上的党争又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朝鲜后期政治与社会的分裂。

16、17世纪明朝正是阳明学兴起的时候，朝鲜却以“四端七情论”为中心坚持在朱子学的理路上前进。

虽然朝鲜也有人学习阳明学，如许筠(蛟山)、张维(溪谷)等，但朝鲜理学家的主流仍然是批判阳明学。

二年(1574年)，王阳明配享文庙，这象征着官方对阳明学正统地位的承认。

同年，朝鲜理学家许葑出使明朝，在国子监中猛烈地批判阳明学为异端。

援朝战争中，明朝经略万世德要求朝鲜也让陆象山、王阳明配享文庙，但是遭到尹根硕等人的反对。

这些都反映了16、17世纪中华文化圈内虽然都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共识，但是各自的差异也开始出现。

与朝鲜不同，日本的儒学传承主要在博士家中，以汉唐注疏为主。

朱子学形成后，主要是经由禅宗中的临济宗传入日本，禅僧玄惠法印、岐阳方秀、桂庵玄树都曾宣传、化用朱子学。

而将朱子学发扬光大的则是生活在16世纪后半期的藤原惺窝。

藤原惺窝师从僧人九峰，还俗后从事朱子学著述，被日本学者看作是日本朱子学的首创者。

藤原惺窝正处在日本由战国走向统一的时代，前有织田信长、，后有德川家康。

因而，藤原惺窝提倡以儒家五伦、五常作为日本社会的伦理准则，为统一的政治统治提供思想基础。

因而，藤原惺窝重视四书、五经，并以朱子学的理论阐述伦常纲纪。

藤原惺窝简化了朱熹对于“理”的论证，将“天道”、“性”、“理”三者视为同一，以贯穿在他的理论体系中。

据林罗山《惺窝先生行状》，藤原惺窝“读圣贤性理之书，思当世无善师，而忽奋发欲入大明国，直到筑阳泛溟渤，逢风涛漂著鬼海岛。

先生常慕中华之风，欲见其文物，虽然其盛志不遂而归，先生以为圣人无常师，吾求之六经足矣”。

藤原惺窝虽然最终没有来过明朝，但是对于明朝一直都很仰慕，这是源于他所习之朱子学。

林罗山是藤原惺窝的弟子，他生活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上半期，相当于万历、隆庆、天、年间。

林罗山以独尊朱子著称于日本哲学史。

他批判陆九渊夹杂老庄之学，更是排斥佛学。

德川幕府建立后，林罗山是幕府统治合理性的主要论述者。

林罗山援引朱子学论证幕府统治下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

虽然在思想上，林罗山独尊来自中国的朱子学，但是在政治上他对明朝评价不高，专门仿照《过秦论》而写有《过明论》。

17世纪，日本还有一位重要的朱子学家——山崎闇斋。

与林罗山注重朱子学义理为幕府统治作论辩不同。

山崎闇斋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在对朱子学文本的注释与讲解上，以及对朱子学的传播上。

自山崎闇斋之后，朱子学在日本大行。

但是，晚年的山崎闇斋转信神道，成为垂加神道的创立者。

正是在16、17世纪朱子学的传播下，日本学者对中国思想的认同，转而形成对“中国”的认同。

山崎闇斋是17世纪日本重要的朱子学家 与朱子学在朝鲜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不同，日本德川幕府虽然重视朱子学，但是朱子学尚未取得独尊地位，因此，17世纪时，阳明学也开始在日本得到传播，其重要人物是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

中江藤树对林罗山的观点多有批驳。

在中江的思想体系中，他十分注重“孝”，认为孝是天、地、人三才的至德要道，并将孝与心法、太虚、修齐治平相联。

中江藤树的弟子熊泽蕃山调和中江的阳明学与林罗山的朱子学，他脱离了中江藤树以自我修养而明德的内在心性论路径，转向政治王道主义。

17世纪的日本阳明学对江户时代影响甚大。

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起义领袖极为崇尚中江藤树，称“受其赐亦厚矣”(《儒门空虚聚语》)。

程朱理学在朝鲜、日本的传播及其在地化，既使14—17世纪东亚读书人有了思想的共识，形成同一个文化圈，又使朝鲜、日本的朱子学在16、17世纪呈现出地方性的发展态势。

1644年明朝的灭亡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基于理学思想的“华夷之辨”，出于对中国文明的认同，朝鲜自居为“小中华”，而日本儒者也将本国视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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