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倒在石榴裙下”这个词从何而来？和杨贵妃有关

　　我不爱听鬼故事，我喜欢的是相声。

有一个传统相声叫《无鬼论》，说一个人在路边上吊死了，本着“死尸不离寸地”的原则，治安官在死者手中插进点燃的香，结果吓昏了路人的故事。

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两类人竟如此不同：路人怕鬼，见到随风飘逸的尸身就瘫；而治安官不怕鬼，看见魂飞魄散、落荒而逃的人，反以为是吊死鬼乍尸，伸手拔腿要去擒拿。

　　鬼的事情无关信仰，民间一面盛传鬼吹灯、鬼索命、鬼打墙的事情，一面则渲染捉鬼的道人、逆鬼的勇士的事迹。

正是由于传说中可以畅行两界无阻，从水瓮里探头，从泥土中伸手，人们默认了它们(在想象中)的存在，不必非得下到阎王殿里踏访，活着的时候就有大把的机会可以识其面目。

　　栾保群先生考证说，中国第一起有记载的尸变出自《史记·酷吏列传》，酷吏尹齐死后尸体飞起，逃回老家“归葬”。

正因为古书留下了这类奇闻逸事的记载，鬼之有无便也与耶稣基督是否确有其人那样，成为没有解答必要的问题。

　　而这些古籍也一再表明鬼是此世的常客，过着与活人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躲猫猫的习惯都一样——只是鬼之参与人事会抱持某个特定的目的：最常见的是索一条活人性命。

鬼故事虽然汗牛充栋，但中国文化里从未形成过一个超验的、能够涵摄现世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的诠释体系，关于冥府的描写不少，民间白事会上都传颂着“阎王爷好见，小鬼难搪”，但从未出现过但丁《神曲》这样直面死后世界的巨作了。

栾保群先生收集了溺鬼、吊死鬼、讨债鬼、恩仇二鬼、尸变等十数种鬼的种类和行为方式，这些鬼多是阳间之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纳入到自己身边来的，他们各自为政，像活人一样奔着一个冤仇或一点实惠而来，一旦愿望满足了就飘然而去。

　　所以说鬼从未离开过人，人思量鬼的方式，也反映他如何思量自己——“人身后未必是鬼，鬼后面则肯定有人”，到底把鬼交到了人的手里。

也许那些靠说鬼故事取乐、爱看别人惊恐万状的样子的人，其实要么是在借鬼来证实自己的胆量，就跟不管不顾去抓乍尸的那位一样，要么是把自己的怯懦拿给别人分摊。

栾先生在他的序言中有一句总括：“即使是至高的革命权威，实际上对草民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也起不了消灭或扭转的作用。

”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那会儿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说：现在没有人信求神拜佛这套了。

但是四十年过去，第一批富人浮出水面，寺院里香火比什么时候都旺，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对前路的未知焦虑，那种海德格尔所谓的对死亡的“畏”感，都是不可消弭的。

而现在，畏感尚在，鬼的存在也同对世界末日的影视戏说一样得到了娱乐化的放大，并不排除仍有大量虔心收集“鬼话”的爱好者，不过想如蒲松龄那样靠鬼来警世，则是断然不可能的了。

　　深挖古籍者免不了要出些惊人的成果，栾保群先生把《万象》上零散的谈鬼篇什结成《扪虱谈鬼录》一书，配上插图后竟然蔚为大观，不由让人嗟呀作者工夫下得之深，古籍里的宝藏之富。

栾先生与一般说鬼故事的人的区别在于，他能把奇闻轶事进行有系统的梳理，展示其融入中国人衍变至今的文化思维的一部分的过程，鬼的性格就是人的性格的正面或扭曲的投射，鬼在人心中的存在直接介入了传统道德体系的形成。

而今天的中国人既丢了古人的鬼神从而不晓何谓现世报，又没能认真地思索西方的上帝，因而也难以指望来世的寄托。

　　前年我看新版电影《画皮》，感慨经典的鬼故事已成多角恋爱肥皂剧，蒲松龄原作中女鬼的狰狞面目完全不见了，王生之妻舐唾替丈夫赎罪的严厉教训，被那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大团圆结论所取代。

看多了如今的这种拿女色和乱恋做经典添加剂的滥俗做法，也不能不有几分怀旧涌起。

即使往日是那样不成体系的鬼故事，现在也能反衬出“无鬼”人心的乏味。

可惜的是，纵然叶向高，但所遇到的都是昏庸之主，其抱负始终无法实现。

说起叶向高其人，就不得不谈谈他的出身，他有一个奇特的小名叫做“厕”。

翻开中国几千年历史，将厕所这样污秽的字作为小名的，大概仅此一例了。

但叶向高的这个小名，却是有一番故事。

叶向高是福建省福清人，那里是闽东近海地区。

在，这片区域倭寇猖獗、海盗频出。

叶向高的父亲叶朝荣，是广西养利知州，人到中年一直膝下无子，于是便在老家续娶了一位姑娘为妾。

第二年，林氏怀孕，即将要临盆时，刚好赶上海盗登岸抢劫。

当地民众于是纷纷避走逃难，林氏也在难民的队伍之中，跑到中途时动了胎气，仓促之下，只得避到一家民厕中生产。

在秽臭难闻的厕所中诞生的婴儿便是叶向高。

林氏在坐月子期间，一直逃亡在路上，曾几次突遇海盗，避入深林，同行的妇女为了自身安全，不惜让怀中啼哭的婴儿窒息死亡，这些难民们也要林氏效仿，林氏执意不肯，最后只得离开人群，一人逃入深山，等到海盗散去之后，林氏已经，双腿溃烂不能行走，而叶向高也是奄奄一息。

数十年后，叶向高登上了首辅之位，每当他回想起这段往事后，便会，他流泪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母亲。

当母亲去世之后，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墓志铭，而他自己，依然用着“厕”这个小名，以纪念自己伟大的母亲。

古话说的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同样在叶向高身上得到应验。

万历七年(1579年)叶向高高中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叶向高考中进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任编修，此后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

叶向高初入仕途的经历和张居正惊人的相似，万历二十六年，叶向高调回京师任左庶子，这个官职属左春坊，是专门负责太子学习的机构。

万历下诏让叶向高担任太子的老师，用明代官方语言来说就是“充皇子侍班”。

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发了一道诏旨，任命退休在家的原礼部尚书于慎行、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吏部右侍郎叶向高三人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同时，万历皇帝还将退休多年的大学士王锡爵任命为首辅。

不过王锡爵坚决推辞不到任，于慎行勉强到任，但已病得下不了床，到了京城一个月就死于家中。

李廷机一上任便受到言官的猛烈攻击，这样内阁的重担，实际上落到了叶向高的肩上。

叶向高之所以被万历皇帝选入内阁，第一是他的学问，第二是因为他一直远离权力中心，没有树敌结怨，任用他各派力量都能接受。

但是在万历的心中，他所希望的内阁首辅并不是像张居正那样精明强干励精图治的干臣，而是用来维持朝廷即将要败坏的局面，在后万历时代，首辅这个位置上，注定不可能再产生政治强人。

叶向高即使再有理想，在万历皇帝的消极怠政下也无用武之地 ，他所能做的只是一些的事。

后来在万般无奈之下，叶向高，辞官回乡。

光宗登基后，召回了这位印象颇好的老师，让他还朝，只是光宗的诏书还没到叶向高手中，便匆匆去世。

熹宗接任后，仍按父皇的意愿，促使叶向高还朝，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叶向高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北京，再次担任首辅。

虽然叶向高在担任首辅期间，遇到了重重阻力，其中压力最大的就是和魏忠贤周旋，这些天启朝的内阁和宦官之间的争斗暂时不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叶向高登上首辅之位三个月后，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给张居正彻底平反。

天启八年，叶向高在家乡病逝，享年六十九岁，我们用“孤臣白发三千丈”来形容这位三朝首辅叶向高的一生，应该是最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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