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慎到的重要思想是什么？慎到的“势”和“无为而治”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和梁《先秦学术年表》认为其卒于公元前299年(时，今人以为错误)。
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创始人物。
【菜科解读】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和梁《先秦学术年表》认为其卒于公元前299年(时，今人以为错误)。
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创始人物。
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
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
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
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
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
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
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慎到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坚决主张“法治”;而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尊君和尚法。
所以他说：“民一于君、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
要求“民一于君”的主要理由是“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
为了尊君，他不仅反对与国君分庭抗礼的贵族，也反对儒、墨的尊贤、尚贤，认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民一于君”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只有国君才有权立法和变法，各级官吏只能“以死守法”，严格遵守和执行君主的法令。
一般老百姓则必须“以力役法”，受法令的役使。
但他的“民一于君”又是有条件的，即国君有权立法、变法，但不能随意立法、变法，而应“以道变法”，具体说，就是“天道，因则大，化则细。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
他这种“人莫不自为”的人性论，实质上正是当时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新兴地主阶级私有观念的反映。
他认为国君如能“因人之情”来立法，立法以后凡事一断于法，就能治理好国家。
重“势”和“无为而治” 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
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
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
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
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
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
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
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
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
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
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
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的事出现。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
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历代为正统思想所斥，但只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
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是道家“齐物论”哲学的应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势”，慎到还引进了一个概念：“定分”。
所谓“定分”，即“分定”“名分”“占据”之义。
君主是国家机器的主轴，君权一定要大于臣权。
慎到提出“得助于众”来实现此目标，核心是人，方法是“兼畜下者”。
君主得“势”在于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民能”与“君用”;(二)上下关系。
慎到的权势集中论的基础在于：权势大小取决于“下”、“众”支持的多少。
其权势论最精彩处在于君主“为天下”说，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会的治理。
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
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为民众是当然的义务。
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
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
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
保持人心之平稳与和谐，对于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有关键意义。
要达到这个目标，慎子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
“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
人治还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慎到的立法原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化。
立法要遵循人性的好利，是一条原则。
但法不能满足一切私利，慎到的又一条准则是“立公去私”。
“公”具有一般意义，高于君主利益。
为了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
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连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
“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清静而治 一方面，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所以，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
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
他在《民杂》中说：“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
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
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
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
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
大君不择其下，故足。
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
易为下则莫不容。
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
” “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这就是在治理百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这样才能富足。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法和势。
法就是法律、法规，势就是权势。
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势是前提，法是手段。
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
他明确地说过：“，腾蛇游雾。
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
……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这是《·难势》中转引慎到的话。
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
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
抢法处势 所以，他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
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
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
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
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
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
官不私亲，法不遗爱。
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慎子·君臣》)什么都要用法来实行、判断、裁定，不能有所遗漏。
法有种种作用，所以，“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
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表面上看来，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以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
很明显，慎到的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的合流。
驭人 《慎子》一书中，没有“术”的概念，但他的贵势，尚法理论要得到推行，就不可能没有一套方法。
慎到把驭人之术总结为两条：(一)“尚法不尚贤”，(二)“君无事臣有事”。
慎到反对“尚贤”，并不反对“任能”。
“能”与“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指技术性的才干，而“贤”是道德、政治概念。
君主的领导艺术在于知人之能而善用之。
君主要有得当的驭臣之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事必躬亲。
至于用什么人，慎到“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种“空言忠心”的臣子。
这里区分两个概念：“自我”与“为我”。
前者是人的本性，后者是君主的私欲，要臣下舍身奉献，即忠臣。
与此联系，慎到反对用忠臣，并不反对用能臣。
他用直率的语言，揭露出君臣关系的本质，在政治思想史上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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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正的代表作品有哪些？有着怎么样的学术思想
于临床上强调六气化火与五志化火的理论，治疗火热病应从表里分治以却散火热之邪。
私淑其谈，但并不侧重于火热病机，而对于刘氏祛邪的观点很有体会，并结合前人的治疗经验，以及个人临床的体会，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并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形成了以攻邪法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
《金史本传》对其评价很高，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 张从正一生写了十余种医著，后被学生辑为《儒门事亲》一书，共十五卷，详细介绍了汗、吐、下三法的学术观点，记载了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并附有医案。
此书对研究攻邪派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张从正将疾病产生的病因总归于外界不同邪气的侵袭。
他强调邪气致病，并非忽略人体之虚，或者忽略在疾病过程中有正虚的—面。
他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是邪气的作用，若先补其正气则真气未旺，反而助长邪气的作用，更损伤正气，反而使人体正气得不到恢复。
就象鲧治理洪水以筑堤之法，由于不疏通河道，反使洪水得不到控制。
祛邪之法有似于治洪水疏通河道，反而使邪气得以祛除，正气得以康复。
所以张子和提出了攻邪即是扶正的辨证关系，认为“不补之中，真补存焉”。
其祛邪理论强调了人体应以气血通达为常。
他认为，“《内经》一书，唯以血气流通为贵。
”因此，张子和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的观点，认为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达气血，“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正因为张子和十分重视邪气致病和气血流通的理论，因此，其对补法的运用十分谨慎。
强调补法的运用应当针对病情，不能滥用。
反对无病之人滥服补药，对于患病之人，认为邪未去而先投补，则往往会以粮资寇，反而助邪伤正，只有对纯虚无实的患者，才可使用补法。
至于具体补养正气的方法，张子和认为应当十分重视食补，也即“养生当论食补”的著名论点。
正因于此，张氏又十分重视人体之胃气的盛衰，认为它直接影响到食补的效果，保护胃气，使水谷得以消化，人的正气就能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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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是征韩论的重要人物呢 他是如何成为“背锅侠”的
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重要人物。
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
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
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
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
然而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是“崇洋媚外”。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
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
，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
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战端。
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
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
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
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
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
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
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 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
诡异的对立 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
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
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
” 岩仓使节团 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
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
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
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
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
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
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
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
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
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
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
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
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
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
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
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
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
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
“背锅侠”西乡隆盛 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
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
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
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
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
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 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
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 “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
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
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
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
明治维新虽然号称“”，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
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
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息。
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
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
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
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
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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