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吏治先清后浊

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宋朝当然也不例外。

太祖开国后，便对贪官大开杀戒。

建国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与酿酒匠人合伙盗窃官酒而遭“弃市”(在闹市处死后将犯人曝尸街头);两个月后，商河县令受赃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纬因对属官犯赃失察削籍为民;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判处弃市。

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颁布了治贪政令：一、鼓励人们揭发以行贿获取官职者，其家奴或邻居亲属检举者可得重赏。

网络配图

二、百官举荐的僚属及地方官，如被荐者涉嫌贪腐，举主将连坐而受到重罚。

太宗即位后，肃贪丝毫没有松懈。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

当年六月，太宗颁布政令：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以来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

太祖、太宗对贪腐的铁腕惩治，在宋朝前几十年里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时，又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时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

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陈师道《后山谈丛》载，仁宗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

有个官员为讨好，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

”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

”

停下筷子拒食此物。

仁宗朝里，大多数士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

那时的士子多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君臣上下，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网络配图

“矫其所为”，不单是指亡国破家的，更包括仁宗死后激进变法的。

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吕惠卿、、、蔡卞、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赶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道德底线被冲破。

自神宗朝肇端，宋朝官员开始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

到了，这种颓风虽有过几次短暂的遏制，终因病入膏肓，最终走向了王朝的彻底灭亡。

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径

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然而这些人为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君子还君子。

一是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

这样的例证在宋朝很多，蔡京就是其中之一。

力主变法的驾崩后，其母高垂帘听政，很快将闲置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

司马光上台后，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

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均输、手实等损害百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对个别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大臣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

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

为此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朋友(之子)、等人。

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

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

而蔡京心里很清楚，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用现在的话说，你想“左”，我比你还“左”。

“宁左勿右”的法宝，早在蔡京那时就玩得相当纯熟了。

网络配图

二是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

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

南宋后期奸相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

《・贾似道传》说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可见青年时的贾似道已经是个“带病”的人。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

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为什么没啥存在感？

　　公元840年左右，统治黄河流域一带。

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所分据，势力退出陇右。

其后吐蕃国势日衰，北汉则割据太原，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十国中疆土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疆土则以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天钓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攻陷长安，挟持迁都洛阳，后将唐昭宗杀害。

天钓二年(公元905年)，朱温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投尸于河，史称。

后因朱温征讨淮河以南地区失利，所以于公元907年逼迫，唐亡!朱温自行称帝，建都开封，国号为大梁，史称后梁，这是五代的开始。

　　公元923年，晋王(xù)称帝，国号仍然是十几年前的唐，是为唐庄宗，史称后唐。

同年唐军攻克开封，朱温之子自杀，后梁灭亡。

　　这个李存勖什么来历呢?　　他的的祖父叫朱邪赤心，曾因功被赐国，改名李国昌。

李存勖的父亲，割据河东，封为晋王。

　　现在李存勖建立唐国，就以后裔自居，延续唐朝国脉。

后唐兼有后梁、、等国国土，疆域比后梁大幅扩大。

　　公元936年，引契丹兵攻入洛阳，后唐灭亡。

石敬瑭是什么人呢?　　他是唐废帝李从珂的姐夫，他谋反的时候，为了胜利，向北方契丹求援，将包括北京在内的许诺给契丹，而且每年进贡大批财物，毫无节操的称契丹为父国，也就是史上最有名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大晋，史称后晋。

国号晋，来源一是春秋时期的霸主晋国，二是兼并魏蜀吴的。

　　石敬瑭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用燕云十六州换来自己的统治地位，致使他身边的将领都非常不满，曾说：“以金帛赂之，称臣借兵可矣，但以父事之太过，许其土田更是大患。

”　　公元942年，石敬瑭去世，他的养子即位，立即拨乱反正，不再向契丹称臣，也不再贡献岁币，此举引发契丹军连年南下。

　　公元946年，契丹军攻破汴梁，石重贵被俘虏到北方，后晋灭亡。

后晋如此轻易灭亡，与其说契丹军善战，不如说后晋军心涣散，此时后晋军阀割据，最大一股势力是太原王刘知远。

　　公元948年，刘知远在各地军民支持下，逐渐收复契丹所占领土，将后晋的领土统一，建立汉国，史称后汉。

刘知远，意思是希望继承建立的国脉。

　　公元951年，仅仅3年后，后汉大将在澶州(今河北濮阳)兵变，引大军返回开封，废刘知远之子，后汉隐帝，自己称帝，建立，是为。

周国的意思是延续的国脉，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长达八百年。

　　后周短短9年，却有3位皇帝，后周恭帝即位时只有7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后周也必然会重蹈前面历史的覆辙，想取后周而代之的将领。

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很熟悉了。

　　公元960年，殿前都点检(最高长官)发动，迫使周恭帝让位，建立宋朝。

宋这个国号也有着显赫的发源，宋是后裔所建之诸侯国，之是也。

如果算上商朝，宋国的国脉延绵一千多年，赵匡胤选了一个好国号。

　　赵匡胤　　宋朝建立，五代十国就到此为止，为什么说五代十国到此为止了呢?因为宋灭亡了中原其他割据势力，基本上完成了统一。

　　赵匡胤和其弟，两人用了30多年时间，完成了大部分的统一工作。

但是包括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仍然控制在辽国手中，这是宋朝的心病。

后来北宋屡屡北伐，努力去收复燕云十六州。

　　五代十国混乱，大将弑君夺权的情况时有发生，赵匡胤自己就是拥兵夺权，他吸取此前的教训，，取消多位帐下大将的兵权。

　　这一举措虽然结束了混乱的局势，稳定的宋朝的统治，但也给宋朝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宋朝虽然经济强盛，军力却始终上不去，一有大将冒尖，就遭朝廷无情打压，杨继业，等人，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