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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分裂之后能够重新统一,为什么西方不能

明朝 2026-03-12 菜科探索 +
简介:

【菜科解读】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与很多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有一点非常明显的的是,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的分裂,包括自己内部产生矛盾之后分裂,以及外族入侵造成的分裂,而在西方历史上也同样有外族入侵的分裂,但是为什么西方分裂之后就成了分裂之后的样子,没有回到原来的统一,但是中国却还是回到了统一呢?中西方在这一点上又有什么差别呢?

公元476年,伴随着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欧进入了封建社会,开启了长达十个世纪的黑暗的中世纪时期。

而同时期的中国,虽然也经历了五胡入华,却由此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中西方由此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新航路开辟前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本文从这段历史中选择了两个国家——北魏和查理曼帝国,尝试着从它们的分裂中一窥中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提供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1.北魏分裂后的历史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驻守洛阳的高欢拥立元善见为帝,史称东魏。

驻守长安的宇文泰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

东西两魏均以己为正统,互相攻伐,先后爆发了小关、沙苑、河桥、邙山、玉璧等数次大战,互有胜负,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帝,建立北齐。

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元廓自立为帝,建立北周。

公元577年,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结束了长达43年的分裂。

2.查理曼帝国分裂后的历史

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凡尔登合约》,将帝国一分为东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三个国家。

中法兰克王国君主继承皇帝称号,但由于地理位置被东西两王国所夹以及无子嗣等原因而在公元870年被东西法兰克王国通过《墨尔森条约》瓜分其大部分领土。

公元880年,《利贝蒙条约》签订后,东西法兰克王国的边界几乎完整的保持到中世纪结束。

公元962年,东法兰克王国国王奥托一世加冕为皇帝,东法兰克王国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987年,西法兰克王国国王路易五世去世,因其无子嗣,巴黎公爵雨果·卡佩被推选为国王,建立卡佩王朝(法兰西王国的开端),西法兰克王国被法兰西王国所继承。

直到20世纪,德法两国仍互相将对方视为“遗产对手”。

3.为什么中西方的发展大相径庭?

地理原因

既然都是分裂,为何中西方会出现如此迥异的发展道路,恐怕还得从地理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在《全球通史》“古典文明的终结”一章中说过:

“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象中国那么富饶。

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

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

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

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

多山、沟壑万千、土地贫瘠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人地矛盾冲突,迫使西方转向从事海外贸易,从而形成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频繁的海外殖民、经济文化交流。

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加剧了小国寡民式城邦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具有希腊城邦式长期独立自治特征的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遍地开花的原因,像威尼斯共和国(公元687年——1797年)这种千年不倒的城邦共和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对于中国,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一章中有过一段精辟的解释:

“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着眼于中国的地理......这一个区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其文化的中心......今黄河下流,为古济水入海之道,黄河则在今天津入海。

扩展为一大平原,地味腴沃,气候适宜,这便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最初函毓之处。

汉族,很早的就是个农耕民族,惯居于平地。

”“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

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

这便是在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

平原具有的包容性,使得中国更容易趋向统一与稳定,即便北齐没有因为自身原因被北周消灭,二者也依旧会以其他的方式实现统一,因为曾经割据中国东北长达705年的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都在与汉、曹魏、西晋、前燕、后燕连番交锋,向北魏、东魏、北齐遣使缓和,与隋重开战端而在唐朝被重新纳入了中华版图。

社会生产力原因

对于西欧来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导致西欧社会生产力的下降,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公元10-11世纪西欧出现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城市、改善农业技术水平(铁质农具和畜力的使用)和耕作制度、庄园的衰落导致大批手工业者和农奴逃离前往郊外客观上促进了森林荒地的开发和耕地面积的增加、因大量人口流动而发展的交通事业、为了防止外来侵扰而修建城堡之前,西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以封建庄园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手工业者被束缚在庄园中为了领主以及庄园的需要生产并受到沉重剥削从而丧失了人身自由,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束缚。

而在中国,由匈奴、鲜卑、羯、羌、氐五族趁着八王之乱晋朝衰弱进入中国建立的五胡十六国——“五凉”(前凉、北凉、西凉、后凉、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西秦、后秦)“二赵”(前赵、后赵)“一成”(成汉)“一夏”(大夏),随着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消灭(余部逃往高昌建立高昌北凉,最终于公元460年被北魏死敌柔然消灭)而告一段落。

与西欧不同的是,西欧封建庄园的瓦解是由于手工业者和农奴的逃离,是自下而上的。

而中国的封建庄园(坞堡)的衰落则主要是由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实施均田制增加编户齐民,推行三长制取代以坞堡为基础的宗主都护制的结果,更多的是国家政策的效果,是自上而下的。

再加上灌钢法的发明、《齐民要术》的问世、白瓷的出现,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相对于查理曼帝国时欧洲而言先进的生产力(铁器牛耕提早14-15个世纪的使用)以及由此而生的富庶经济,更能保障中国的稳定和统一。

文化、制度、思想原因

中欧之间文化差异在上文的封建庄园之中便有所体现:西欧的封建庄园属于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以雇佣(契约)关系为纽带。

中国的封建庄园属于从属与被从属关系,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

西欧的封建等级制森严,以土地关系为纽带,帝王、大封建主、小封建主通过层层分封实现人身依附和附庸的臣属关系,采邑改革更是加速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形成,为骑士制度奠定了基础,直到火药从外部传入才将骑士阶级炸得粉碎。

而在中国,类似的分封制已于秦朝统一六国后为郡县制所取代,而魏晋九品中正制也由于寒门崛起(刘裕建立南宋取代晋朝)而从内部受到了动摇,比起等级森严的欧洲仍具有相当的社会流通性。

除此之外,自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后,便有了罗马这个宗教中心,为了维护自身信仰,先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西罗马帝国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与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派教会相对,到公元1054年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后来又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天主教世界再度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两派。

反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动荡,儒学出现了危机,人们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转而求佛问道,玄学盛行,儒、释、道三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不断的交流而吸取各自优点以改进自身,为唐代出现的“三教合一”奠定了基础。

4.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因地理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了经济水平,再加上文化繁荣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保证了中国国家的“大一统”,也使北魏在分裂成东西两魏后过了43年能够统一。

而欧洲中世纪因地理产生的隔阂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导致经济形态的落后,再加上文化的分裂,也使东西法兰克王国从查理曼帝国分裂出来后并未统一而是逐渐演化成今天的德法两国。

(二战后欧共体及欧盟的建立本质上仍是一种联合而非统一)不过当新航路开辟将这两个封闭孤立的地区打破并融入到全球大环境中时,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波斯湾拥有全球近六成石油和四成天然气储量,全世界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都得从这条窄窄的水道挤过去。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众所周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方式最残暴,对人压迫最厉害的一个。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

中国古代分裂之后能够重新统一,为什么西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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