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明朝皇帝朱瞻基身上的两大未解谜团如下：

一是朱高炽去世时，朱瞻基如何迅速从南京赶回北京登基。

朱高炽去世当天恰好是朱瞻基登基之日，当时朱瞻基被派往南京。

古代交通极为不便，且局势紧张，朱高炽不可能让朱瞻基提前回京。

然而朱瞻基却能在朱高炽去世当天赶到北京，这一情况存在诸多疑点。

若朱瞻基提前得知消息赶在前面出发，在当时的环境下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消息传递存在诸多限制，且朱高炽并无让其提前回京的迹象；

若未提前出发，在朱高煦在回京路上设下层层埋伏的情况下，朱瞻基不仅没被阻止，还与朱高煦错身而过，连个人影都没让朱高煦看见，这实在令人费解。

这一事件至今没有确凿的解释，成为一大谜团。

二是朱高炽的死亡原因及背后是否与朱瞻基有所牵连。

陆釴在《病逸漫记》里提到，仁宗皇帝朱高炽的去世非常突然，民间有雷击、宫女误伤等猜测，太监解释是因某种疾病。

《明史仁宗本纪》中提到皇帝身体不适召唤皇太子朱瞻基，去世当天给遗诏传位给皇太子。

李时勉曾进入宫中劝诫朱高炽，二人发生争执，李时勉被打，不久后朱高炽便去世，这一系列事件相当可疑。

民间质疑文臣和内阁是否介入此事，且现有记载大多被篡改过，无法准确推测。

有人猜测一些文臣趁着朱高炽身体不好联合策划其死亡，背后可能还与朱瞻基有所牵连，但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猜测，所以朱高炽的死亡原因以及与朱瞻基是否有关，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朱瞻基是个明君吗？明朝的宦官之祸该由他背锅吗？

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出过很多昏君，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这样，有那么多奇葩的皇帝。

其中有一位帝王人称“蟋蟀天子”，平时最大的爱好竟然是斗蛐蛐，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位明君。

他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其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奠定了前期社会的繁荣稳定，其功绩不输于和朱棣。

　　其实朱瞻基即位时的国家并不太平，这主要得怪朱棣留下的烂摊子。

　　朱棣在位期间明帝国南征北战，四次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还施行了六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营建天寿山陵墓等大工程。

这些工程像大山一样压在了永乐后期并不富裕的国力上，整个国家都喘不过气来。

更要命的是，朱棣还大肆诛杀建文一系的大臣，整个朝堂人人自危，更谈不上治国理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了，他数策并举，努力恢复国家稳定和发展。

国家战略由扩张转为收缩防守，着手解决一系列内政民生问题，且大力安抚旧臣，把朝廷从血腥高压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明朝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但可惜的是，这位仁宗47岁便英年早逝，在位时间不到一年。

　　朱瞻基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明朝：一方面，安南战乱并未结束，战事仍在消耗国力;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还没完善，经济也没有完全恢复，财政支出还是紧紧巴巴。

国内还有各路这个定时炸弹威胁皇权，江南重赋问题又急需解决，朱瞻基接手的国家可谓是。

　　在“地狱难度”的开局下，朱瞻基先是拿藩王这个心腹之患开刀，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奔赴乐安，平定了皇叔汉王高熙的叛乱。

他又在此基础上来了个，纵容地方卫所抽调各地王府的护卫，削去了藩王的兵力。

同时，朱瞻基对藩王的行为进行了极为严格的规定，使藩王的地位待遇一落千丈。

到了宣德末年(1435)，藩王的军事实力已经差不多被彻底剪除，这样一来，老祖朱元璋设想的藩王拱卫皇权的制度基本。

　　在内政方面，朱瞻基完善了内阁制度，建立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填补了皇帝和之间上传下达的空隙，臣僚的权利进一步被削弱。

为了更好地监督地方官员，解决地方上贪腐败坏问题，朱瞻基又设立了巡抚制度。

巡抚在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他们越过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后来渐渐成为省级的最高负责人，该制度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他对都察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扩大了御史的权力，使他们可以监察到政务的方方面面;还加强了司法体制，重审了许多疑案，令冤假错案得以昭雪。

在民生方面，针对大运河运粮时消耗大、费时误农的弊端，他改革了漕运，改“支运”为“兑运”，减轻了运户的运费负担。

在制度上，他平衡了南北中不同地区的考生录取比例，让朝廷更好地吸纳各地人才。

　　国防军事上，朱瞻基主要实行安抚议和、缩边防守政策。

由于在安南地区几次战事不利，再加上朝廷的主要防御重点在北方蒙古上，他只好与安南议和，承认其独立。

虽然有损国威，但此举让国家脱离了安南这个战争泥潭，每年节省无数人力物力。

对于北方蒙古，朱瞻基防守安抚两手抓，优厚对待蒙古降将，对待犯边的北蒙人只是驱逐为主，并不主动出击。

柔和的边境政策确实有所成效，其在位期间，明蒙边境维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

　　在稳定的社会治理下，国内政治较为清明，臣民各司其职，经济文化方面相对于永乐时期都得到了较大改观。

结合之前明仁宗的统治，这二朝被并称为“仁宣之治”，是明朝发展的。

但是朱瞻基的改革也留下了不少隐患，比如宦官地位的大幅提高。

朱瞻基确立的内阁制度给予了宦官代行“批红”权，司礼监秉笔可以代表皇帝御笔，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导致了其权力空前膨胀，势力伸到了军政的各个方面，宦官恃宠而骄，祸乱纲常，贪暴害民，胡作非为，可是朱瞻基本人对此置之不理。

虽然宦官在朱瞻基在位期间不敢过于放肆，但朱瞻基去世后，由于治国无能，宦官当权。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入侵，英宗听信王振谗言亲征北伐，导致了“”，二十万京师精锐在土木堡失陷。

　　总体来说，朱瞻基是个明君，他革除了前朝的某些弊政，加强了中央集权，让明朝在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被动防守的边境政策虽为国家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在表象下四周邻国却是暗地里蠢蠢欲动。

他在位期间纵容宦官和武将的贪腐，使得边境火器走私严重，大明边境被渗透成了筛子。

再加上给了宦官过大的权力，皇帝一旦怠于政务，司礼监便会趁机窃柄专权。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最终酿成了宦官之祸，明代太监擅权可以说是自他而起，“历代奄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

神奇的巧合，诡异的雷同

闲来无事，翻阅历史，心无旁骛，只是欣赏其大致脉络，领略其中的宏大与悲凉。

历史的流转仿佛有其内在的规律，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某些命运的走向。

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无数巧合与报应交织，它们总能让人心生感慨，闭卷深思。

天道深奥难解，吉凶祸福或许是由人定的，似乎这其中的道理可以印证。

1·魏晋之轮回 曹丕代汉 魏文帝曹丕篡汉，历经曹叡、曹芳、曹髦、曹奂等几位皇帝，最后将权力禅让给司马炎，跨越了五任皇帝，历时四十六年。

而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先后经历了司马衷、司马炽、司马邺等四任皇帝，最后被胡汉刘聪所灭，历时五十二年。

晋元帝司马睿在他那一代的历史中，衣冠南渡，似乎与当时的牛传马后之说不谋而合。

曹魏得到刘协，西晋却因刘聪而失去，历史总是充满奇妙的反转，曹操、司马懿若有知，恐怕会不知作何感想。

2·年号正字不祥 成济弑君 历朝历代的年号中，凡含有正字的，大多预示着不吉。

许多皇帝都未能安享晚年。

比如三国时期的曹魏，曹芳年号正始，曹髦年号正元，然而正始年号下，曹芳被司马师黜去，正元年号下，曹髦被司马昭弑杀。

再说北魏宣武帝拓跋恪，他的正始年号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也因此灭亡。

南北朝时期，梁朝的萧正德用正平年号，萧栋、萧纪都用天正年号，三人都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金国的完颜亮、金哀宗以及元顺帝，都曾使用正字的年号，最终也都成为亡国之君。

明英宗的正统年号，突如其来的土木堡之变；

明武宗的正德年号，无子绝嗣。

正字作为谥号，显得多么完美，可当它成为年号时，却显得如此不吉，或许正字之正拆开后含有止字，或许这是上天的警示，让人不禁感叹其中的神奇。

3·北周、后周之宿命 周武帝灭齐 北周武帝宇文邕与后周世宗柴荣，二人皆为杰出的统治者，雄心勃勃，欲图一统天下。

然而，这两位历史英雄同样因性格上的过于严厉和苛刻，导致了他们事业的早逝。

宇文邕、柴荣都选择了灭佛的举措，这或许也是他们命运中的一大转折。

两位英明的帝王都未能活过四十岁，宇文邕享年三十六岁，柴荣享年三十九岁，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

宇文邕和柴荣的理想和抱负，最终成了隋文帝杨坚和宋太祖赵匡胤的踏脚石，隋朝和宋朝在他们的失败中获得了新的机会。

4·历代中兴之主 历朝历代中，总有那么一些因中兴而为人铭记的帝王。

夏朝的少康、商朝的武丁、周朝的宣王、汉朝的光武帝、晋朝的元帝、唐朝的章武与元和年间的中兴，宋朝的建炎、明朝的弘治以及清朝的同治，所有这些中兴之主，无一不在各自的时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一位中兴之主的成功，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他们的名字永载史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辉煌，成就了他们的中兴之名。

5·汉高帝、明太祖之巧合 刘邦斩蛇 汉高帝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均为从布衣起家的英雄，他们的起点几乎一样低，凭借着百战得天下的勇气与智慧，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两人都依赖着高杰的辅佐：刘邦有萧何、张良、韩信，朱元璋有李善长、徐达、刘基。

二者开国之路充满血雨腥风，甚至都曾身陷背叛之险，最后的结局也是相似的——两位开国帝王都未能善终，他们的功臣最终都在后宫政变中死于非命，刘邦的后宫有诸吕之乱，而朱元璋则面临靖难之役。

6·二将争功的巧合 晋灭吴与隋灭陈的战役，如出一辙。

两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战，晋与隋分兵都采取了大规模的策略，晋分兵六路，隋则分兵八路。

这两场战争，都有两位将领因战功突出而争功。

而这两位将领的争功，最终成为了历史的无常之一。

在平吴之战中，王濬与王浑都因战功卓著而争执不休；

而在平陈之战中，贺若弼与韩摛虎也因争功而心生不和。

历史如此相似，仿佛总在重演。

7·钱镠转世赵构 钱镠射潮 历史上，吴越王钱镠与宋高宗赵构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两人皆定都临安，均以保境安民为治国之本，长时间无心进取。

然而，他们同样都在位长久，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最终都享年八十一岁。

两位帝王的生活和个性，简直如同转世般的相似，民间甚至传言，钱镠或许就是赵构的前世，这种巧合至今无法考证。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