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痴迷长生不老，派方士徐福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药。

可这一去，徐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惊天秘密？是真找到了仙境，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秦始皇的“长生梦”与徐福的“大忽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那权力可是达到了顶峰。

可这人一旦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开始害怕失去，害怕死亡。

于是，他一心想要找到长生不老药，好永远统治这大好江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得明明白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这个方士就登场了。

他上书秦始皇，说东海之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有神仙居住，还有长生不老药呢。

秦始皇一听，那眼睛都直了，立马给了徐福一大笔资金，让他带着人出海去找。

徐福第一次出海，晃悠了三年多，啥也没找到。

回来后，他怕秦始皇怪罪，就开始编瞎话。

他说自己见到了神仙，可神仙嫌礼物太薄，要美好的童男女和各种工匠用具作为献礼，才肯给仙药。

秦始皇还真信了，又给他派了500童男女，让他再次出海。

这徐福也是个“戏精”，第二次出海前，还跟秦始皇说海上有个大鲛鱼拦着路，让秦始皇派些箭术精湛的武士随行。

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也是豁出去了，不仅给了武士，还亲自射杀了一条大鱼，给徐福的船队开路。

神秘消失：徐福到底去了哪儿？

公元前210年，徐福带着庞大的船队再次出发，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秦始皇到死都在念叨：“朕的仙药呢？”可徐福就像一颗流星，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中。

那他到底去了哪儿呢？这可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大谜团。

说法一：东渡日本，成了“国父”
在日本，徐福的传说那可是家喻户晓。

日本从南边的九州到北边的青森，到处都有徐福的印记。

日本史籍《日本国史略》里说：“孝灵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来。

”还有人说，徐福到了日本后，把先进的农耕、纺织、医药等技术传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进入了封建奴隶制社会。

日本新宫市还有徐福登陆纪念碑、徐福公园等遗迹，每年12月15日，日本人还会在左山县金历山对徐福进行祭祀，把他当成司农神和司药神。

甚至日本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都公开表示，徐福是日本的祖先。

不过，这说法虽然听起来挺靠谱，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毕竟年代太久远了。

说法二：去了韩国，留下传说
韩国济州岛和釜山等地，也有关于徐福登陆的传说。

济州岛有一条瀑布崖壁，上面写着“齐臣徐氏，千王过之”，这“徐氏”就是徐福的名字，“齐臣”说明他曾经是齐国人。

可也有学者认为，韩国离秦国太近了，徐福要是躲在那里，秦始皇派人一找就能找到，所以他最终落脚韩国的可能性不大。

说法三：葬身大海，成了孤魂
古代航海技术落后，海上环境又恶劣，一次小小的风暴都可能让整支船队葬身鱼腹。

所以，有人猜测徐福和他的船队在遭遇海难后，全部遇难身亡，成了大海中的一缕孤魂。

这种说法虽然有点悲壮，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说法四：找到仙药，隐居他乡
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说徐福在蓬莱仙岛上真的找到了长生不老药，但他怕带回去会被秦始皇杀头灭族，就选择了隐瞒真相，带着长生不老药和童男童女，远渡东洋，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中。

这说法听起来就像神话故事，不过也满足了人们对神秘事件的好奇心。

文献里的“蛛丝马迹”

这么多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呢？我们来看看历史文献里的记载。

《史记》作为历史专著，对徐福的记载虽然简短，但很重要。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并请求派遣童男女数千人，入海寻找仙人。

”这说明徐福确实存在，而且确实受秦始皇之命出海寻药。

《后汉书·东夷传·倭》里说：“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止此洲不还。

世相承，有数万家。

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

”这里说的“此洲”有人认为是台湾，也有人认为是其他地方。

《义楚六帖》里说：“秦时，徐福将与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日本）。

”还说“此国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还说“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这些文献虽然说法不一，但也为我们研究徐福的下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谜团依旧，未来可期

徐福消失之谜，就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历史的长河中两千多年。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说，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考古学家们会在某个地方发现新的文物或者遗迹，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团。

也许，这个谜团会永远成为一个未解之谜，让后人不断地猜测和探索。

但不管怎样，徐福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也让我们对历史充满了敬畏和好奇。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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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灭亡的这口锅，秦始皇得背！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秦朝会长久

古代皇朝，最令人意难平的不是五代后周，也不是隋朝，更不是元朝。

而是古代皇朝的创立者——秦朝。

始皇帝嬴政立千秋之功业，开万世之鸿基，但上天却只给了这个王朝15年时间，这对于一个“成天下一统”的王朝来说，上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如果给秦朝哪怕是像元朝的将近百年的时候，古代历史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人在评价秦朝为什么灭亡的时候，大都认为是秦朝的暴政，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祸国殃民的赵高和昏聩无能的胡亥。

但也有人认为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如果秦始皇提前疏远或除掉赵高，如果没有将扶苏放逐，没有崇拜神仙，也不会酿成赵高窃国的悲剧。

所以，秦朝灭亡的这口锅，不仅赵高要背，秦二世要背，秦始皇也要背。

从《史记》的叙事角度来看，秦朝灭亡的故事实在匪夷所思，感觉秦朝的灭亡大有一种天意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关乎秦朝被灭的所有叙事，都十分巧合，但凡其中任意一个关键点，没有出现巧合的话，都不会造成秦朝二世而亡。

那么，秦朝灭亡究竟有哪些巧合事件呢？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

1.扶苏被放逐 由于秦始皇没有立皇后，所以没有嫡子一说，而扶苏是皇长子，按照宗法制继承原则，扶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皇位继承人，而秦始皇临死之前，让扶苏回咸阳主持始皇帝葬礼。

而秦始皇这份遗诏，虽然没有明说让扶苏继位，但按宗法制，这份遗诏的意思就是，扶苏回京主持父皇葬礼，灵前继位。

扶苏不仅是长子，还十分贤能。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之后，扶苏向秦始皇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扶苏是一个仁德并贤能的皇子，如果扶苏继位，秦朝大概率不会二世而亡，除非发生意外。

然而，扶苏的进谏，没有找准时机，这个时候秦始皇因为被侯生、卢生那几个拥有儒生身份，却招摇撞骗的人触怒了，怒气未消，扶苏这个时候进谏，算得上是触了秦始皇的霉头。

于是秦始皇勃然大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看起来是被放逐，实则是在磨砺，让扶苏变得更加成熟。

2.胡亥随行 秦始皇那么多次出巡，胡亥没有要跟着一起，而恰好最后一次出巡，胡亥想要跟着一起出去玩，秦始皇竟然同意了。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

余子莫从”。

如果这次随行，胡亥没有跟着，赵高也没有办法篡改遗诏。

3.蒙毅不在身边 蒙毅是秦始皇最为信任的大臣，没有之一。

蒙毅外出时陪秦始皇乘一辆车，侍奉秦始皇不离左右，在朝内出谋献策，被称为“忠信大臣”。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在途中突然重病，秦始皇“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如果蒙毅没有被秦始皇排出去折回会稽祷告山川，有蒙毅在身边，赵高根本不敢篡改遗诏。

4.李斯同流合污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即便是胡亥随行，蒙毅不在身边，但百官之首的李斯却在身边，如果李斯坚持要遵守秦始皇遗诏，就算是赵高和胡亥也没有办法。

5.扶苏不辨真假 李斯和赵高的矫诏，其实蒙恬是看出来了的，但是扶苏也不辨真假，令人遗憾，让赵高窃国的最后一环完美落幕。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蒙恬“为人臣不忠，其赐死”。

面对突如其来的这样一份诏书，蒙恬是怀疑它的真实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扶苏为人仁孝，怎么会被说成不孝呢？蒙恬不仅个人忠于大秦，而且祖孙几代人都是大秦的忠臣，怎么能说他不忠呢？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扶苏不辨真假，就自杀了。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为什么扶苏会这样？因为经常被打骂的孩子，长大一定很自卑；

经常被批评的孩子，长大一定不自信；

经常被控制的孩子，长大一定没主见。

扶苏就完美诠释了这个道理。

对于大秦灭亡，以上这五个关键点，但凡有一个没有完成闭环，大秦王朝大概率不会二世而亡，即便二世而亡，也不会只给秦朝15年时间。

但这个链条上环环相扣的关键纽扣，都是秦始皇系上去的。

所以说，秦朝灭亡的这口锅，秦始皇得背，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秦朝肯定会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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