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从2022年打磨至今，《唐朝诡事录》不仅是一部历史、悬疑、动作、轻喜剧，更是一场唐代文物的盛宴。

剧组严格遵循历史原型，将多件国宝级文物融入剧情。

影视作品与文物的融合，更是愈发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传播的重要途径。

记者｜王仲昀

去年底，古装探案悬疑剧《唐朝诡事录》系列第三部——《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与第四部《唐诡奇谭》先后播出，令追剧的观众直呼过瘾。

“古装志怪+轻悬疑探案”的内核不变，剧本扎实且演员发挥稳定，使得这一系列在国产剧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口碑。

伴随着制作团队的宣发与文博圈的解读，观众发现这一系列剧的看点又开辟了新赛道：从2022年打磨至今，《唐朝诡事录》不仅是一部历史、悬疑、动作、轻喜剧，更是一场唐代文物的盛宴。

剧组严格遵循历史原型，将多件国宝级文物融入剧情。

影视作品与文物的融合，更是愈发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传播的重要途径。

硬核文物，暗藏剧中

2025年11月7日，编剧魏风华在社交媒体上剧透，《唐朝诡事录之长安》第二单元《成佛寺的哭声》“会出现一件如今收藏在河南的很有价值但并不为太多人知道的文物”。

随着剧集播出，当剧中人物苏无名拿起那件文物，念出“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之铭文时，观众们意识到，这就是魏风华提到的那件文物——武则天金简。

武则天金简现藏于河南博物院，被视作镇院之宝。

在剧集里，金简是悬疑剧情的“命门”，而现实中的武则天金简，可谓真正的“千年硬核文物”。

金简长度为36.2厘米，宽8厘米，重223.5克，由90%高纯度黄金制作而成。

金简上主要铭文内容为武则天祈福苍生。

在《成佛寺的哭声》中，金简被投掷于嵩山，这与它的真实命运高度吻合。

1982年，登封市唐庄乡王河村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太室山峻极峰的一处石缝中发现了一个金质的长条片。

最初，他以为这是一张包果子的黄纸片；

后来，他发现它不是纸片，又将其误认为铜片；

最终，村里识字的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件文物。

屈西怀将这件文物上交给了登封市政府。

千年金简，得以再现。

除了武则天金简，《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还有一件由黄金打造的器物令人印象深刻。

在剧中，皇帝使用的金碗，原型来自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鸳鸯莲瓣纹金碗。

现实中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共出土两件，造型一致，属“一式两份”的对器，但重量有细微的差异。

细看金碗内壁装饰，可见内底平錾团花；

外壁压出交错排列的双层莲瓣，每层10瓣。

其中，上层每瓣中心有錾刻一只飞禽或走兽作为主题纹饰，环绕以花草；

下层每瓣中心均为忍冬纹。

主纹之下，皆以鱼子纹填底。

主次分明，动静有序，鸳鸯莲瓣纹金碗被视作最为精湛华美、最具盛唐气韵的金质器皿，经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宝级文物。

若以金银器为视角，剧中还有一件文物不容忽视。

喜君送给了费鸡师一件小巧却精美的礼物——鎏金酒壶。

这个看上去非常贵重的酒壶，实则原型为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壶身不仅制作精良，其模具压制而成的舞马形象，更藏着一段大唐由盛转衰的传奇。

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 “千秋节”（皇帝诞辰），兴庆宫勤政楼前都会举办盛大宴典：上百匹舞马披金戴银，随乐起舞，领头的舞马会衔起盛满酒的酒杯至玄宗面前祝寿。

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出逃，舞马散落至安禄山部将田成嗣手中。

某日军中宴乐，舞马闻乐声起舞，被士兵误认为 “妖孽”，惨遭鞭打而死。

至于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如今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此外，在电视剧片头中，除了白泽神兽的形象出现，还有大量精美的陶俑形象，这些陶俑在各大博物馆都能够找到原型。

文物融入影视，越来越常见

《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完播后，在社交媒体上，河南博物院官方账号发布“紧急‘寻简’通报”，用剧情视频配发金简故事，吸引超20万次观看，网友纷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所购的书签、冰箱贴等文创金简。

不仅仅是《唐朝诡事录之长安》，2025年10月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也携手众多博物馆，将现实中的馆藏文物融入三国的“星空”，令这些古代宝藏再焕新生。

同一时期播出的电视剧《藏海传》，促使南京博物院主动发起“剧中道具文物对照展”，玉梁金宝钿带等馆藏珍品因与剧中高度还原的道具产生关联，参观量激增45%。

影视剧在道具中运用真实存在的文物“同款”，已经越来越频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朝丽对这一最新现象表示“并不意外”，因为其“生动诠释了影视、综艺对文物IP塑造与传统文化传播的强大助推力”。

在她看来，影视剧和文艺节目为文物注入故事性灵魂，能够让文物IP从原本的抽象概念变得鲜活立体。

多个博物馆的文创热销，更说明影视综艺等对文物IP和传统文化的助推不止于线上热度，亦能转化为线下实际消费动能。

上官婉儿墓志铭

出土于西安西咸新区。

这方藏于陕西考古博物馆的982字青石墓志，真实记载了太平公主为上官婉儿出资主持葬礼、将其葬入家族墓园的往事。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图片由豆包AI生成。

燕赵灭门大案纪实原型

1999年4月5日，在河北唐山的一个小村庄里面，警察团团的围住了一个屋子，屋子里躺着受害者。

走进屋内，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发现男主人是被人从后面偷袭，小女儿也是被人从后偷袭，而大女儿是被人从睡梦中掐死的，还被捂着棉被。

女主人则有搏斗的痕迹，她肯定是和凶手有过正面的冲突。

第一个发现凶杀案的是一个客车的司机，司机说王长山和他共同买了一辆客车，他负责开车，而大女儿负责卖票。

他那天本来是想要拉大女儿出发的，可是敲门时房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以为他们家里的人都睡过头了，所以就打算翻墙进去。

可是在进门后，发现了王长山和小女儿的尸体，于是他赶忙报了警。

警察来到后，发现院子里除了王家人的脚印外，还发现有其他人的脚印。

而王长山手里还拿着包零食，警察推测他是被凶手尾随以后杀死的。

为了获取其他线索，警察走访了受害者邻居家想要打听那晚发生的情况，可是邻居说他晚上九点多才回来的，根本就没有听见任何的情况。

随后警方又走访了小卖部，小卖部老板说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受害者王长山拿了很多钱来到了他们店里。

到了店里后，王长山便拿出五十块钱给大女儿换零钱，而给小女儿买了包五毛钱的零食，他们买完东西出去的时候大概八点多钟，而从小卖部出来到王长山家大概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再结合邻居的说法，警方推测出：凶手作案时间大概在八点五十到九点之间。

为了能够尽快破案，警方带来了警犬，它在一个草垛旁停留了一会儿，证明凶手在这个地方停留过的。

而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几个人正在讨论王长山家里的事情，他们都说王长山死有余辜，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可怜的是他那两个女儿。

这时候，警犬也来到了这个院子里，直接了叼起了一个鞋子，于是警方便控制住了鞋子的主人，这个男人名叫刘双福，他发现警察怀疑自己以后，觉得十分的冤枉，因为鞋子是他早上捡柴火的时候捡到的，而且鞋子有点大不合脚，但他看到鞋子是新的，丢了又可惜，于是便将就着穿了。

而且当天他又没有作案时间，因为那天他儿子结婚，在晚上他正陪着宾客们喝酒，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警方也经过多方调查证实，当天晚上刘双方确实在婚礼现场，不可能有作案时间。

于是，警方便从现场留下的那个脚印进行分析推断，作案人应该是一个人行动的，因为他没有拿任何的东西，只是拿了王长山手里的钱，可以推测应该是典型的仇杀。

这个凶手年龄应该在35岁到45岁之间，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

从王长山的同行口中得知，王长山平时十分的霸道，同行们都不怎么喜欢他，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复杂，因为他做了很多的生意，又是出了名的老赖，所以讨厌他的人很多。

该查的线索都查了，都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警方只能从那个脚印开始排查了。

为了配合采集脚印数据，收到通知的很多人都来了，只有三个人没有来。

第一个是周春生，他听到警察问王长山的事情，他说两个人以前倒卖过海蜇，本来是可以大赚一笔的，可是王长山却一个人把钱都霸占了，想起这，他就恨不得杀了对方，可是他没有动手。

第二个是李松林，看到警察的到来，李松林赶忙关起来门。

在警方的追问下，他说因为王长山之前跟他借过五百块钱，而且还写了一个借条，可当他拿着借条跟对方要钱的时候，对方直接把借条给撕了，不承认了。

他气的是有想杀死王长山的想法，可是后来想想为了五百块钱杀人不值得，所以就吃了个哑巴亏。

第三个是陈希才，他说曾经借过1600块钱给过王长山，几年了都没还。

虽然自己心里有怨言，但是两人关系都不错，自己不可能有要杀他的想法。

而且案发当晚他吃完饭就一直在家看电视，八点的时候去了邻居家看老婆打麻将，十二点以后才回家的，这些他的妻子也是给他做证的。

警方采取了这三个人的脚印，发现与凶手比对不上，所以排除了这三个人的嫌疑。

案件就这样陷入了僵局，这时村长说出了一个事情给案件带来了转机。

原来陈希才的老婆跟王长山的关系很不错，而且在去年的时候，王长山的老婆还和陈希才的老婆大吵了一架，当时看热闹的人很多。

这么一说，证明陈希才和王长山的关系不可能像陈希才所说的那么好，说明陈希才有可能在说谎。

得知这一重大消息后，警方便把陈希才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警察先询问了陈希才身边的朋友，他说：陈希才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十分老实，但是很喜欢下黑手。

有一次，有个人得罪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找到机会直接用铁锹砸到对方身上，把人打伤住院，可谓是十分的阴险。

警方又来到了打麻将的赵华家里，赵华说：那天打麻将打得很入神，在九点的时候才看到陈希才在他老婆的后面，自己就问了一句什么时候来的？陈希才说八点就来了。

所以说时间是不确定的。

于是警方又对另外两个打麻将的人进行了调查，两个人都非常的肯定：陈希才就是九点的时候来到了赵华家里的。

这么一来，陈希华就有作案时间，而且作案动机也很明显，所以警方把陈希才作为重点嫌疑人来调查。

警方把陈希才一家传唤到了警察局，一家人都是非常冷静的，他们的口供就好像是提前排练好的一样：陈希才的老婆说老公是八点去的赵华家里，其他的人是记错了时间。

而陈希才的女儿说八点的时候，父亲正在和她看电视。

陈希才就更加厉害了，他直接说了那天的细节，包括晚上吃什么菜，看什么台什么连续剧，都说得十分清楚。

越是这样就感觉越假，越像是事先编排好的。

于是警察便让陈希才光脚在地上走几步，因为他们怀疑那天在脚印信息采集的时候，陈希才故意改变自己走路的方式，而光脚的状态下是很容易暴露的，结果出来以后，警察再次询问了陈希才。

陈希才开始的时候嘴还很硬，可是警察说那天晚上就不是播放他看的电视剧，而且脚印也出卖了他。

见警方已经有确凿证据了，陈希才只能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

随后便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他说之所以把钱借给王长山，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五年前关系确实好。

那个时候对方说带他做生意，可是没想到生意没带他做，反而钱也不还了。

他曾低声下气的要求对方把钱还给他，可是对方不但不还，还侮辱了他，甚至用他老婆侮辱他说是个不中用的男人。

在回家以后他就越想越气，直接拿起一把斧头来到了王长山的家里，看着他带着小女儿回来了，他想要给对方一个机会，可是对方却依然那么嚣张，所以他直接就给对方一斧头，随后把他们一家都杀死了。

回家的路上他把自己的鞋给扔了，并且回家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把钱也给了女儿，女儿虽然害怕，但是听从了他的安排。

随后，他还去了赵华家里，想要引导打麻将人的时间，最后老婆也在他的挑唆下，作了伪证。

最后他们一家人为了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