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这种威胁从语言层面滑向现实操作,其影响将不再局限于双边对抗,而会迅速外溢至全球能源市场与供应链体系。
威胁可能停留…
【菜科解读】
文︱陆弃
伊朗军方公开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对其港口实施封锁,将阻断红海、波斯湾以及阿曼湾的贸易通道。
几乎同一时间,海上监测信息却显示,仍有伊朗商船穿越关键水道驶向外部世界。
这种“口头封锁”与“实际航行并存”的状态,使局势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张力:威胁已经被明确提出,但现实运行尚未完全中断。
问题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当海上通道成为博弈工具,真正的风险究竟来自行动本身,还是来自行动被不断预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表态并非孤立发生。
美伊之间的谈判刚刚在巴基斯坦落下帷幕,却未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随即出现海上封锁措施的升级。
这种“谈判失败—措施加码—威胁对冲”的链条,几乎构成一种固定节奏。
而在这一节奏之中,红海、波斯湾与阿曼湾这些全球能源与贸易的关键通道,被重新推回国际关注的中心。
它们并非新出现的战略节点,却在不断变化的冲突结构中,被赋予越来越高的风险权重。
伊朗方面的回应则延续了其一贯的战略语言:以主权、安全与通道控制权为核心,将外部压力直接转化为对等威胁。
其表述中一个关键点值得注意,即对“任何出口或进口”的否定性表态。
这种表达并不局限于单一航线或单一方向,而是指向整体海上贸易体系的潜在中断可能。
一旦这种威胁从语言层面滑向现实操作,其影响将不再局限于双边对抗,而会迅速外溢至全球能源市场与供应链体系。
从现实层面看,尽管存在封锁与反封锁的表述,伊朗港口的航运活动并未完全停止。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仍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维持与外部市场的连接。
这一现象揭示出一个典型的战略悖论:在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现实结构中,完全封锁意味着双向代价。
任何一方若试图彻底切断通道,都必须承担远超政治收益的经济与地缘风险。
因此,所谓“封锁”,更多时候呈现为一种压力工具,而非可持续的物理现实。

但压力工具一旦被频繁使用,其象征意义往往会超越实际执行。
海上通道的安全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真正被切断,而在于市场对其稳定性的信任程度。
一旦不确定性上升,保险成本、运输路径、能源定价都会随之调整。
这种变化往往先于冲突本身发生,甚至在真正的行动之前,就已经重塑经济预期。
换言之,海上安全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问题,更是信心结构的问题。
从更深层看,美伊之间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本质上是一种“杠杆对抗”。
一方依托海军力量与制裁体系,试图通过控制或限制航运节点施加压力;
另一方则以地理位置与通道关键性作为反制筹码,强调自身对全球能源流动的影响能力。
霍尔木兹海峡之所以长期被视为战略要冲,正是因为其不可替代性。
一旦这一节点出现异常,全球能源市场将无法找到完全替代路径,只能通过价格与路径的调整来吸收冲击。
历史上类似的情形并不陌生。
关键海峡与运河往往在大国博弈中被赋予超出其物理意义的战略价值。
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都曾在不同阶段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敏感点。
而波斯湾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产地与通道的叠加结构。
这种双重属性,使得任何对其安全性的干扰,都具有放大效应。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对抗往往具有“渐进升级”的特征。
初期以声明与制裁为主,中期引入局部封锁或限制,后期则可能出现更直接的军事对抗或代理冲突。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步都可能被解释为“必要回应”,而整体局势却在不知不觉中滑向更高风险区间。
当语言开始变得绝对化,“不会允许任何出口或进口”这样的表述,实际上已经将政策空间压缩至极窄范围。
从全球层面看,当前国际能源体系的脆弱性正在被不断放大。
供应链高度集中、航运路径高度依赖关键节点,使得任何局部冲突都可能产生系统性影响。
在这种结构中,稳定不再只是地区问题,而是全球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
一旦预期被破坏,市场反应往往比实际冲突更快、更剧烈。
与此同时,外交解决路径的收窄也值得关注。
当谈判无法在短期内达成结果,替代性手段便容易获得更高优先级。
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以压力替代谈判,只能延缓问题,而无法消除结构性矛盾。
海上通道的安全问题,本质上仍需回到规则与共识层面解决,而非依赖持续对抗来维持平衡。
未来的走向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
威胁可能停留在表态层面,继续作为战略威慑存在;
也可能在局部摩擦中逐步演化,改变海上安全格局。
真正的变量,不仅在于军事能力的对比,更在于各方是否仍然愿意将关键通道维持在“可控紧张”而非“实质冲突”的状态。
海面依旧通航,船只仍在穿行,但不确定性已经悄然累积。
当航道本身成为博弈筹码,风险便不再只存在于冲突发生的瞬间,而是渗透进每一次航行决策之中。
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封锁是否会发生,而在于这种“可能发生”的状态,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对稳定的理解。
但受动力煤价格回落影响,火电增利明显。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五大电力集团旗舰上市公司去年成绩单均已出炉。
据界面新闻统计,五家电力上市公司营收集体下滑,主要原因为售电量和电价同比下降。
净利则呈现分化走势,三家增长、两家下滑。
五家企业共赚取净利约388亿元,同比增长11.3%,超越2015年的历史高点,历史新高。
制图:彭天美 华能国际是五家公司中唯一一家净利突破百亿的企业,同比增幅42.17%;
大唐发电的净利增幅最高,达到63.91%。
华能国际与大唐发电业绩增长,深度受益于动力煤价格回落,促进火电增利。
去年,国内动力煤价格波动明显,受供应宽松和需求疲软影响,上半年价格持续下跌,下半年触底反弹,但涨幅不高。
全年看,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均价为每吨703元,同比下降18.4%。
同期,华能国际境内火电厂售电单位燃料成本同比下降11.13%。
其煤机板块全年税前利润高达132.7亿元,同比增86%。
大唐发电的表现更为典型。
申银研究指出,大唐发电2025年煤机入炉标煤单价(不含税)同比下降14.8%。
成本的大幅削减直接带动其煤机板块实现利润总额56.25亿元,同比增长119.08%。
从度电盈利看,其煤机度电利润总额改善了0.015元/千瓦时,成本红利抵消了电价下行的负面影响。
此外,国电电力、华电国际、中国电力的燃料成本降幅也超过两位数。
制图:彭天美 随着装机量迅速提升,新能源板块在贡献增长的同时,也正面临“量增价跌”的挑战。
中电联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24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超过六成。
去年2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
这一重磅文件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正式告别政府定价时代,将全面由市场形成。
因此,电价不确定性成为行业共同面临的考验。
去年,国电电力平均电价为400.90元/兆瓦时,较上年下降约6.73%,在五大公司中降幅最大。
国电电力上年资产处置收益基数较高,也导致去年净利回落幅度较大。
制图:彭天美 中国电力因新能源占比较高,受市场化交易电价下行及消纳压力影响也很明显,其风电及光伏板块利润空间受到较大挤压,导致其整体盈利空间承压。
华能国际也在财报中表示,其风电板块税前利润为56.08亿元,同比下降约17%,主因在于风资源波动导致利用小时数下滑以及市场交易电价走低。
但方正证券在研报点评中指出,由于华能国际主力电厂多位于北方区域,电价韧性较强,降幅整体小于行业平均水平,有效减轻了下行压力。
制图:彭天美 大唐发电在财报风险提及,“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过煤电,煤机利用小时逐年下降,公司存在煤机电量降低的风险。
同时新能源电价由市场形成,增大了电价不确定性。
” 华能国际同样在财报中表示,“受新能源出力特性影响,叠加消纳压力等因素,公司结算电价存在下降风险,或将影响总体收益。
” 中国电力称,未来将面临消纳空间受限与系统调节成本增加的多重挑战。
在这场深度转型中,如何平衡煤电的容量价值与新能源的电量价值,将是这五家巨头需要在2026年业绩博弈中做出的关键选择。
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几乎所有要求”,“美国已获得一份极具分量的声明,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该承诺的有效期将超过20年”。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协议”,如果协议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他可能会前往当地。
他强调,一旦美伊协议达成,油价将下跌,物价随之下降,通货膨胀也将回落。
对于特朗普的这些说法,目前伊朗方面没有回应。
来源 CCTV国际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