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骨鱼汤煮出白汤

前几年，在俄国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影响下，他的绘画逐渐从自由抽象转向一种抽象的形式。

这种变化，可以从1919、1920年、1923年的三幅画里看出来。

《灰色， 第222号》几乎完全是自由的，非几何形的。

《白线， 第232号》显示了一些有规则的形状、直线条和一些边缘轮廓分明的弯曲形状。

在《强调的是角， 第247号》这幅画中，这一切便被有规则的坚硬轮廓所取代了。

这并不是说，康定斯基在1921年之后抛弃了他早期风格的表现主义基础，他那通神论的思想仍然存在着。

甚至在几何形体最僵硬的时期，他的绘画在结构上也是富有动势的，三角形、圆形和线条以及不稳定的斜线，忽隐忽现地互相闪现。

在继续采用杂色的色块，与几何线条形成对比。

偶尔情绪变得平静下来：在《几个圆形， 第323号》里，透明的圆形色块，在黑色的空间里，地互相擦肩飘过。

这期间，康定斯基强调了他对于抽象表现力所倾注的热情。

他仍然认为，他的绘画是浪漫的。

他写道：“艺术的目的和内容是浪漫主义，假如我们孤立地、就事论事地来理解这个概念，那我们就搞错了……我的作品中，一直大量用圆，这里要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块冰，而冰里燃烧着火焰。

” 康定斯基是包豪斯学院最有影响的成员，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现代抽象的先驱、带来俄国抽象艺术革命第一手知识的有才能的教师，还因为他能够有系统、清楚而准确地表达他的视觉和理论上的概念。

1926年，他把他的构图课程《点、线到面》一书出版。

康定斯基的这本书，想给艺术作品的要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下一个比较绝对的定义。

这种关系，是指一个要素对另一个要素，以及对整体的关系。

他那脱俗、浪漫的艺术基础，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康定斯基与包豪斯学院的关系到1933年便终止了。

他创作了许多画，画中充满了主题的含意和形式之间的冲突，但从未离开过抽象手段。

在包豪斯学院行将解散的那些年里，康定斯基的绘画，又重新出现了抒情的的一面，取代了建筑式的处理手法。

《光之间， 第559号》里的形状，仍然是几何形的，它们被分层排列，其水平和垂直的风格，甚至超过了以往。

色彩柔和，不过是被减弱了的色彩;精确刻划的形状，被光和色漫射的光轮所包围。

因此，整个效果充满宁静而又浪漫的情趣。

有些形状，使人想起埃及或美洲印第安人的，转达了一种异国情调。

当时，康定斯基已经知道了19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活动;在这幅画以及1933年他移居法国后所创作的那些画里，人们感到了类似于抽象超现实主义的性质。

彩色的形状，呈现出它们自己的生气，并象微生物或宇宙空间怪物那样，做游戏式的交战。

1933年末，康定斯基在巴黎定居，一直到逝世。

对他来说，最后这个时期，无论是在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在思想与形式的发展上，都是丰富多彩的。

总之，他继续追求更自由、更有生物形态的造型和色彩，偶尔还创造生物形态的质感，但这种质感，比他以往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质感，更加辉煌、多样。

形状依然是轮廓鲜明，但是，这些形状似乎是从微观世界的幻想中浮现出来的。

他在《构图九， 第626号》里，用了两个相同的三角形，一正一倒，把画面的两端截开，建立了一种数学模式的色彩基础。

两个三角形之间的平行四边形，又被分为四个更小的同样大小的平行四边形。

在这个严格限定但色彩缤纷的背景中，他散布了一些各色各样象是疯狂起舞的小形体：有圆形、棋盘方块形、窄长的矩形和变形虫式的图案。

在大的几何图案上面，排列小而自由的形状，这在那些年里，一直是他感兴趣的手法。

有时背景是几个大的交替的竖直矩形，有时是黑白色的棋盘格，不过，这种自由与约束的对比，是从他毕生贯注直觉表现和有意的抽象形式之间的关系而得来的。

个人的抽象幻想，是他后来那些年的主要出发点。

有时他把小而自由的形状，任意散布在统一的色彩背景上;但又一些时候，便回到一种尽可能少的要素安排，好像是在净化他的手法。

康定斯基最后的一批绘画表明，现代艺术中一个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才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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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通俗音乐领域同样是一位能手，他的歌曲《相逢之歌》(1932)成为30年代苏联群众歌曲大繁荣的先声。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从不旁观生活，回避矛盾，而总是置身于社会生活的湍流，满怀激情和鲜明的爱憎去反映生活。

他是一位强调音乐创作的思想性，而又善于运用音乐手段表达思想的艺术家。

他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革新家，但他的创作又与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的艺术面貌是异常独特的，音乐语言和风格处处表现出自成一家的鲜明特征。

他的旋律常以古调式为基础;尤其是阵音级的各种所谓“肖斯塔科维奇调式”的频繁运用，以及在一个主题内经常的调式突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殊表现力的乐汇。

在后期创作中，他也采用十二音音列的旋律进行(如《第十四交响曲》等)，但只是把这种技法作为众多的表现手段之一，而从不把自己束缚在某一种体系或法则之中。

他的旋律富于朗诵性，尤其是器乐的宣叙性独白更是情味深长。

他的和声很有特色，有时写得非常简单朴素(甚至仅限主、属和弦)，有时又异常复杂，富于刺激性(如由自然音列全部七音或由全部十二个半音构成的和弦)。

他扩展了传统的复调技术，给赋格、帕萨卡里亚等古老复调形式注入了现代内容。

他的配器不倾向于色彩性的渲染，而着力于戏剧性的刻画，乐器的音色好像剧中角色，直接参与“剧情”的发展，是表现矛盾冲突的有力手段。

他在曲式方面的独创性也很突出。

他的交响套曲结构和各乐章之间的功能关系，从不拘泥一格，而是按构思需要灵活变化。

交响套曲的第一乐章往往不是奏鸣曲快板，而是奏鸣曲慢板或中板，乐思徐缓展开，动力逐渐积聚，波澜起伏地推向总高潮。

奏鸣曲式的处理也有许多突破，如《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加入长篇的“侵犯插部”。

他后期的交响乐已经不以奏鸣曲式为基础，回旋性与变奏性相结合成为音乐展开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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