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现在咱们来脑洞一个问题：晏婴在使用这条计策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两个桃子，而不是两块金子，或者是其它更贵重的东西呢? 我们先来把这个故事简单回顾一下。

齐景公有三名大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

这三名大将自恃有功，炫耀武力，不把晏婴等文臣放在眼里，甚至也不把齐景公放在眼里。

晏婴看出了齐景公的担忧，便准备帮助齐景公除掉三人，于是设立一个局，通知三位大将前来，说要奖赏他们。

三人来后，齐景公让拿出奖赏之物，原来只是盘子中装的两个桃子。

晏婴假装为难地说，园中成熟的桃子只有两个，你们自己看看谁的功劳最大，谁就吃桃子吧。

公孙接首先说，我曾搏杀过野猪和老虎，有资格吃个桃子吧。

于是拿起桃子。

田开疆接着说。

我曾两次率军打败过来犯的敌人，我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

于是又拿起了另外一颗桃子。

盘子中的桃子转眼就没了，古冶子非常生气，说，我曾随国君过河，一只大鳖差点就要了国君的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苦斗并杀死大鳖，救了国君的命。

而我这样的功劳，居然没有吃到桃子，太过分了。

说着拿出宝剑指着公孙接和田开疆两人。

公孙接和田开疆听后，惭愧地说，确实，古冶子的功劳比我们大，而我们竟然还先拿桃子，实在惭愧，于是相继自杀。

古冶子看到两人自杀，后悔不已，说，我们三人原本情同手足，我却为了争功，逼得两人自杀，我还有啥脸活在世上?于是也举剑自杀。

这样，晏婴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居功自傲的大将。

回到我们的问题，晏婴使用这个计策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两个桃子，而不是用两坨金子，或者是其它更贵重的东西呢? 据研究，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已经有桃核出土。

先秦的典籍中，《》《尚书》《》《》《春秋》等，都随处可见关于桃子的记载。

由此可见，桃子在当时是极平常的食品。

就算是国君赏赐，因为当时的国君并没有后世那样的威权，因此，也并不觉得就很尊贵。

照理说，应该选用两个更贵重的东西，才能引起三人的争斗，实现差额赏赐的目的嘛，晏婴为什么会选及普通的桃子呢? 其实，恰恰是选择了桃子这种普通食品，才实现了这个目的。

可以说，晏婴对三个大将的心理变化，是掌握得的。

当三个大将兴冲冲跑来，看见国君赏赐他们的，只是普通的桃子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心理呢?《春秋》是这样记载的：公孙接仰天而叹曰：“不受桃，是无勇也……” 也就是说，公孙接当时的想法是，原来赏赐的是普通的桃子，我们要不吃，意味着我们瞧不上国君，意味着我们没有胆量。

所以他就随便地说了他的功劳，拿起了他的桃子，表明他“有勇”，也并不轻视国君。

公孙接拿了后，田开疆的心理就变了，当时他肯定没去想古冶子，他只是比较了一下公孙接的功劳，觉得自己的功劳比公孙接大多了。

既然公孙接可以拿，那他肯定也可以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晏婴肯定十分了解三人的性格，知道公孙接和田开疆是急性子，肯定会先拿。

而拿了以后，事情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的桃子已经不是平不平凡的问题，它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成了象征，成了功劳大小的象征。

古冶子功劳最大，却因为性格沉稳，没有拿到桃子，也就是说，被认为功劳比别人都小，他的情绪就非常激动，所以就当场翻脸。

于是，作为三个情同手足的好哥们儿，就有了后面的悲剧。

如果当时晏婴端出来的是金子等贵重的东西，那么，三人心里一定会掂量一下，同时把三个人的功劳都想一下。

想一下以后，自然就知道谁的功劳最大谁的功劳最小。

再加上三人都情同手足，肯定会谦让。

这样的话，晏婴的计谋，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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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河北的“警察杀手”大案纪实：七年间，他一边破案，一边作案

工人随手蹭掉表面的淤泥，瞬间浑身发冷、头皮发麻——那是一把冰冷的“五四”式手枪，旁边还散落着四个弹夹，锈迹斑斑的枪身，仿佛在无声诉说着一段被河水掩盖的血腥过往。

没人能预料，这把沉睡河底近八年的枪，会撕开一个惊天秘密，更没人想到，它最终指向的，会是一个终日与他们并肩作战、甚至参与侦办相关案件的“自己人”。

血色黄昏里的接连悲剧时间拉回1987年深秋，唐山的街头还带着几分寒意，一场针对民警的噩梦悄然降临。

11月1日晚，53岁的老民警张恩佐下班途中，毫无防备地被一根铁棍从背后击中，应声倒地，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路面。

凶手并未停手，蹲下身粗暴地翻遍他的衣兜，事后查明，凶手的目标是他的配枪。

万幸的是，当晚张恩佐并未带枪，捡回一条命，却重伤昏迷，留下终身伤痛。

仅仅40天后，悲剧再次上演，12月11日晚，45岁的民警杨庆福在回家路上遭遇伏击，凶手手段更为凶残，用木棍和石块疯狂施暴，杨庆福当场牺牲，他身上的“五四”式手枪和子弹，被凶手洗劫一空。

丧心病狂的凶手并未收手，13天后，恰逢12月24日平安夜，年轻民警周荣刚从女友家出来，就遭遇了致命枪击，当场身亡，他的配枪和子弹，也被凶手抢走。

现场唯一的线索，只有目击者模糊的描述：凶手骑着一辆“飞鸽”自行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不到两个月，三起恶性案件，两死一伤，两支民警配枪被抢，恐惧像瘟疫一样在警队蔓延，许多民警甚至不敢穿着警服上下班。

专案组成立，全员夜以继日排查，却在茫茫人海中屡屡碰壁，毫无头绪，这起系列案件，成了唐山刑警心中一块沉甸甸的巨石。

迷雾中的诡异漫画与银行劫案1988年4月5日，是周荣的百日祭，一大早，周荣家的门上传来一声巨响，他的女友开门后，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住——门上赫然钉着一幅诡异的漫画，画上有三名穿警服的男子和一个裸体女人，旁边歪歪扭扭写着“老井、周、杀绝、稳准狠”等字样，笔迹经过明显伪装。

这幅漫画像一个陷阱，直接将警方的侦查方向带偏，大家纷纷围绕周荣的私人关系展开排查，怀疑这是一起情杀案，可漫长而细致的调查过后，却一无所获，案件陷入僵局。

可真正的恶魔，从未停止作恶。

1988年10月25日晚，一家银行储蓄所的两名职员，在送交4.5万元营业款的路上遭遇抢劫，两声枪响过后，三人当场毙命，一人重伤，死者中除了银行职员，还有两名无辜路过的群众。

现场提取的弹头，经技术检验，正是来自两个月前周荣被抢走的那把手枪！至此，几起看似独立的案件，终于被串成了一条线：击伤张恩佐、杀害杨庆福，是同一个人的作案手法；

杀害周荣的枪，是杨庆福被抢走的那把；

抢劫银行的枪，是周荣被抢走的那把。

这分明是一个为了抢钱而抢枪，为了抢枪而不惜杀人的连环恶魔！可新的谜题又随之而来：凶手在抢到第一支枪后，为何还要冒险杀害周荣，再抢第二支枪？难道他还有同伙？可现场勘查和目击者的描述，都否定了两人作案的可能，这个疑问，让案件陷入了更深的迷雾之中。

致命疏浚：真凶竟是“自己人”时光荏苒，一晃就到了1996年，距离那三起杀警案、一起银行劫案，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这七年里，唐山刑警从未放弃追查，可案件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那几起命案，像一块巨石，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

谁也没想到，转机来得如此意外。

那年春天，唐山市政府决定对陡河进行清淤，3月18日，当清淤工程进行到市区某段时，那把沉睡了近八年的“五四”式手枪，连同四个弹夹，一同重见天日。

经技术鉴定，这把手枪，正是当年周荣被抢走的那把。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弹夹中，一个属于周荣，一个属于杨庆福，另外两个，竟然属于唐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两名在职刑警！这简直是一枚重磅炸弹——枪支弹夹是警察的“第二生命”，除非本人，谁能同时持有四名警察的弹夹？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凶手，极有可能就在警队内部！调查随即展开，档案显示，那两名刑警的弹夹，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调配给了另一名刑警——刘辉。

刘辉，32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警校毕业，业务过硬，还立过大功，是刑警队的骨干，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也是当年“3·24”系列案件专案组的成员之一！怀疑的矛头，猝不及防地指向了这位朝夕相处的“自己人”。

那些被忽视的蛛丝马迹其实，刘辉并不是第一次被怀疑。

早在案件发生之初，市局警校教员王秀宇就曾做过一个大胆的推理，他通过反复实验，分析出凶手开枪的动作极其专业、老练，绝非普通劫匪，极有可能出身军警。

他顺着这个思路，将怀疑的圈子越缩越小，最后竟锁定了自己的学生——刘辉。

他曾两次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怀疑，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再加上当时警方的侦查方向正偏向“情杀”，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这份怀疑，也被暂时搁置。

同样怀疑刘辉的，还有模拟画像专家姚殿义。

在银行劫案发生前，曾有目击者看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在现场附近徘徊，姚殿义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了模拟画像。

画像一出来，就有专案组成员惊呼：“这人怎么这么像刘辉？”而刘辉听闻后，不仅没有慌乱，反而指着画像“自嘲”道：“就照着我这模子找！”一句看似轻松的玩笑，却掩盖了所有的疑点。

在当时，几乎没人敢相信，一个业务优秀、立过大功的刑警，会是杀害同事、抢劫银行的真凶，这份固有印象，让刘辉得以隐藏多年。

贪婪之下，战友反目成仇1996年，当那把手枪从河底捞起，所有的怀疑终于汇聚成铁证，市公安局局长亲自下令，对刘辉实施抓捕。

审讯之初，刘辉自恃心理素质过硬，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可铁证如山，当年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与他的鞋子完全吻合；

周荣女友家门上的那幅诡异漫画，经笔迹鉴定，也是他亲手所画。

在如山铁证和民警的耐心教育下，刘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交代了所有罪行。

而他的作案动机，简单到令人发指——为了钱。

为了抢劫银行，他需要枪支，他之所以选择老民警下手，是觉得他们年纪大、反应慢，更容易得手。

他先是袭击了张恩佐，却没能抢到枪；

随后，他残忍杀害了杨庆福，抢到了第一支枪。

就在他准备收手，策划银行抢劫时，一个消息让他不寒而栗：一次聚餐中，他的警校同窗、四年好友周荣，无意间提到，自己似乎对凶手开枪的手法有所察觉，甚至说过“知道是谁干的”。

刘辉不管周荣是否真的知道真相，他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为了自保，竟然残忍地杀害了昔日同窗、并肩作战的战友，并抢走了他的配枪，企图混淆警方的侦查视线。

事后，他又画下那幅诡异的漫画，故意将水搅浑，引导警方往“情杀”的错误方向调查，拖延时间。

至于为何不杀害曾经怀疑他的王秀宇，刘辉坦言：“他动静太大，已经直接举报了我，如果他死了，所有人都会立刻怀疑到我头上。

”天网恢恢，终食恶果刘辉还交代，1995年，有一次同事夜里突然登门拜访，他误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败露，紧张之下，竟将私藏的另一把枪子弹上膛，准备顽抗。

事后，他越想越害怕，担心枪支暴露，便将这把枪砸毁，扔进了煤矿的水坑里，企图销毁证据。

可他没想到，那把沉在陡河河底的手枪，早已为他的罪恶画上了句号。

法庭上，刘辉依然心存侥幸，当庭翻供，态度恶劣，甚至出言激怒了自己的辩护律师。

最终，辩护律师当庭拒绝为其辩护，退出法庭，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对罪恶的唾弃，也是对受害者的告慰。

然而，铁证如山，不容狡辩，法院最终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盗窃枪支罪等数罪并罚，判处刘辉死刑。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