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也曾担任过参知政事这个官吗？这个官权利大吗

因为向朝廷上奏设立市易司(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而名闻天下，从一介布衣挤身朝堂，成为变法的高级顾问。

后来卷入变法派的内讧，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位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经济学家就是魏继宗。

魏继宗，的开封人，出生年月已失考。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记载，应该出生于年间。

既没有任何功名，也非大富大贵之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喜欢读书和钻研学问的普通学者。

魏继宗成名于熙宁年间(1068年至1077年)。

当时宰相王安石为了变法，，向天下能人异士征集建议和策略。

开封市民魏继宗将自己苦心研究了多年的城市市场管理规划建议上奏朝廷，获得了王安石和的赞赏。

魏继宗上奏的内容是什么呢?原来关乎当时京城开封的城市经济建设发展。

早于宋真宗时期，北宋都城开封就发展成为一个有常住人口300余万的国际大都市。

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古代薄弱的物流运输能力，要维持这300多万人口的生计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为了解决开封城的市场交易难题，北宋政府鼓励全国各地的商人贩运货物到京城销售，既解决了开封的物资供应问题，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是北宋统治者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商勾结垄断市场。

跑过长途运输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货到地头死!特别是那些不容易储存的货物。

商人们将其运送到开封，却因为京城大户和权贵的市场垄断而卖不出去，为了不至于血本无归，只得忍痛低价卖给这些京城"地头蛇"。

时间久了，外地客商赚不到钱，自然不愿意再冒风险向京城贩卖物资。

而且因为权贵的垄断，平民百姓要付更多的钱才可以买到少量生活物资。

这样一来，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社会矛盾随之越来越尖锐，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就随之减弱了。

魏继宗根据自己多年对开封城市市场经济发展的研究，得出了结论：朝廷必须干预城市市场经济发展，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富国强兵的目的。

于是上书建议朝廷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开封的市场物流贸易，此即后来隶属于户部的市易司。

1070年左右(这个时间点并不准确，有一定误差)，宋神宗批准成立市易司，命薛向为第一任市易司提举，并拨内库钱500万贯做本钱，替朝廷做生意(这也是现在国企的雏形)。

魏继宗因为向朝廷进言有功，被任命为王安石的高级变法顾问，从一介布衣挤身朝堂，成为当时的政治。

薛向根据宋神宗及王安石的指导思想，丰收时以市场价格大量收购生活物资储存，等货物缺乏时再以平价出售。

这样一来，不但解决了京城权贵垄断市场经济的问题，还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是一件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

当然了，市易司堵住了权贵赚钱的门路，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不久后，薛向就因为遭受权贵的弹劾而罢官，遗缺由王安石的弟子吕嘉问补上。

吕嘉问当上市易司提举后，对市易司做了重大改革。

将一些人流量较大的街道改为"商品街"，允许并赊借本钱货物给京城的老百姓在"商品街"做小生意，市易司则派人监督管理并收取费用。

这就是现代城市管理规划局的雏形。

吕嘉问这些行为的确给宋神宗赚了很多钱，但是也引起了宰相的强烈反对。

文彦博有一次去大相国寺烧香拜佛，见到大相国寺门口都是售卖时鲜水果和针头线脑的小商贩，大皱眉头。

回来就向宋神宗参了吕嘉问一本，说吕嘉问此举有损国体，祸国殃民。

宋神宗当时正被反对派攻击得焦头烂额，想都没有想就将此事交给与吕嘉问有矛盾的三司使曾布去查处(三司使是北宋官名，相当于)。

曾布虽然也是变法派的骨干，还是吕嘉问的顶头上司，但是对一向骄横跋扈，不将自己放眼里的吕嘉问恨之入骨，打算趁此机会将吕嘉问搞垮。

曾布找到市易司的发明人魏继宗，以宋神宗的旨意要求魏继宗对市易司的不足之处撰写报告。

魏继宗不知这是曾布的计谋，傻呼呼的到处奔波，查阅资料，撰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交给了曾布，想着自己如此为朝廷实心办事，应该会得到嘉奖。

却未想曾布将魏继宗的报告做了添油加醋的修改后，才呈报给宋神宗，以此作为攻击吕嘉问的证据。

两位手下大将搞内讧，王安石大怒，将魏继宗叫到宋神宗面前对质。

魏继宗既不敢背叛王安石，又不敢按照曾布的意思做伪证指控吕嘉问，两头为难。

最后神宗以诬告大臣为由，逐出朝廷，永不叙用。

曾布和吕嘉问相互攻歼，贻误国事，双双被贬到地方任职。

从此以后，变法派元气大伤，直到北宋灭亡都没有能够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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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

稍大一些，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

他的文章，立论高深奇丽，又能旁征博引，始终有移风易俗之志。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向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登杨寘榜(此次杨寘为进士第一名，故以杨寘命名此次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

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

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他在任上勤政爱民，治绩斐然。

宰相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予以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再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今江苏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

“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

贫民被灾。

不可不恤也”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

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

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

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

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

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并以、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此后，朝廷多次以馆阁之职委任王安石，均固辞不就。

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以致朝廷屡次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都担心其不愿出仕。

后来，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他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也辞谢多次才接受。

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并据理力争，遂得罪了王公大臣。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因母亲病逝，王安石便辞官回江宁(今江苏南京)守丧。

宋英宗继位后，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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