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年沧桑下落不明的传国玉玺，上面刻了什么？
本来是一块有纪念意义的玉玺，却在后世被赋予了君权神授的政治意义。
【菜科解读】
说到传国玺，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传说中是秦始皇登基称帝后，令丞相李斯参与制作（负责书写）的玉玺。
本来是一块有纪念意义的玉玺，却在后世被赋予了君权神授的政治意义。
此后但凡朝代更替，传国玺就成了开国皇帝们渴望得到的神器。
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东晋皇帝没有传国玺在手，就被北方的人嘲讽为白版天子，由此可见一斑。
裴松之在《三国志》做注时，就发现《吴书》上关于传国玺上写的八个字与应劭、皇甫谧的记载最后两个字不同，他当场表示无法判断且康和永昌哪个是对的。
裴松之：应氏《汉官》、皇甫《世纪》，其论六玺，文义皆符。
汉宫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且康永昌，二字为错，未知两家何者为得。
其实，我认为是可以分析的，我先列一下目前关于传国玺上文字内容存世的四个版本。
《吴书》、《玉玺谱》、卫宏：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我再按上述四个编号，改用年代顺序排列。
东汉卫宏1→汉末应劭2→魏晋1（吴书）→魏晋2（皇甫谧）→东晋3（晋阳秋）→东晋&南朝宋4（徐广）→南朝齐1（玉玺谱）→南朝齐&梁4（宋志）
开始正式分析：
第一，《吴书》是孙吴帝国官修史书，传国玺是被孙坚在洛阳井中找到，并交给妻子吴夫人代管，可以想象当时年幼的孙权是有机会见到这个宝物的；而应劭和皇甫谧，都没有见到传国玺的机会。
孙权的影视形象
应劭是汉末泰山太守，因为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泰山郡，担心曹操报复自己，便弃官投奔了袁绍，他一直到死，都没去过许都见汉献帝刘协，更别说见到传国玺了。
皇甫谧是魏晋名士，一辈子都没有做官，他写的书都是坐在家里写的。
他写的内容和应劭吻合，只能推测是他照着应劭的《汉官仪》抄了一遍。
第二，裴松之没有提到卫宏的记录，实属失误。
卫宏作为东汉人，而且在光武帝刘秀身边工作，他的记载和《吴书》一致，能证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第一版本）是对的。
第三，第三版本和第四版本只有一字之差（昊、受），按史料从众及不涉及政治等因素的情况下，野史不应与正史争审两条规矩看，加上用字习惯（受比昊更多用），第四版本可信度高于第三版本。
说道这里，不知道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裴松之身处刘宋朝廷，他是有机会见到当朝的传国玺的，他为何没有以此来作证呢？
笔者推测：因为裴松之知道，宋文帝的传国玺上写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第四版本），他若是提了这个，他就是在作大死（只会揭露出南朝的传国玺已经不是秦汉时期的那一枚了），所以，他只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所以，本节的结论是：
1.秦始皇时制的传国玺因为两晋时战乱而遗失，流传于南朝的传国玺则是另外一块，所以才产生了记载文字不同的情况。
2.秦传国玺上写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南朝传国玺上写的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另外，秦汉时印章用字是以篆书为主。
据宋人推测字体为虫鱼篆，辽人记作是鱼鸟篆。
下图为后人仿的鸟篆。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中国古代上八大未解的谜团，原因无可考证，至今没能破解
兰亭序今下落成谜：失传千年，下落不明。
西周九鼎存在谜团：象征国家政治权利的九鼎是否还存在，至今未解。
和氏璧：中国古代上著名的美玉，与和氏璧有关的著名典故完璧归赵。
故事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名相蔺相如帮助国家夺回和氏璧，完整地送回邯郸的故事。
和氏璧价值连城，流落何方，至今是个谜。
秦始皇嬴政铸十二金人镇秦国龙脉，据说后来被董卓销毁铸钱。
原因究竟是怎么样，已经再无法考证了。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谜团：千古奇书，自《永乐大典》问世，直到明末清初，正本去向成为公案。
青铜剑千年不锈谜团：随兵马俑一同出世，是什么真相致千年之久的青铜，没有生锈，锋利如初。
乾陵无字碑，为武则天所立。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在乾陵司马道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圣纪碑相对，奇崛瑰丽，巍峨壮观。
但武则天为什么为自己立下无字碑，真相尚不明确。
慈禧太后入殓时，嘴里衔着一颗大的夜明珠，孙殿英盗墓后，为了幸免被追究责任，他将这颗夜明珠转送给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曾将其缀在鞋面上，后来不知所踪，据估计，这颗夜明珠价值将近9亿人民币。
三星堆考古现场：是否和商周变革有关？
”而商王武丁以后的器物，目前还没有看到。
古代上，，商王武丁以后，周人逐渐崛起。
“那个时候三星堆的人在商和刚刚兴起的周之间，是否做了一些选择?” 史籍记载，古蜀国是参加了灭商战役的，周武王灭商时“牧誓八国”里面，第二个国家就是蜀，“有可能三星堆以后的成都十二桥文化的方国与周的关系更紧密，或者三星堆人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周，借助周的力量消灭了另外一方的势力。
” 不过，目前三星堆祭祀区8个坑还尚未发掘完毕，“里面最晚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也还不清楚，不过我觉得我们离原因不远了.... 现在4号坑的测年年代是公元前1100多年，距离商周变革时期已经不是太远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
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