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作者彭端淑个人简介 彭端淑人物生平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17 点击数:
简介:彭端淑(约1699年-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

生于三十八年,卒于四十四年。

官员、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四

【菜科解读】

彭端淑(约1699年-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

生于三十八年,卒于四十四年。

官员、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十岁能文,十二岁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龙山的紫云寺读书。

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

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

少时勤学 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

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末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今四川简阳市)判官。

以 军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qiānshì,都督佥事是正二品)。

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

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珣(xún)亲授。

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

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八股文)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

为官勤政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乡试中举。

雍正十一年(1733)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

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郎中。

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

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

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

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

初到粤东,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明断有声。

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

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

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

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隐退讲学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

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

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

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

”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

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

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

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文学成就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

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

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也称制艺),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

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

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

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

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

”“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

彭端淑与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

其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

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

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即出于本书。

桃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对人才的培养,造士甚多。

为考官时,对才识俱佳之士,亲自考核,极力提拔,地量才录用。

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篡官,为解元时即得彭端淑提携,后成为清代学术界权威。

执教锦江书院后,其门下更是人才辈出,李调元、张翯(hè)、钟文韫(yùn)等皆为其学生。

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

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

”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十一岁的彭端淑病故于成都南郊白鹤堂。

今天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尚有彭端淑的坟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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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考证真正的“商汤王陵”在山东《曹县重修成汤陵庙碑记》

孙星衍(1753年~1818年) 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经学家。

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微隐。

阳湖(今江进)人,后迁居金陵。

少年时与杨芳灿、、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

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

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

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孙星衍曾任山东兖、沂、曹、濮粮道,后又任山西粮道、河南粮道,对三省之汤陵十分了解,通过详细对比考察,确认山西、河南、陕西之商陵为伪,山东曹州府曹县之汤陵为真,并致信山西、河南布政司,为此打了几个来回,三省巡抚皆认输方作罢。

商汤陵自古就颇多争议,但不论是《尚书》、《史记》记载,还是后世文献的佐证,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汤死葬于亳(山东曹县南二十余里)。

清乾嘉大儒孙星衍曾作《汤陵考》,力主曹县汤陵为真,并为曹县汤陵撰写碑文。

当代学者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史念海、王玉哲、杨尚奎、田昌五等学者论之确凿。

特别是商史学者罗琨先生用甲骨卜辞研究成果,力证亳在商丘之北、定陶之南,为亳在曹县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汤王在位13年,死后葬于亳(今山东曹县南二十里)。

桑林求雨的故事代代相传,成汤王的功德被世人所赞扬,有商一朝汤陵始终为商人祭祀的祖陵。

西周、春秋、战国,有商汤后代宋国负责祭祀汤陵,在《左转》中,宋国君就称亳为宗邑。

《》曾记载,建平元年,曾遣使祭祀汤陵,汉以后,历代对汤陵祭祀不绝。

汤王陵历代都有重修,明万历《曹县志》记云:成汤祠在县南十八里土山集,不祥所始。

墓前有石碣刻云:“宋皇佑四年(1052)年重修;元延佑五年(1318)重修;明宣德八年重修;成华丙申(1476)重修,李秉有记;弘治五年(149)年重修;嘉靖三十五年(1556)重修;万历九年(1581)岁次辛巳春三月八日重修。

”由此可知,至迟从起,官方便开始对曹县商汤陵进行重修和祭祀。

另据《曹县旧志》记载:“以前,有守墓户百家,有大殿巍峨耸立,大殿中间,神像威严,中为成汤,左为,右为仲虺。

汤王陵左边有桐宫三楹,为所居。

”汤陵全盛之时,,巍巍壮观,后院大殿三间,中间拜殿三间,左右廊庙各六间,山门、照壁、甬道,历代古碑排列庙道两边,为一大游览观瞻圣地。

曹县重修成汤陵庙碑记 清〔孙星衍〕 古者墓而不坟,故称殷汤无葬处,至汉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郗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事具《皇览》以为在亳,其时诏称河南颍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于济阴,得见汤陵,自薛瓒、、伏滔、刘昭皆以为在济阴亳县未有异辞。

今曹县左山之阳是古济阴郡治,县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亳汤都地,北陟淇、洹,南跨睢、汳,西至卫国,东尽濮阳,皆千里畿内。

故太甲陵在濮州之历山。

、箕子陵亦在东方也,曹县汤陵列于祀典,明置守冢户,陵前有碑,在宋皇祐、元延祐间皆重修,陵上有庙,像设犹存。

星衍临司泗上,于元年塞河曹、单,亲临展谒,见其祠宇倾圯,采樵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

复遍考书传,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荣河汤陵出后魏小说家言。

张恩破陵得铭,附会殷汤。

前代沿讹,列为祀典,实则纶邑,急宜厘正。

並考《括地志》所称偃师汤陵,乃汤祠之误。

《水经注》所称征县汤陵,乃汤池传疑。

其《括地志》又称始平汤陵真亳王号汤者所葬,俱不足以夺济阴亳县汤陵之说。

既发资千金,申报大府,兴工修葺,复得王、魏两观察先后代任,增建宫墙,拨置地亩,曹令孙立方、黄炳先后助成盛举。

会星衍奉督运之命再莅东省,以嘉庆十年四月蒇工立石,将以质鬼神,俟百世焉!铭曰: 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观于洛居河麋。

千年水徙国邑迷,亳城虽荒神所依。

汉臣行部欣得之,封树不设邱墟卑。

我来展拜敬且欷,稽古破俗别是非。

荣河陵庙空巍巍,厘正祀典书之碑。

从先王居神来归。

附清《曹县志》十年土山集汤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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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的不同品格,从《天工开物》就能看出

晚明的社会是传统社会的一大变局,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可喜的新变,尤其是随着的浪潮,中国的传统技术遭遇近代的科学思维,产生了一大批科学性颇强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书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却惨遭帝禁毁,到了近代才从日本回流中国,这背后凸显了明清两朝不同的品格。

江西省奉新县,一个人,写了一本书,给中国出了个难题。

至今,这个难题是否得到解决,可能还是有点说不清楚。

这个人叫。

他可能没想到,在他自己无望后,所写的一本闲书,让他成为一个后世人敬仰的科学家,并为他特意在他的家乡奉新县建造了一个纪念馆,还建了一个很大的园子。

他写的这本书叫作《天工开物》,这本书初印于明十年(公元1637年),而它的光芒却是直到近300年后的1928年,才发出微弱的光芒,被人所发现,并且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以科学思维方向前进的航标而进入了中国历史。

《天工开物》 且把时间回到中国历史的十七世纪。

这段历史很有趣、很伤感、很关键。

时间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东西。

当世界上的事件彼此毫无关联的发生时,用时间,将这些事件排列到一起,我们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却又如此重要的信息。

这些信息很可能对当下的时间、历史没有影响,但却在以后的时间里,很可能决定着一个王朝、国家、民族、乃至细微至一个具体生命的走向。

对于历史,我们总习惯于从纵向上审看。

看着历史一步一步向前,好或不可逆转的坏。

个体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少年、青年、中年,一步、一步,好或不知道是否好的生活下去。

《天工开物》中的图片 若说《天工开物》书上所承载的苦难,从时间上说是一个纵向维度的事情。

从纵向维度我们在这本书上读到许多我们自己民族的信息,从纵向维度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命运竟然如此紧的和民族的苦难粘贴在一起。

这么沉重的叙说还是放到后面一点为好。

我们可以先罗列一些时间在横向维度上的事情。

一 1637年前后的中国,科技思想似乎很活跃。

1637年,在宋应星刊印《天工开物》前后,一批科学著作相续面世。

1578年编著印刷《本草纲目》,1584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90年《河防一览》;1592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6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 1633年徐光《农政全书》; 1640年《徐霞客游记》, 1642年《瘟疫论》 。

那时用于实学的书很多,还有邢云路天文历算的《古今律历考》,茅元仪汇集武备和火器制作的《武备志》,赵士祯的《神器谱》,计成的古典园林的《园冶》,方以智涵盖天文地理和医学的《物理小识》……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

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群星灿烂,成果辉煌”。

他还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 与此同时的西方,1637年笛卡尔建立了解析几何理论,西方科学开始朝向着一个飞速发展的方向发展。

1655年,在家乡避瘟役的牛顿用两年时间,构画出自己的科学发现草图,最终成为影响世界的著名科学家。

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似乎中西方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总结、发现、传播……科学的声音如此美好。

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但我们却无法罗列中国的十八、九世纪后的发展,因为,中国的科技脚步在这段时间竟然突然停顿下来了,中西方差距迅速拉大。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专家。

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

除了世人瞩目的外,历史上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陪同这一份窘境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多年的苦难。

早已没入历史尘埃中的《天工开物》,静静地睹视着1840年的中国的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目睹一个民族的苦难,从此处开始,一次又一次的,百年忧伤。

也许,中西方的巨大碰撞的秘密或原因,藏在《天工开物》这本书后面。

来自两个世界对科学决然不同的认识,才造成以后出现的巨大碰撞。

二 我可以肯定的说,宋应星少年决不是立志成为科学家的。

他可能絷爱科学,但他更需要功名。

若非历史的玩笑,他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官员,在后人眼里身世显赫,历史却没有记录,一片空白。

谁说不是呢,忘记一个里的官员,哪怕是高官,无论历史还是现在,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奉新县北乡雅溪牌坊村(今宋埠镇牌楼村人)。

其曾祖父宋景,明正德、嘉靖年间,累官吏、工二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入为左都御史。

祖父宋承庆,字道征,县学禀膳生员。

父霖,字汝润,号巨川,庠生。

弟兄4人,胞兄宋应升,同父异母兄宋应鼎、弟宋应晶。

宋应星塑像 幼年时期,与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家塾中读书8年,勤奋好学,资质特异。

一次因故起床很迟,应升已将限文7篇熟读背完,他则躺在床上边听边记,等馆师考问时,他琅琅成诵,一字不差,使馆师大为惊叹。

年纪稍大,肆力钻研十三经传,至于关、闽、濂、洛各理学学派,也都能掌握其精液脉络之所在。

学古文则自周、秦、汉、唐及《》《左传》《》乃至,无不贯通。

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与哥哥宋应升同举江西乡试,两人同榜考中举人,他名列第三。

当时全省有1万余人应试,在考中的109人中,奉新只有宋应星兄弟2人,故有“奉新二宋”之称,得时人佩服。

同年冬,他俩赴京师参加次年春天的全国会试,结果没有考中。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宋应星兄弟又一次上京赶考,仍未考中…… 历史的真实是:是科举的无望,才让宋应星趟上这样一条道路。

五上公车,也就是在考试五次后,他对功名逐渐冷淡下来,而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总结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为编篡一部科技巨著积累资料。

其实,宋应星这个时代已挣脱儒家理学的一桎梏,已经很有科学思想了。

明末的科学受东林学派实学的影响,注入了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使明末科学思潮的性质和内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有与西方近代化类似的早期近代化因素。

这时,已经引进泰西水法、火器火炮、物理机械等实用科学。

而《》的翻译,更是开始向人们传播严密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思维方法的介绍。

明末的《崇祯历法》是有西方传教士参与编纂,以西洋历法修正中国历法,已经使西学与儒家学说相契合。

当时的阁老就有《赠西国诸子》诗: “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 明末甚至还出现了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他拥有世界人文主义观念,相信整个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交流。

这人就是瞿太素。

他在《职方外纪小言》批判旧的夷夏之辨。

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 “ 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 是什么阻断了这一个美好时期的前进,让科技之光在中国停顿数百年?有人说是朝代更替间的无奈,有人说是儒家理学的桎梏,有人说是国人的积敝太深,更有人说是满清铁蹄的蹂躏。

三 晚明时期,科学思想如。

更多的人在科举中、在理学礼仪中、在官权倾轧中。

而皇朝在对民间的横征暴敛中也渐渐衰败。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命赵士锦盘点国库,存银不千两,国库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

曾经极度繁华的市井衰败,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手工业生产停滞,商业萧条的局面。

《天工开物》插图 而七年前,一个奉新人——宋应星,就已经编写了一本书《天工开物》,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它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技艺。

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

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

《天工开物》在国外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直接影响着西方科学,但在它的国度里,没有人关注。

《天工开物》有一个版本叫杨本,与北京图书馆及彰考馆藏本相同,只是扉页具不同形式。

该本扉页上面横栏有“一见奇能”四字。

横栏下左、右两侧直栏各为手书体“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八个大字,二者中间部位上方还以双行刻出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20 个小字。

很有意思! 在世人的眼里,《天工开物》只是一本理财、发家的技艺秘籍,而不是科学,也并没有人意识到书本中科学思维已然如此蓬勃。

《天工开物》即便是用于理财、发家,书中所载的技术对于富国、强兵也是很有实际用途的。

但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去将其转为治国实策。

《天工开物》插图 晚明科学名人中,徐霞客连个秀才也没得上,李时珍没考上举人,宋应星是未中,他们的巨著都是在科场失意后的产品。

徐光启登上了士林之颠,但他的《农政全书》是在赋闲时期完成的。

宋应星在《进身议》一文中发泄不满: “ 凡属制科中人……声应气求,仍在八股文章之内,岂出他途? ” 他更在《天工开物》一书的序中宣言: “ 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 当崇祯皇帝向徐光启询问如何看待八股考试时,徐地回答:“直是无用。

”他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家信中更是带着自嘲的口吻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

” 因为他是在43岁上才中了进士的,“爬了一生的烂路”,当是指他科举应试的路。

接替明皇朝的,则更用科举把士子捆住,《天工开物》渐行渐远,遗忘在历史尘埃中。

到了乾隆年间,更是因为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友人陈弘绪的文章中有反清思想,连《天工开物》也一并销毁。

《天工开物》在中国从此基本绝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版本反而是从日本回流的。

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醒了?科学的思想已回到这块大地,并灿烂开放? 如今,宋应星已被奉新人当作历史名人请进了纪念馆,新馆已经建成,宫殿式的华丽建筑。

偌大的宋应星科技文化园里,每年都会来一些孩子,孩子们匆匆忙忙的看完空荡荡的纪念馆后,便急急的来到户外的草地间玩耍。

他们并不了解,纪念馆里那尊从老馆搬来的雕像,微微抬着头,眼睛正迷惘的看着远方的天空。

在已渐沧桑的雕像的额头,还淡淡的留着特有文化激情和国家梦想,直睹着这个国家以教育的名义,以各种洋八股、土八股,继续着科举。

我担心孩子们参观完后,就要如做八股般的写参观有感的作文,我担心宋应星仅仅只是纪念馆里面的一个家乡名人,如神一般的被供奉和精神上的被遗弃。

我担心人们只看到纪念馆里老旧的农具、手工具,睥视的看待这些粗陋的展品,我担心他只是在人们眼中的一个旅游景点,而没有看到那种科学的思维是国家真正富强所迫切需要的。

我担心,在偌大的天工开物园,并没有陈列宋应星与《天工开物》的真正科学精神与教育灵魂。

如果是这样,那么,科学的光芒,到今天,还没有真正来到宋应星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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