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圣女惨变寺庙性奴隶 沦为高僧泄欲工具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28 点击数:
简介:常听人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人们肯定对宗教由崇拜认同,到产生坚定信念及全身心皈依的过程,并以这种信念和皈依来指导、规范人们在世俗社会中的言行,肯定

【菜科解读】

常听人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人们肯定对宗教由崇拜认同,到产生坚定信念及全身心皈依的过程,并以这种信念和皈依来指导、规范人们在世俗社会中的言行,肯定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愉悦,同时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除法律以外的规范作用。

  但是,很少有人认识或揭露宗教信仰背后鲜为人知的丑陋与罪恶。

  比如,印度的“圣女”,满以为赋予这个神圣称谓的女子一定是超凡脱俗,令人崇敬、爱慕的精神偶像,实际上是命运悲惨的一个特殊群体,或者,说这一群体是印度宗教信仰的特殊牺牲品,也未尝不可。

  印度有一种与其历史一样古老的传统――来自贱民家庭的女孩子年纪轻轻便开始为寺院服务,成为印度教高级僧侣和婆罗门长老的性奴隶,她们被称为圣女。

  这些地位低下的乡村女孩10岁时便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婚姻模式,将自己一生幸福都献给了当地的神,为本村的村民进行宗教仪式和做祈祷。

刚刚进入青春期,她们便在仪式和庆典上嫁给寺院,然后与寺院僧侣或长老共度洞房火烛夜。

  根据预测,印度不久将取代南非成为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在印度安德拉普拉德什地区的各个村子,这个问题现在开始显现出来。

慈善机构基督教援助慈善会发现,尽管印度小女孩成为圣女为寺院工作的做法已在1986年被正式宣布为非法,但安德拉普拉德什地区的4.2万圣女当中仍有约40%HIV检查呈阳性。

身为这种落后和愚昧做法的牺牲品,圣女传统说明了社会工作者在全力预防印度艾滋病问题达到非洲水平时所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障碍。

  来自海得拉巴的社会工作者格雷丝·纳玛拉的工作是教育其他达立人懂得自己的基本权利。

达立人位于印度等级制度的最低层,即一般所谓的贱民,格雷丝也来自贱民家庭。

她解释说,由于生下来就处于社会最底层,圣女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格雷丝说:这些妇女都有许多性伙伴。

她们无法拒绝男人们的要求,她们又不能要求他们使用安全套,男人们肯定不会自动使用安全套。

  印度目前已有超过5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几乎接近印度总人口的0.5%。

世界银行今年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如果印度还不推广使用安全套,印度的艾滋病感染率将在未来10年内以每年300万人的速度激增。

该报告估计,到2033年,艾滋病将成为印度造成人口死亡最多的疾病。

  格雷丝来到海得拉巴以南100英里的丹瓦达村时,10个圣女正聚集在寺院亚拉马女神像旁欢迎她。

其中一个19岁的姑娘面带羞涩,长得非常美丽,穿着一身蓝色莎丽。

她告诉格雷丝说自己叫希纳古蒂,12岁时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亚拉马女神。

  他们请我来为他们做法事,因为我是圣女,我属于亚拉马女神。

希纳古蒂如今已不记得原来心中的恐惧。

因为母亲病重,父亲早逝,希纳古蒂别无选择。

她低声说:我母亲得的是哮喘,她过于虚弱,根本无力干活,这就是我的命。

  圣女一般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在衰老之前一直为寺院服务。

然后,就如同欧洲妓院老鸨的命运一样,年老的圣女开始退居幕后,为下一代圣女出谋划策。

丹瓦达村里的人都知道希纳古蒂是圣女,按照习俗,上层社会的男人会带着礼金和粮食找上门来,请求她妈妈准许与她建立友谊。

  那么对于自己的境遇,希纳古蒂心里是否有怨气?她说当然很后悔,但只能接受现实,因为全家人全靠她了。

她说:有时候我问妈妈为什么让我做这种事,为什么我不能拥有正常的婚姻。

但我能做什么呢?现在谁会娶我呢?我是圣女呀!  早在2003年,艾滋病就成为了印度人口死亡最多的疾病。

虽说死神在前边呲牙,印度教的“圣女”陋习依然要色不要命,“圣女”们为了吃一口饱饭,不得不走进寺院,把青春、生命献给冥冥之中的神。

  留给年老“圣女”们的,只有残灯破庙,痛苦的余生。

这是印度“圣女”貌似神圣,实际上不为人知的悲惨、真实一生。

古尔王朝东征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能抵御印度教的政治势力吗

对印度地缘结构造成巨大威胁的“一神”信仰,很显然是一神教3.0版本——伊斯兰教。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受前两个版本的一神教发,创造了控制力/聚合力空前强大的伊斯兰教。

使得原本处于松散游牧文化阶段的阿拉伯人,有机会将他们与生俱来的机动、军事能力聚合起来,并迅速扩张至以为代表的定居文明区。

在攻灭以伊朗高原为中心建立帝国的“萨珊波斯”之后,的势力范围也开始触及印度河平原。

分析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前进入南亚的民族集团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雅利安人起,入侵印度河流域的民族集团,包括:波斯人、希腊人、塞人、()等基本都属于“印欧语系”民族(白匈奴人不确定)。

阿拉伯人所属的则是分布于阿拉伯半岛——北非地区的“闪含语系”民族。

然而语言上关系远近本身,在地缘政治的意义并不大。

就像韩语、日本语即使被归类于阿尔泰语系(存疑),中亚国家也不会天然跟日本、更有亲近感一样(虽然有民粹者会这样想)。

与之前的入侵者有所不同的是,阿拉伯人在印度采取了自南向北的征服路线。

公元8世纪初,揭开帝国篇章的,在翻越俾路支斯坦的山地后,成功入侵了下印度河平原的信德地区,然后北上止步于南旁遮普地区(巴基斯坦拉合尔一带)。

之所以会有这种选择,与阿拉伯人的原始地缘位置相关。

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河下游与波斯湾地区的海上贸易就已经成为了常态。

最迟在罗马时期,在阿拉伯半岛上借助驼队经商的阿拉伯人也看到了商机,成为了这条海上贸易线的参与者。

控制印度河下游,有助于阿拉伯帝国在波斯湾——阿拉伯海的贸易扩张。

尤其在波斯湾另一端的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成为阿拉伯人核心之地的情况下。

尽管阿拉伯人在印度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在巴基斯坦南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总的来说,伊斯兰势力这一阶段并没有强势扩张。

帝国内乱后,留在巴基斯坦南部阿拉伯政权,亦如北部那些外来者建立的小国一样,没能对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深远影响。

不过透过阿拉伯商人活跃的贸易渗透,阿拉伯人的影响还是在印度河平原有所遗留。

比如今天巴基斯坦南部民族“信德人”不仅身体里杂有部分阿拉伯血统、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在信仰上也可以说是巴基斯坦最虔诚的穆斯林。

有一种说法是,在当地你甚至不能送给小朋友一个娃娃(因为这也是“偶像”)。

真正拉开南亚次大陆伊斯兰时代序幕的,是一支来西北方向的力量——。

在之前的蒙古征服部分,曾经对这个突厥王朝有所介绍。

9世纪后期,之前受阿拉伯人统治波斯人,开始在伊朗高原重新建立政权。

其中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呼罗珊”地区,建立的波斯政权的为“萨曼王朝”(874~999)。

在向北击败突厥属性的喀喇汗王朝,夺取河中地区(后者依靠在中亚中率先引入伊斯兰教,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同时向南战胜高原东南部以锡斯坦为中心的“萨法尔王朝”(同样波斯属性)后,萨曼王朝也准备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向阿富汗南部及印度河流域扩张。

然而印度河平原并没有就此迎来一个新的“波斯时代”。

因为这一时期,阿拉伯及波斯的穆斯林君主们,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军制——古拉姆制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奴隶军人”制。

相比之前那种以部族为基础的军制,古拉姆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些自幼从游牧地区购买而来,接受军事及宗教学习的奴隶军人,会比那些部族出身的军人更容易忠于君主。

古拉姆制度初期,奴隶军人主要来源于中亚的突厥语游牧部落。

随之,阿拉伯人的宗教、波斯人式的政治架构,以及突厥属性的军队,开始成为后来许多政权的标配。

问题是人毕竟不是机器,切断军人与自己血亲集团的联系,只能说是降低了背叛的风险。

一旦时机成熟,拥有强大武力的古拉姆军事集团,同样会觊觎最高权力。

当向阿富汗南部开疆扩土的(公元962年)的突厥古拉姆军队,发现兴都库什山脉的阻隔能够帮助自己摆脱萨曼王朝的控制后,刚才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突厥奴隶军人出身的将领,随即以阿富汗南部城市“伽色尼”(伽兹尼)为首都,建立了名义上仍奉萨曼为宗主的“伽色尼王朝”。

公元999年,羽翼渐丰伽色尼王朝联合中亚的喀喇汗王朝一起,攻灭了原来的宗主——波斯人的萨曼王朝(阿姆河成为了两个突厥政权分割线)。

基于自己的原始属性,伽色尼王朝非常倚重来自突厥地区的军事力量。

这些支撑王朝的突厥军事力量,不仅包括奴隶军人,也包括从中亚草原南下,依附王朝的突厥部落。

比如在11世纪初,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的塞尔柱人,在这一时期被允许定居阿姆河之南(成为今土库曼斯坦的源头),帮助伽色尼王朝镇守北部边境。

在此之前,从阿姆河到伊朗高原的呼罗珊地区,主要为操伊朗语的民族所覆盖。

从地缘角度看,这意味着随着伽色尼王朝在兴都库什山脉南北建立统治,一条从河中地区,通往印度河平原的“突厥/伊斯兰走廊”,在新的千年到来之即被正式打通。

攻灭萨曼王朝之后,富庶的旁庶普地区成为了萨曼王朝的下一个目标(公元1001年)。

随后的20多年间,伽色尼王朝完成了这一目标,并一度攻入恒河平原。

从伊斯兰世界扩张的角度看,伽色尼王朝的这次征服最起码有两个贡献:一是第一次采用了“苏丹”君主头衔(名义由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授予)。

此后,这个原义为“总督”,名义上维护哈里发政教领袖地位的称号,为突厥/伊斯兰系君主国所普遍采用;二是在印度河上游地区推进伊斯兰化。

在突厥人入侵之前,这个民族混杂的地区,曾经是各种宗教交融之地。

、信仰非常普遍。

加上之前阿拉伯人在信德、南旁遮普地区打下的基础,穆斯林终于成为了印度河流域的统治者。

对于印度人来说,印度河平原被外来民族征服已经成为了常态,恒河平原的湿热气候,似乎成了一切强势入侵者不可逾越的障碍。

迦色尼王朝统治旁遮普地区后,与恒河印度教世界之间所维持的平衡状态,亦容易让人感觉,一旦分裂的北印度重获统一,很有可能如孔雀、笈多两大帝国一样,收复印度河平原的。

至于有没有可能让那些已经归信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回归印度教,就很难预料了。

然而印度人所期待的新本土帝国并没有出现。

他们与西北入侵者之间的平衡,在另一个来自阿富汗的新突厥政权——崛起后宣告结束。

古尔王朝是由一支显然受益于突厥通道(及迦色尼王朝军事上倚重突厥人的政策),定居兴都库什山脉西部“古尔地区”的突厥部落所创建的。

12世纪中叶,在伽色尼王朝陷入衰弱之后,古尔王朝成为了前宗主的掘墓人。

被迫退往旁遮普地区的后者,并没有稳住阵脚,很快便为古尔王朝彻底取代(公元1182年)。

接下来的古尔王朝并没有止步,而是试图一鼓作气拿下的恒河平原。

伽色尼王朝在印度河上游一个多世纪的伊斯兰化进程,是突厥-伊斯兰势力继续向东挑战印度教世界的底气所在。

那么,古尔王朝的这次东征会遇到巨大挑战吗?抵御穆斯林入侵的印度教政治势力,又是什么地缘属性呢? 随机文章天王星为什么躺着转,与大质量天体发生碰撞导致倾斜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威力有多大,轻则毁灭一个城市/重则全球性灾难上坟烧纸的十大禁忌,女人来大姨妈和孕妇禁止上坟/纸烧完再走盗墓的四大祖师爷是谁,楚霸王项羽手下盗墓部队盗掘军资血腥红色高棉大屠杀,残忍杀害300万人/20世纪最大人为灾难

晚清时的中国骑兵为什么会被印度骑兵虐杀? 真相是什么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很多网友都有一个固定的印象,似乎中国只是在热兵器上输给了欧洲人;如果用冷兵器较量,中国不会输给西方。

但事实上,广大网友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不仅热兵器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其实冷兵器领域的差距更大。

在起义时,当时满人将军乌兰泰在挑选驻防加强到广西剿灭太平军前线时,就曾经奏称:“驻防八旗已多不习刀矛,弓箭十无五中…………唯今所恃,唯以鸟铳…………” 驻防八旗如此,京师八旗也不过如此。

当乌兰泰以原秦定三的黔兵2000别领一部后,所带驻防八旗兵也“唯以奴才所带鸟枪发给教习…………黔兵杂以刀矛。

”才教习完毕之后,攻打永安一役,八旗兵杂以威宁兵数百守炮位,被7名太平军士兵持长矛短刀就追得丢弃大小炮位十余,投身激流,宁愿淹死也不肉搏。

八旗马队,八旗马队以吉林、黑龙江马队和蒙古马队为主。

吉林黑龙江马队6000,曾经是江北大营主力,可偏偏就是这支主力,在和太平军肉搏当中,望风溃散,甚至有“不及逃跑,下马跪受贼刃者”蒙古马队素称劲悍,但是在和胜保麾下的时候,于部队民马杂凑成的马队对战的时候,也是撒丫子时候居多。

天津知县谢子澄一次亲自率队攻扑独流木城,蒙古马队以为后殿,结果谢子澄被太平军士兵以长矛刺死的时候,蒙古马队数百在后观望不前,当太平军挺矛上前的时候。

“…………轰然溃散,有遁至静海,无鞋无钱,向民间丐食者…”怯懦如此,真是丢光了老祖宗的脸。

而鸦片战争的时候,只要英国人列队整齐的前进到100米处,齐射,然后刺刀冲锋(标准的时代步兵战术),的军队就已经基本上溃退干净了。

另外,定海那么多八旗绿营将士殉城,也是洋鬼子白刃突击拿下来的,洋鬼子死2个,伤15个。

三元里抗英斗争中,英军马德拉斯步兵团一个连迷路被乡勇包围,几乎一万多人对英军不到二百人,天降大雨火枪失灵,英军完全凭借白刃战突围而出和大部队会合,总共死了六个人。

鸦片战争后十四年的中,曾有英军一个排四十人以白刃战击退俄军两千人的记录。

不仅满人如此,就连湘军也不是以肉搏见长。

湘军的特点,叫作“结硬寨,打呆仗”。

所谓“结硬寨”,湘军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马上要扎营,他这一点是学太平军。

制定了扎营之规,按照曾国藩的规定,湘军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选择扎营地点,最好是背山靠水,然后要修墙挖壕,墙高八尺厚一尺,用草坯土块组成。

壕沟深一尺,壕沟挖出来的土必须要搬到两丈以外,以防敌人用挖出来的土很容易地把壕沟填掉。

壕沟外是花篱,花篱要五尺,埋入土中两尺,花篱有两层或者三层。

搭篱笆是防敌军的马队。

根据曾国藩的规定,湘军开到新地,无论寒雨,立即挖壕沟,限一个时辰完成,对湘军来讲这种土木作业本来是他们的本行,这些士兵本来是农民,在家也是挖土的。

营垒的防御墙靠近内侧叫子墙,士兵站这里,墙外面一层是篱笆,防马队,再外边是壕沟,防步兵。

当时的火炮很少,火炮的控制力很小,防守是更有利的一方。

曾国藩的“结硬寨”能够达到“制人而不制于人”的目的。

因为太平天国占了很大地方,湘军本来执行的是进攻的任务,但是他通过“结硬寨”的方法把进攻任务转变成了防守任务。

我们知道《兵法》中说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部队战败在于自己,能为不可胜,不使人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

军队数量不够的时候就守,军队数量非常大的时候才开始进攻,“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湘军的这种方法,使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不是进攻,而是等着别人进攻。

他们的任务是进攻城市,清朝指定的目标是攻打天京等等城市,怎么进攻呢?很简单,到一个城市边上以后开始挖壕,并不跟太平军打,而且每驻扎一天就挖一天壕沟。

被湘军攻打的城市,如安庆、九江等,城市城墙外围的地貌全都被当年所挖的壕沟改变了,湘军打一个城市用的不是一天两天,他们用的是一年两年,不停地挖壕沟,我一直开玩笑说他们在家乡和他们到湘军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都是土木作业,他们干的就是本行。

但是这个办法很有效,一道加上一道,无数道无数道地围,无数道无数道地挖,一直让这个城市水泄不通,就看城里的粮食能坚持多久。

断敌粮道、断敌补给,方法很笨,但是很有效,这就是“打呆仗”。

在训练当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守营,在军营里每天要做七件事情,七件事当中有三件事都是指派士兵按规定时间站到子墙上。

比如第一条规定,五更(三点钟)即起派三成部队站墙一次,即30%的部队要站到墙上去,等到放醒炮,大家全起来了,部队全整理完了,墙上的部队才可以下来,这是防止对方偷袭。

第五条规定,灯时(晚上)派三成部队站墙上,一直到部队全部作业完毕了,还要换10%的部队站在墙上防止夜袭。

如果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曾国藩打仗有什么奥秘,那就是他用世界上最笨的方法打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仗。

湘军的这种“结硬寨”的办法使得太平军对他一点没有办法。

太平军是比较骁勇能战的,但是跟湘军打,只要碰到这种路数的部队,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太平军希望跟湘军进行野战,而湘军很少使用野战,他们就守着最要紧的地方不动,看你怎么办。

湘军的办法,大战术就是围敌打援,不停地包围城市。

而湘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鲍超部,战斗力强大的秘诀也并非肉搏,而是使用火器相比湘军其他部队略专业:鲍超规定,抬枪手在放枪时不准回头,必须直视前方。

就这么简单一招,就足以让鲍超部战斗力冠绝湘军了。

说完绿营,湘军,我们再来看看晚清时的蒙古。

1860年9月18日中午,4000名法军和4000名英军行进到通州张家湾,在行军中遭到隐蔽在树林中的清军炮火伏击,随后,3000名蒙古骑兵对行进中的联军发起突击。

咱们在抗战剧里没少见过类似的桥段,行军中的鬼子被突然冲出肉搏的八路“包饺子”。

骑兵的速度可比步兵快多了,蒙古马短距离骑乘速度记录1600米为2分0.8秒,英法两军步兵已装备发射米涅弹的前装线膛步枪(英国恩菲尔德1853式、法国米涅式步枪),极限杀伤距离800米,400米内射中人型靶的命中率不到50%,所以,一般在200米内可精准射击。

当然,根据后人的统计,射击一般发生在150米范围内。

按照这个距离计算下最短冲锋时间,蒙古骑兵15秒左右可以到达白刃战距离。

结果呢,在几百支格里芬火箭的轰击下,蒙古马被巨大的爆炸声吓坏了,乱作一团,根本没摸到敌人的边。

这时,英军所属的费恩锡克骑兵团和第一龙骑兵团的432名骑兵发起反冲锋,很快逐退了蒙古铁骑。

锡克骑兵团里的印度人高兴的大喊: “中国骑兵就是一群家禽,很难抓到,但是一旦抓到却是完全无害的。

” 此战,英军死1人,伤17人,法军只有17人受伤,清军伤亡1000余人。

祖宗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为什么沦落到“家禽”的地步? 数据可以说明一切。

在的时代,蒙古骑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强弓,到了时代,满蒙骑兵可以使用120斤强弓,就是到了、时代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

而1860年清朝从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察哈尔,抽掉的9000名“骑兵”,骑射本领已经下降到了惊人的程度,只能使用拉力为20-30斤的弱弓,既没有射程,也没有穿透力,连马都没有经过训练,更不用说马上白刃战的训练了。

因此,1840年以来,中国对西方战争的失败,是全方位的失败,绝不仅仅只是科技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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