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莉娅娜·法拉奇的评价？她有着怎么样的思想

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

显而易见，司马光是站在大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汉的和亲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他说：“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

解放以来，不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讨西汉的和亲问题。

在六十年代，内蒙古地区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科学的态度是要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分析。

正如列所讲，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

我国历史上的和亲事件很多，从汉至清，，每次和亲的历史条件不完全一样。

和亲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

因此，简单地、笼统地对和亲政策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无助于解释和亲这一历史现象的。

本文就西汉和亲政策的性质和作用，谈些粗浅的认识。

以前为第一时期。

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

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

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

“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因此，他们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

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

但是，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阏氏才得以解围。

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

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

”他主张与匈奴和亲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况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

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

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

当刘邦和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

冒顿单于之所以同意和亲，是因为和亲给匈奴带来了许多好处。

第一，通过和亲，匈奴可以得到大财物。

每年西汉都得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食物等;第二，匈奴可以达到通关市的目的，以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说过：“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第三，和亲并不能限制匈奴的抢掠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匈奴十分骄横。

冒顿单于在给高后的信中语言粗鲁，对西汉十分不敬。

高后大怒，要率兵十万攻打匈奴，却吓坏了群臣。

季布说：“哙可斩也!”并说樊哙是“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

一提到高祖在白登被围之事，高后只好忍气吞声，让张释回信。

在信中用“弊邑恐惧”、“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等卑恭语言求饶，送去车二乘，马二驷，“因献马，遂和亲”。

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

每当匈奴掠夺过后，文帝也只能在给匈奴单于的信中写上几句：“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

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

随信再送去一批财物了事。

自刘敬提出和亲以来，和亲与赂遗成为西汉对付匈奴政策的主要手段。

自高祖六年(公元前二0一年)至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0年)，《汉书》记载和亲事有九处之多。

从这一时期来看，由于力量对比所致，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态度是好言相敬，财物笼络，乞取和平。

因此，和亲只不过是给民族关系上披上了一层和平友好的外衣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和睦亲善。

匈奴带来的边患还是不时出现的，从高祖执行和亲政策以来，见于记载的就有二十来处，正如史书所讲：“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背约”。

当然，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作用，毕竟带来了几年边境上的比较安宁的时期。

如景帝时，匈奴“时时小入盗也，无大寇”。

但是，从刘敬首倡和亲的目的来说是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

汉武帝当政为第二时期。

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

同时，汉武帝又在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

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

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

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军事力量大振。

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

“自是后，匈奴绝和亲”。

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

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

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

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

”匈奴单于却重弹老调：“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

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

双方关系并未缓和。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彻底打败匈奴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

西汉大外交家分析形势，向武帝出谋划策，他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张骞对形势的分析是很有见地。

当时，乌孙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域强国，也极力想摆脱匈奴的控制。

所以，当汉武帝派人结为联姻时，乌孙王同意了。

随后，武帝先后将、嫁给乌孙王。

这次和亲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预期目的。

在西汉与乌孙联合进击下，匈奴军屡屡战败，每况愈下。

汉武帝与匈奴断绝和亲，却同乌孙采取和亲，说明了西汉时期已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根据形势的不同而运用。

这个时期的和亲政策，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的。

张骞通使西域时，乌孙王在匈奴和西汉中间到底依靠谁，一直犹豫不决。

乌孙王为此派人到西汉进行实际了解，看到西汉的实力强大，才决定与西汉和亲。

如果不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汉武帝的和亲政策，也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只能重蹈汉初和亲政策的复辙。

从开始是第三时期。

在这个时期，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战争政策又回到和亲政策，但与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不同的。

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也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匈奴被西汉连连打败，长期战争的动乱，也使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国力大减。

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单于争主，后来又分裂为南、北匈奴，互相对峙。

在南、北匈奴的战争中，以单于为首的南匈奴为了击败匈奴，同时也为了得到西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议，“入朝事汉，从汉求助”。

亲自入汉，表示臣服，使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西汉这时同意与匈奴和亲，也是有其原因的。

尽管汉武帝在对匈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夏侯胜对此曾做过分析，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

可见，国力损耗也是很大的。

经过“”，国力才有所恢复。

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以蕃属相称，极力表示友好。

因此，宣帝派兵击溃了北匈奴，使西汉的疆域伸展到了长城以外。

呼韩邪单于借助于西汉的力量统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王嫱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重叙和亲友好，直到当政时期。

这个时期的和亲，同样也是以国力为基础的。

当时，国势强大，“万夷慑服，莫不惧震”。

汉元帝之所以同意和亲，是以呼韩邪单于“愿守北蕃，累世称臣”为条件的。

同时，元帝也是贯彻“服则怀之以德”的大汉族主义的外效政策，以宣扬大汉之盛德。

这次和亲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使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有的人认为，是“西汉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民族友措施”。

事实并非如此。

如上所述，西汉首先提出和亲，并不等于主动，而是出于被迫，这是其一。

其二，应该划清“和亲”与“民族友好”的界限。

和亲是统治阶级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民族友好。

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和亲在客观上有时也会产生有利于民族友好的效果。

但是，我们却不可将某些客观效果视为主观动机。

也有人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

我认为，对于一种社会现象做出概括性的结论，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

否则，得出来的结论也就难免失当。

西汉后期，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呼韩邪单于多次主动要求和亲，元帝为了宣扬大汉的威德才应允。

这时的和亲已经不是“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也不是“变相的纳贡”。

因此，把西汉和亲政策笼统地做出“屈辱妥协”的论断，是以偏概全，是不正确的。

还有人认为，把西汉的和亲政策说成是“打入单于庭，随时侦伺或破坏西汉统治集团中‘联胡或依胡’的反动势力”，“同时也为了在政治上加强对单于的影响，进而左右其决策，而且也不妨伺机进行瓦解匈奴的阴谋活动”。

不知此论是否有确凿的材料为依据，否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几个时期和亲的具体目的并不完全一样。

而和亲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西汉国力的强弱。

因此，对西汉乃至历代的和亲政策都要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要一味美化的拔高。

总之，我国古代民族间的关系，决不象某些论者讲的那么甜美和谐。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平等联合”。

恰恰相反，更多的却是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不容粉饰的历史事实。

如果古代民族关系是那么美好，那么，各族人民的斗争不就了吗?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历史实际，决不能把历史事实削足适履地服从于现成的结论，也不能用现成的公式任意剪裁历史事实，更不能虚构。

历史作用 汉宣帝即位不久，曾发兵二十余万并联合乌孙的兵力大举进攻匈奴，匈奴遭受重创，“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派专使入汉“请和亲”。

宣帝继续奉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政策，正欲结束与匈奴的战争，消弭边患，以“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遂同意其请，于是与匈奴“复修和亲”。

双方遂弭兵敦好，断绝了73年之久的和亲关系此时又恢复了。

此后不久，匈奴内部发生大乱，五单于争立，互相杀戮，连年战乱，后来只剩下郅支和呼韩邪两单于对立，形成了匈奴的第一次分裂：郅支占据单于王庭，是为北匈奴;呼韩邪迁于漠南，是为南匈奴。

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朝。

南匈奴附汉，标志着在汉匈关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

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后，于公元前36年在汉朝协助下，战胜郅支单于，郅支败亡，北匈奴瓦解。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驩(欢)喜”，遂号昭君为“宁胡阏氏”。

此后，汉匈之间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代，一直保持了和好关系。

“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南北呈现出一派安宁景象。

为了纪念这次和亲，汉元帝改元“竟宁”，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我国工作者曾在包头附近汉墓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字样的瓦当残片，据考证乃是西汉末年之物。

还有传世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字样，完全同于瓦当残片的文字，很可能是属于同一年代的。

西汉末期同匈奴只有“昭君出塞”这一次和亲，所以极有可能这些砖与瓦当是为纪念和亲而专门制作的。

可见汉朝、匈奴两方面对这次和亲均予以相当的重视。

和亲是政治活动，它的规格是由双方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南匈奴归顺于汉时，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已然易位，汉朝尽管应允了呼韩邪的和亲之请，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进一步使匈奴臣服。

正因为双方强弱异势，同以往的和亲者相比，这次同匈奴之间的联姻活动，和亲女子的身份最低，仅仅是是“待诏掖庭”的宫女。

正因如此，《汉书》记王昭君事，文字甚为疏略，反映了其作者对王昭君的轻视。

对于呼韩邪单于的请婚，汉元帝的反映并不积极。

既舍不得也认为没有必要再将宗室女嫁出塞外，只肯“赐予”宫女。

这种规格是低得无可再低了。

近代学者王桐龄将和亲女子分为四等七级，王昭君被划入“不列等”的第七级。

他说：“不列等之王昭君，乃下赐称臣、纳贡、入朝之呼韩邪单于者，乃完全为赠品也”。

“赐”宫女当然比“降”公主差得远，所以严格说来，“昭君和蕃”算不得汉家皇室与匈奴单于之间的和亲或联姻。

汉高祖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失败和匈奴的胜利;汉元帝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胜利和匈奴的失败。

虽然都名为“和亲”，但前者是汉“奉”匈奴，而后者是汉“赐”匈奴——性质迥然有异。

翦伯赞先生指出：“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

所以如此，完全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对比有关。

西汉末期时的情况与汉初时已大不相同。

从汉武帝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经济和外交措施，改变了汉朝周围的政治地图，形势对汉朝空前地有利。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建立以后，西域三正式内属汉朝，成为西汉政权所管辖的地区。

一度是“百蛮大国”的匈奴，经过汉朝军队犁庭扫穴式的军事打击后，势力一蹶不振，再加上天灾频仍，大批人畜死亡，社会经济面临崩溃，遂“大虚弱，诸国羁縻者皆瓦解”;“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左地西嗕部落数千人驱畜南下降汉;而且“西域城郭共击匈奴”。

匈奴遂陷入的境地。

与此同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化，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

呼韩邪单于为郅支单于所败，被迫退出漠北王庭，他在形势窘迫的情况下认清“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大势，于是决定归附汉朝，稽首称臣。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首次入汉，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

宣帝对呼韩邪宠以殊礼，使其位居诸侯王之上，颁赐给他“匈奴单于玉玺”。

在单于之下，二十四长及千户、百户、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皆有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章，印章皆冠以“汉”字。

从此时起，匈奴和汉朝的关系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汉王朝成为凌驾于匈奴君臣之上的中央政权。

从呼韩邪开始，匈奴“三世称藩，宾于汉廷”，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匈奴对汉朝的臣属关系。

“昭君出塞”既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显然与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及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性质大不相同。

此时汉朝对匈奴的联姻带有强烈的“权纳怀柔”性质，体现的已不再是政权与政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出嫁汉女的身份不再是“公主”而是“宫女”。

严格说来，这不是“和亲”而是“赐婚”。

然而如前文所述，尽管昭君等和亲女子身份低微，但这次和亲规格却相当高，甚至以盛大、隆重形容之也不为过。

究其原因，实与昭君的个人魅力与呼韩邪单于机智、权变有关。

昭君的个人魅力不仅在于她的天生丽质，更在于她罕见的勇气。

有学者赞扬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应召……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

尽管话中有些，但在汉元帝应允呼韩邪请婚之际，昭君“请掖庭令求行”不能说不是惊世骇俗之举。

呼韩邪以昭君为阏氏，而且号为“宁胡阏氏”，也充分体现了他灵活的政治头脑和因时乘势的才能。

呼韩邪将一个普通宫女抬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不能排除他为昭君绝色而倾倒的因素，但更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朝的尊崇与感激，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在名义上将“赐婚”改为“和亲”，得体地维持了本民族的自尊。

这样一来，汉朝也不好过分怠慢了。

于是，地升高了和亲的规格，昭君之兄子王歙也被封为和亲侯，护送昭君出塞。

没有这个规格的变化，这次和亲活动势必减色，也就不会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了。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王昭君对于民族和好固然有所贡献，但就其个人遭遇来说，终归是个悲剧。

昭君虽然是自愿请行，但那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而抗争的一种方式，决不为了寻求爱情。

呼韩邪单于姬妾众多，而且年岁等于昭君三倍左右，已是之人，不可能是昭君所钟情的对象。

其实事实未必如此，关键是看问题的角度。

倘若王昭君不是自愿请行，就只能作为汉朝君主一个备用而未用的玩物，困守在汉宫小小的天地里，青锁红墙，埋没一生。

即使有朝一日为所“幸”，在佳丽数万的汉宫中，昭君也恐怕难免如、那样“色衰爱弛”的结果。

何况在她辞行之后不久，元帝即一病而亡，按照汉制，昭君作为“待诏掖庭”的宫女，将守着灵柩，老死墓园。

与此相反，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远赴塞外绝域，其命运可说是发生重大的转折。

因她的美貌才情和其来自汉朝的强大背景，在匈奴王庭中享有“母仪行国”的崇高地位——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即是明证。

从史书的零星记载来看，昭君在匈奴的家庭婚姻很是圆满。

她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

呼韩邪单于死后，其嫡子雕陶莫皋即单于位。

按照匈奴“父死妻其母”的风俗与法律，作为“庶母”的昭君遂与新单于成婚，又生下两个女儿。

相形之下，她倘若留在长安，便只能囚守墓园，郁郁而终;塞外却有着浩淼的苍穹和广阔的草原，展现出一片崭新的自由天地，使她拥有了丰富、充实的生活内容。

所以说，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在主观上，她是为了挣脱樊笼，寻求自己新的生活;在客观上，则进一步地密切了双方关系，开了胡汉和好的新篇章。

昭君出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播下了汉匈和平友好的种子。

他的两个女儿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都为维护汉匈友好发挥很大作用。

汉匈双方都曾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间的矛盾。

王莽曾邀请昭君长女须卜居次访问长安，“入侍”;汉朝廷封王昭君之侄王歙为和亲侯、王飒为骑都尉展德侯，常派他们出使匈奴，同单于进行联系，斡旋双方关系。

昭君的大女婿须卜当是在匈奴中掌实权的大臣，他们夫妇二人极力促使汉匈和好，因此在建国五年(公元13年)拥立同他们关系亲密的原右犁污王咸为单于，劝导他与汉和亲，进一步密切汉匈关系。

总之，“昭君出塞”无疑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更密切了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

作家王族说：“王昭君嫁给呼韩邪，让匈奴和中原像握紧了的两只手，从此再未分开，被排挤出局的郅支像另一只孤独的手，再也抓不住命运的稻草，在岁月的长河中几经沉浮，便没有了踪迹”。

他是用文学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千百年来的中原骚人墨客，几乎都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是受苦受难，所以为之伤感、同情，发而为诗，大多名为“昭君怨”。

但正如董老诗中所讽：“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些人宣泄的是一种大思想感情，与历史事实却不相符。

独有诗人彦德以下这首咏昭君诗，不同凡响：“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

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若以功名论，几于卫霍同。

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

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

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

这可说是眼光公允、切中肯綮的评价。

历史为王昭君这位献身民族友好的“远嫁的姑娘”(翦伯赞语)做了最好的鉴定，大青山下、大黑河畔的千年古迹昭君墓就是永恒的物证。

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体现了人们对王昭君的钦仰和怀念，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 《汉书》作者班固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

班固这番议论，概括道出西汉前、中、后三个历史时期对匈奴的三种政策，都是“权时施宜”的有效措施，通过对匈奴采取灵活权变、审时度势的对策，经过长期的搏弈对局，终于出现了西汉末年的景况：“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

是时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西汉和亲之策的性质，也具有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变化。

总的来说，前期对匈奴的和亲是消极、无奈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妥协。

中期对匈奴以战争代替和亲，是在优势下用军事打击为以后有效的羁縻创造条件;同时对乌孙的和亲则是结好与国，组成对付匈奴的政治、军事同盟。

后期对匈奴的和亲是其的组成部分，为的是进一步笼络奉藩称臣的匈奴单于，达到巩固边圉的目的。

作为和亲使者的汉女，只能因时乘势，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挥出不同的作用。

一般来说，和亲女子只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就可以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

她们，似乎很难在历程中发挥主动的作用。

和亲乌孙的与和亲匈奴的王昭君却，她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在被动的境遇中起到某种主动的作用，尽力为民族和好作出自己的贡献，体现的是牺牲自我、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

在西汉时期和亲少数民族的汉女当中，人们尤其钦仰和怀念解忧与昭君，概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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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采集了大量各门类化石，收集了很多各时代地层资料。

德国古生物学家弗莱希、施瓦格、凯塞尔等对所采化石的研究论文也发表在《中国》各卷中。

李希霍芬在辽宁、山东、山西和河北北部建立了3条系统剖面。

他首先提出了“五台系”和“震旦系”等地层术语。

他对中国造山运动所引起的构造变形有开创性的研究。

他在山东、北京西山、大青山、五台山等地发现了许多褶曲和正断层，在泰岭发现了逆掩构造，在《中国》第2卷中的“中国北方构造图”上，他画了一条被称为“兴安线”的推断构造线，从兴安岭经太行山，一直达到宜昌附近。

他还提出了中国北方有一个古老的“震旦块”，是一个具时间关系的地质构造单元。

他在《中国》第2、3卷中，将中国各地火成岩作为地层剖面中的一部分加以描述，如辽东古老的高丽花岗岩，秦岭天台山志留纪花岗岩，南京山地花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

李希霍芬在江西景德镇东北部的高岭山一带探勘陶瓷原料，并以“高岭”的拉丁文译名Kaolin命名高岭土，从此高岭之名传播国外，高岭土是世界第一种以中国原产地为通用名称的矿物。

近代早期来华考察的地学家中，经历时间之长、搜集资料之丰富、发表著作分量之大，李希霍芬是极为突出的。

他为中国地质、地理之研究，作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尤其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地学、甚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他是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科学交流的重要先驱，对近代中国地质学、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广东、江西、湖南、浙江、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南部、四川、内蒙诸省区，“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远非清人所及。

他将所见所闻以信件形式寄给上海欧美商会，后来汇集成册，名为《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

其中多为中国的煤矿分布和各地的物产、商业情况，也包括该地区交通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镇和商业路线。

李希霍芬并非泛泛而记，而是对煤矿地质、分布、煤层厚度变化、出煤质量(烟煤与无烟煤)、矿区产量、煤炭价格、运输路线以及当地官府对煤矿的不当管理都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依此对煤矿的开发价值进行评价，作为欧美商会的决策参考。

对于有可能改变世界能源构成的矿区，李希霍芬的调查更为详尽。

按照鲁迅《中国地质略论》的说法，他“三涉山西(太原，大同)，再至直隶(宣化，北京，三河，丰润)，徘徊于开平炭山，入盛京(奉天，锦州)，始由凤皇城而出营口。

”李希霍芬这样热衷于这块表里河山，是因为“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 尽管李希霍芬的“游历”是合法的，但他进行的国土调查从未依法向中国官方报备，其调查结论也没有完全呈交上海的欧美商会。

相反，作为普鲁士人，李希霍芬把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强大视为最高理想。

即便在最艰苦的中国乡村，即便必须将行装节减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坚持着“如果还有一张桌子的话，就铺一面德意志国旗在上面”的做法。

为此，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提出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

” 尽管他选择的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山东胶州湾，但在1871年给欧美商会的报告中，却反复强调宁波和杭州作为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对舟山群岛和胶州湾只字不提。

事实上，早在1869年，李希霍芬就向德国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

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

为了利用山东控制内地煤矿，他向欧美商会鼓吹修建连接内地与海港的铁路，“如果连接河南、山西和港口的铁路建起的话，它们的大多数珍贵物产——主要是矿产——将得以出口”。

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李希霍芬的评价甚高。

德国学者施丢科尔称，“李希霍芬——他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绝对无可争论的——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并且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他将他的调查按照这个明确的目的去进行，使得外国资本容易侵入中国”。

1897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

在报请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军事计划中，德国海军司令梯尔皮茨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

关于李希霍芬调查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鲁迅曾撰文概述说，“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

他认为，李希霍芬的国土资源调查“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因此“自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

此后，外国人纷纷打着“游历”和“科研”旗号来华勘测，实际上就是“利忒何芬之化身”。

清廷在此问题上的管控失序，最终造成了“大陆沦陷”于外人，“吾同胞其奈何?” 鲁迅的感叹，在很大程度上惊醒了以降的中国人。

尽管把李希霍芬称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令人难堪，但地理学和地质学确实是在他的调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民国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肯定李希霍芬“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的同时，敦促民国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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