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斯塔夫·马勒的轶事典故有哪些？他的音乐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这是因为，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主张将个体的人生价值和生命超越落实在对群体理想的追求和奉献之中，形成一种积极有为、奋斗不息的生命旨趣。

就是提倡文人积极入仕的，所以，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价值观，决定了世人把做官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内容，甚至，成为了一个民族心理。

然而，虽然做官好，但是，历朝历代对于官员的限制却非常多，就比如:在明洪武朝，地方官员禁止在任职地迎娶当地的女人为妻。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农民出身的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疾，所以，在朱元璋登基后，加大了对贪官的整治力度，禁止地方官在任职地娶妻就是朱元璋的手段之一。

朱元璋觉得，若是地方官娶了当地的女人为妻，难免会使女方的家族受益，如此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家族贪污。

所以，与其放任这种现象的发生，倒不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禁止官员在任职地成亲。

朱元璋的这项制度一直延续至满清，地方官若娶了当地民女当老婆，按照例律要挨八十大板，女方家长与主婚人一并获罪，彩礼全部充公。

其实，在《红楼梦》中有这么一折，贾雨村榜上有名，被任命为苏州知府。

贾雨村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娶了好朋友家的丫鬟当了侧室。

虽说，这是名著中的选段，但是，明显不符合清朝时期的例律。

按照清朝法律，贾雨村得挨上一顿大板，然后，被贬为平民。

一届文豪，自然不会不懂其中的道理，为什么作品中会出现这样的“漏洞”呢?笔者不妨卖个关子，结尾再为大家揭露原因。

可以说，朱元璋整治贪官的手段称得上“”，他最喜欢做的就是把贪官污吏剥皮游街，然后，将人皮用硝处理后塞入草料做成草人，摆在各地府衙旁边警示官员。

与“剥皮实草”相比，禁止地方官迎娶地方妻的举措实在算不上什么。

为了让每个地方官都清正廉洁，明朝的地方官甚至禁止在任职地买房。

但凡在自己治下购置房产的地方官，要挨五十鞭子，罢免官职，购买的房产全部充公。

“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

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 官员们私下都觉得，这些政策不可理喻，然而，后世统治者却觉得此举非常巧妙。

并且，在清朝不光限制官员购房，还限制旗人购房，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

清朝统治者便如数照搬了朱元璋的反贪政策，就前文我们说到禁止官员在任职地买房子这件事，到了清朝不但行政官员要受到这种约束，就连军官都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朱元璋会和满清统治者达成共识呢?估计他们都想到了一点，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就算是再严格的反贪政策，也难免会被钻空子。

在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反贪斗争中，白花花的银两能作为直接证据，而最难查清的正是官员们的不动产。

时常有不法分子送官员房屋，或是在官员买房时给予折扣，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贿赂。

朝廷在查处赃款时，这些不动产往往很难判定，若说这是贿款，官员却有房契在手，过户手续一应俱全。

既然不动产说不清道不明，那么，干脆就禁止地方官在地方拥有不动产。

谁敢在任职地拥有房产，那就摘掉你的官帽，用鞭子将你赶回老家。

然而，即便是明清两朝，贪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仍断绝不了收受贿赂的行为。

毕竟“一刀切”只解决了一部分表面问题，其原因有三: 一是、朝廷禁止官员在任职地拥有房产，但是，朝廷阻止不了官员在其他地区拥有房产。

由此，经常会有不法之徒钻空子，行贿的人想买通燕京的官员，则送他一套开封老家的房产，只要价格到位，领导自然会笑纳。

二是、就算是官员在任职地拥有房产，朝廷也很难查出。

毕竟，掌握了地方实权的地方官无疑是地方的“土皇帝”，他的房产放在其他人名下是轻而易举的。

行贿的自然不会傻到主动检举揭发，受贿官员更不会，当手下的小官不敢吭声，老百姓们就算知道了也没确凿证据。

最终，当地人都知道某官在任职地有套豪宅，只有朝廷不知道。

三是、就算是收了人家房子被上级知道了，地方官也不一定受到惩处。

只要将上级安排妥当，送上金银若干，大家都有利润，自然相安无事。

由此可见，明清两朝虽然对地方官有严格约束，但是，肯定也有许多地方官不但在任职地买了多处豪宅，更是娶了多房娇妻，最终，朝廷禁止地方官在地方买房娶妻，形同虚设。

如此，前文中我们留下的悬念至此已有了答案，曹雪芹的作品自然不会出现这种显而易见的纰漏，贾雨村在娶了当地娇妻后自然会上下打点，上级在收到一笔银两后会心一笑，下属则为了仕途不敢得罪贾雨村。

至于老百姓嘛，对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参考资料: 【《二年律令·户律》、《律例汇编·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 随机文章尧舜禹汤的关系和其功绩东北虎吃掉十米巨蟒，巨蟒被老虎戏弄后杀掉（巨蟒吞噬老虎纯属谣言）飞机迫降为什么要放油，为减轻飞机重量放掉40万的燃油（安全第一）世界上重要的十大海峡，土耳其海峡仅第八/具极高军事战略意义六耳猕猴的真实身份，背后靠山竟是如来/斗战胜佛真实身份是六耳猕猴

自以降，风气为之一变，血亲复仇开始向“刺死辱母父者”转变。

到了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轻侮法》炮制出台，根据此法，为遵从孝道而从事血亲复仇活动，触犯刑律者，降罪一等处理。

在法律的支持下，“刺死辱母者”阳球、董仲舒六世孙董黯，“刺死辱父者”魏汤，“为父复仇者”赵娥均得到了减刑乃至免罪，以及舆论的嘉奖。

不少学者均指出，身为布衣的推翻建立，除了以轻徭役、薄赋税收买人心外，还需要解释高祖得天下的合理性。

在制造政治神话的同时，两汉借助了。

认为：“事行孝故可移于君，是以忠臣必求于孝子之门。

”《变法与治吏：历史深处的风云人物》一书指出，两汉统治者正式看中了儒家所倡导的“孝”文化的这种特色——忠孝一体，移忠作孝，力主“以孝治天下”。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想借此建立一种任何社会成员内从父母外从君主——也是全国民众家长——的道德人伦关系，从而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进而确保刘族万世一系的天下。

为了维护“孝治天下”，统治者以身作则，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外，皇帝都以“孝”为。

统治者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对不孝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一方面提倡孝道，褒奖孝悌，甚至出现鼓励复仇的《轻侮法》。

名节之士的“轻生复仇”因与《春秋》“大复仇”的经义教条不想违背，又是对血伦常的壮烈捍卫和孝义品德的非常态演示，因此尽管它常常破坏国家的现行法律秩序，却得到统治者态度暧昧的宽假。

这部法律在章帝死后即遭到废除，执政时，尚书张敏先后两次上书批评这部法律，认为《轻侮法》的实施导致出现大量冤案，因为很多人从这部法律中钻空子为自己开脱。

不过汉朝统治着仍然为复仇留有余地，复仇也成为一种道德楷模而被效仿。

到了东汉末年，因时世艰难，统治者更加强调忠君，导致士人对名节的追求，时有血亲复仇之事发生。

及至，李世民的皇位经由得来，先是手足相残，继而逼父让位，“忠”“孝”都丧失了合法性。

于是他转而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无论是内政方面的，还是“”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强了李世民的“合法性”。

同样是为父亲报仇的徐元庆案，因想要网开一面引发朝臣抵制，最后由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认为，既然徐元庆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不如干脆“正其刑”，既维护了国家律法，又成全其“德义”，执行后再“旌闾墓”，以彰其德。

一百年后，李世民之事已被世人淡忘，此时唐朝出现的局面，在执政者的需要下，“忠”、“孝”思想再次成为主流。

名士穿越时空去反驳陈子昂，他在《驳复仇议》中认为，陈子昂的意见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

柳宗元还在这篇著名的奏议文中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

年间，梁悦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一案为情法之争划上句号。

韩愈在《复仇状》中指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或赦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经过辩论，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投狱请罪，特敕免死，决杖一百，发配循州。

从此形成案例，为父报仇可免一死，不免于流放之刑，成为通行的规则。

在长达两千年的孝治天下中，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为父复仇者”也得到了舆论的同情。

1935年末，因“五省联帅”孙传芳早年违背不杀俘、不戮降的通例，斩决施从滨。

施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自首。

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

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后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个月后又遇特赦。

可以说，中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破四旧等破除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但儒家所构筑的忠、孝思想一直深植于中国人的思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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