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走向衰落，全是南梁开凿浮山堰
北魏扬州刺史李崇指挥军队停在城墙上，水继续上涨，于是他们又乘船爬到城墙上的短墙上面，城墙只差两板宽没有被淹没。
【菜科解读】
北魏扬州刺史李崇指挥军队停在城墙上，水继续上涨，于是他们又乘船爬到城墙上的短墙上面，城墙只差两板宽没有被淹没。
将领们都劝李崇放弃寿阳而退保北山，李崇说：“我受朝廷之命镇守一方之地，由于仁德不足而致使天降大灾。
淮南万里之地，安危系于我一身，我若一旦离开，百姓就会瓦解奔散，扬州之地，恐怕就不属于我国所有了。
我岂能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有愧于当年在黄河泛滥时不顾一己之安危而宿于堤上的王尊呢!我只是怜悯这里的士人百姓要无辜而与我同死，所以可以让他们扎筏子乘坐其上，随水而高，各人去求一条生路吧。
我是一定要与这座城共存亡的，大家不要再说了!” 扬州治中裴绚带领城南数千家百姓划船向南逃走，到高地上避水。
他以为李崇一定已经逃回北方去了，因此就自称为豫州刺史，同郑祖起等人送人质到南梁请求投降，马仙琕派兵前去接应裴绚。
李崇听说裴绚叛变了，不知道是否属实，就派韩方兴乘着小船去召裴绚。
裴绚这才知道李崇还在此地，又惊又悔，但、无可挽回，只好回答说：“日前因为大水引起了颠沛流离，我受众人的推举，才有此举动。
现在事已至此，无可追回了，恐怕这里的百姓已经不是大人治下的百姓了，官吏也不是大人手下的官吏了。
希望大人早日动身回去，不要冒犯了将士们。
” 李崇派堂弟李神等人率领水军讨伐裴绚，裴绚战败，李神占领了他的营盘。
裴绚逃跑时被村民抓获，送回来时，路过尉升湖，裴绚说：“我还有何脸面见李公呢!”于是投水而死，郑祖起等人都伏法被诛。
李崇上表朝廷因为水灾请求解除自己州刺史的职位，宣武帝不准许。
李崇为人宽厚而有谋略，很得士众之心。
他在寿春十年，经常养着几千名壮士，敌人来犯无不被摧毁，临近的梁朝对手都称他为“卧虎”。
多次设反间计以便使北魏朝廷对李崇产生怀疑，又授予他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的职位来拉拢他，他的几个儿被封为县候。
然而宣武帝素知李崇忠诚老实，对他非常信任而豪不怀疑。
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年老体衰，无心政事，整日同儿子和们聚敛财货，贪得无厌，辖区内的吏民们，都说要反叛。
宣武帝派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去慰问田益宗，刘桃符回朝之后，向宣武帝奏了田益宗侵扰当地的情形。
宣武帝向田益宗下诏说：“刘桃符听说你的儿子田鲁生在淮水之南贪敛暴虐，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会损害你对朝廷的忠诚。
你可以令田鲁生前来朝廷，对他另加任用。
” 田鲁生收到诏书后，长期不来报到。
朝廷便诏令田益宗调任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考虑到他不会接受别人来代替自己东豫州刺史之位，就派遣李世哲与刘桃符率众去袭击田益宗。
李世哲等人快速地进入了广陵，田鲁生与弟弟田鲁贤、田超秀都奔到关南，招引梁朝军队，攻取了光城以南的各个寨堡。
梁武帝将这三兄弟分别任命为各州刺史。
李世哲进攻田鲁生等人，打败了他们，重新设置了郡戍。
田益宗被命令回到洛阳，授予他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之职。
田益宗回京后，上表称被刘桃符谗言陷害，并且说：“田鲁生等人是被刘桃符逼迫而反叛的，请求令刘桃符与我当面对质，以明虚实。
” 宣武帝下诏不准许，对田益宗说：“既然已经宽宥了你的谋叛之罪，不允许你再打官司了。
” 北魏的皇太子年纪幼小，每次出入东宫，相伴的只有左右随从和乳母，东宫的臣子们都不知道。
詹事杨昱向皇上进言：“请求从今天开始圣上每次召见太子一定要亲自下手敕，命令我们随身护卫。
”宣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东宫臣子中值班的人员护送太子到万岁门。
北魏御史中尉王显得意地对阳固说：“我当太府卿的时候，府库充实，您认为如何呢?” 阳固回答说：“大人把百官的俸禄扣去四分之一，各州郡收缴的赃款和赎金，也全部运到京师来，以此来充实府库，实在不值得夸耀。
况且‘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
’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王显听了很不高兴，就借故上奏免了阳固的官。
北魏王足入侵时，梁武帝令李略抵抗，许诺乱事平定之后任用他为益州刺史。
王足撤退后，梁武帝没有用李略。
李略怀恨在心，有了反叛之心，梁武帝杀了他。
李略的侄子李苗投奔北魏，步兵校尉淳于诞曾经担任益州主簿，也从汉中投奔北魏，两人一起游说宣武帝攻取蜀地，并且献计献策，宣武帝对此。
宣武帝任命司徒高肇为大将军，统率步骑十五万人入侵益州，又命傅竖眼从巴郡以北出兵，羊祉从庾城出兵，奚康生从绵竹发兵，甄琛从剑阁出兵，任命元遥为征南将军，让他在梁、楚之间坐镇指挥。
游肇劝谏，他认为：“现在连年水涝旱灾，老百姓不宜再劳役了。
过去开拓疆域，都是因为城主归顺投降，所以有征而无战。
现在对出谋划策的人真伪难辨，或者是因为他们对梁朝有怨气，借我们出气，所以不可以全信。
蜀地地势险要、镇守严密、无隙可乘，怎么能听信靠不住的言辞而发动大军呢!在开始行动时不慎重，今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 宣武帝哪里听得进去，任命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又让李苗代理龙骧将军，两人都兼任向导统军。
此时的王足早已投降梁朝，他向梁武帝献策，请求拦堵淮水以淹灌寿阳。
梁武帝同意了这一计策，命令水工陈承伯、祖暅(geng，之子)视察地形。
陈、祖二人都认为：淮河这里虽然狭窄，但淮水汹涌，沙土松软流动不坚实，工程无法完成，强行筑堰是劳民伤财之举，且合拢无期。
因此他二人都力劝梁武帝放弃筑坝的计划。
梁武帝大怒，认为这二人是存有异心，为了表示自己筑坝的决心，将二人斩首示众。
随后，征调徐、扬之地的民众，每二十户中抽五个壮丁从事拦水筑堰工程，派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且守护筑堰工程。
筑堰的劳役和兵士共二十万人，南起浮山，北抵巉(chan)石，沿着两岸向中流筑堤，计划会合于淮水中流。
第二年四月，随着合拢的接近，淮水越来越凶猛，浮山堰一合拢马上就崩溃。
有人献计说铁可以阻挡大水，梁武帝下令运来东西两冶几千万斤铁器沉在江里，但是也没有能使坝合拢。
然后，他们又砍伐木头交错捆绑成井字形，把大石头填进去，在上面加上土，以此截流筑坝。
因此，沿着淮河一百里以内的树木石头，无论大小都被用光了。
挑担的人肩膀都磨烂了，到了夏天瘟疫流行，死亡的人互相枕籍，苍蝇及蚊虫昼夜鸣叫呼应。
梁武帝急得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常常亲自上阵监工，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淮水及泗水全都结冰，浮山堰的士卒死了有十分之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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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武帝西迁简介，标志着东西两魏的形成
孝武帝西迁关中之后不仅没有达到亲揽朝政的目的，反而陷入关陇集团的控制之中。
高欢立北魏皇族为帝，迁都邺城。
孝武帝元修不久被宇文泰毒杀。
北魏孝武帝西迁标志着东西两魏的形成 。
历史背景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七月，由孝武帝亲自策划针对高欢集团用兵的军事行动败绩为元斌之所误，高欢所统领二十多万大军进逼京师洛阳，孝武帝火速遣京中群臣进言，得三方案(移驾荆襄、力抗高师、播迁关陇)中择取播迁关陇倚仗宇文泰集团军之议，由是，由帝胄宗室、股肱宿臣、亲军将校及有关人员家眷万余人踏上了西迁长安的路途。
西迁经历 永熙三年秋七月丁未，孝武招还前线督领御林军的心腹侍中、仪同开府斛斯椿，继而率京中各人马由宫中发动，从之而西有名可考者有：宗室亲王太尉南阳王(即西魏文帝)、清河王元亶(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父)、大司马广陵王元欣、广阳王元湛、陈郡王元玄、元孚、元毗、元懋、元顺元伟父子、平原长公主元明月、元赞、元最、元季海、元畅、元定、元融、元子孝、元仲景、元烈、元仲显拓跋虎父子、元均等等;官员大臣侍中、仪同开府斛斯椿、王盟、大都督源子恭、太傅、录尚书事长孙稚等等，其中武卫将军弃家千里奔主乃是千古佳话，孝武乃言“乱世识忠臣”。
其中，太尉南阳王元宝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以五千骑宿于瀍西，掌握西迁禁军事宜，南阳王别舍僧侣沙门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
其夜，西迁人马逃亡过半，亶、湛亦东逃而就高欢。
己酉，欢入洛阳，舍于永宁寺，遣领军娄昭等追帝，请帝东还。
长彦不能守陕，弃城走。
高敖曹帅劲骑追帝至陕西，不及。
帝鞭马长鹜，糗浆乏绝，三二日间，从官唯饮涧水。
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麦饭壶浆献帝，帝悦，复一村十年。
至稠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献酒食，从官始解饥渴。
其后乃入长安，宇文泰、王思政携诸将奉迎孝武皇帝人马随行，方才解围，亦作西魏历史之始。
事件意义 此事件直接促成了西魏东魏两魏的分裂，亦开了隋唐数百年的关陇集团之壮大，为中国中古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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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均田制，从北魏到唐朝发生了哪些变化
同时，这个制度也是为了与世族妥协，才产生出来的。
于是，北魏政府在部分公有化的前提下，对土地进行再分配。
因此，此时的均田制本身的妥协性是很高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土地的授予上，奴婢、牛只都可计口授田，这也就在事实上，保障了世族们对土地的把控与占有，而北魏政府也能经由再分配，对土地、田赋与户口进行实际控制，进而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
随是着时间的流逝，北魏至隋唐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也和以往大不一样，从而有着较大的变动，中央政府手头可供分配的土地日渐减少，于是从以后，土地的收受便有所转变，原本可计口授田的奴婢、牛只被彻底排除在外。
到了，女性也部分地被排除在授田范围之外(不再授给属于永业的桑田)。
这也看得出来，人口增长已然大大超过了土地开发的速度，同时也说明政府手头可供分配的田地已大大减少。
而使得政府国有土地减少的原因，除了因为长期因素下，永业田的增加，使得国有地不敷分配外(在敦煌出土的地籍中，就有实授○亩，尚欠○亩的记载，这也说明了在均田制中，土地分配机能已经大为丧失)，加以长期和平造成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日渐趋缓，此外唐代也是加速其瓦解的原因。
这是由于唐代府兵制下，允许因军功赐田，这就破坏了均田制的制度精神，也就加速了均田制的崩解。
只是由于隋末动荡，人口死伤颇多，才让这个隐伏的内在因素，一直推延到了唐太宗末年时，才彻底爆发出来。
唐代均田制的精神与北魏均田制的精神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北魏均田制着重于与士族的妥协，而唐代则看似有利于小农，但实际上因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就为土地的兼并大开方便之门。
这点我们可以从唐代均田制中的许多特例中发现，比如： 1.唐代政府赐田过于浮滥，加上唐代给予官吏的永业田十分宽厚，于是产生大量官吏私庄。
2.允许自由买卖的特例甚多：要安葬家人，可以卖地;要搬家，可以卖地;要转行，从事工商业，也可以卖地。
3.不用征税的对象不要太多!皇亲、贵族、九品以上职事官、就读大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单亲妈妈(寡妻妾当户者)、重大疾病与重大伤残的(笃疾、废疾)、孝子、顺孙、节妇、宗教人士(僧道)，全额免除征税;被外国人掳掠逃回的(诸落入蕃人而复来者)，被掳一年免三年，被掳两年免四年，被掳三年免五年;归化的外国人(蕃人来归化者)，免十年。
这着实有些夸张，人数之多可以想象! 正是由于免税人口如此庞大，才会有人说“是以天下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养七分坐待衣食之辈”。
特别是宗教人士免课田租，让大量的人隐遁寺庙、道观之中，当假和尚、假道士，因此才会有缺钱，将脑筋动到宗教人士头上(唐武宗并不单就下手，道教也成为他整顿的对象)，结果这一行动便被佛教界指称是“毁佛”，还将他名列三武之一，真的也是让他吃了大闷亏。
其次，转到均田制的收受问题上来。
露田是属于国有土地，是授田者仅具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因此授田者死后国家便会收回露田，再行分配，但这样的收受，便造成了土地畸零化的问题，于是人们便在私下进行交易(虽然这是与法不容的，但严格说来，这些交易只是走法律漏洞，因为土地交易并不是所有权的移转，而是使用权的移转)，使家户的土地能尽可能的完整，于是长久下来，政府所有的地籍资料便与实际不符，这就造成政府对地籍掌握的困难与为来收受作业的困扰，更直接导致立基于均田制的租佣调法走上崩坏之路。
此外，政府默许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也就为炒地皮这个中国人最为热衷的投资/投机行为从均田制下开了后门，这自然也就促成土地兼并出现的可能(既然为了整合自家土地能买卖露田，那么同样的，缺钱或老子有钱时，当然也能将从别人那买到或卖出土地)。
由于土地(不论露田或桑田)能被买卖，就造成了均田制走向崩坏。
于是自唐太宗末年起，无力耕作土地或丧失土地的流民就开始出现，而流民的出现，就造成户籍的不清。
户籍不清，原来的收受办法就无法施行，于是恶性循环之下，均田制便彻底瓦解。
均田制一垮，连带的以均田制为基石的府兵制、租庸调法、律令政府，也通通玩不下去，这些体系也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这样的局面，不单是唐帝国如此，仿照唐制的新罗王国、日本王国，也都一一依循着相同的模式垮台。
当均田制崩解后，土地兼并开始横行，有力的士族、寺院便大肆兼并土地，而一些小农为了寻找自保，也都是很自觉的，就将土地的所有权让与这些有力者，使自己降为这些有力者的佃农，从而产生了庄园制的农业生产模式。
当然这些小农会为了自保，而主动献地给有力士族、豪强、寺院，最大的原因也在于中央政府丧失对地方控制力后，地方豪族、盗匪对地方的威胁日大，与其单打独斗，不如寻找有力靠山，以求自保。
同时，不合理的租税负担，也是让小农们想方设法将土地所有权拱手让给有力士族与寺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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