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时, 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日本正处于幕府时代

他之参加的考试，显然是以之作为进身之阶，希望进入元朝的官场施展自己的抱负，成就一番事业。

这时，他是将元朝作为自己的“国朝”，在他心中，是没有民族轸域的。

因为他出生于元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元初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意识至此已经淡薄。

为当朝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然而，刘基一经投身元朝官场，却发现这是一个黑暗腐败、压抑人才的地方。

失望之余，他只能家居读书，冷眼向洋，等待机会。

和他领导的军事集团的崛起，使他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希望。

在被征聘之后，他就决心为这个“明主”贡献自己的一生了。

与朱元璋一样，他对自己跟随朱元璋所从事的反元斗争，并没有过分强调民族斗争的意义。

他之从曾经的元朝官吏转而变成反元的坚定分子，支配自己行动的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古训。

而这个古训却与“为一君尽忠到底”的伦理观念相矛盾。

对于刘基的由仕元转而反元，社会上肯定有人提出非议。

在刘基自己，这大概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

以致后来为他写《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的礼部尚书姚夔，也不得不就此为他精心杜撰如下的辩护辞: ……独出处之节，或者以尝仕元为疑，則不可不为先生白其心也。

先生负豪杰之才，当元之季，以春秋之学登进士第，累仕累发，其竒輙不合而去，則先生非无意于用世，而世不能用，遂归隠括苍山中，以耕食为乐，盖一遺民耳。

及王师下浙西，搜罗人才，先生坚卧不出，亦岂无所见耶。

既而吴汉角立东南，中原割据如蜂蚁，然天下非元有矣。

先生之心，诚不忍天下之棼棼也。

矧高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预占于十年之前矣。

于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束帛朝临而夕起，一见之頃，首陈天命有在，髙皇帝敬而信之，自谓吾之子房，谋无不用，用无不效，卒成天下大业，厥功伟哉。

夫元运去矣，为元氏遗民，犹迟迟不肯轻于他就，及不得已必择真主自辅，运筹决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取于元氏也。

先生于此，盖亦审之熟矣。

昔五就不用，退而耕于有莘之野，及遇成汤，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

圣贤所以汲汲于斯世者，岂有他哉?诚以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也。

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欤。

伊尹无愧于桀，先生无愧于元氏。

无愧于元氏，则无愧于出处之节，夫何疑哉?(《诚意伯文集》卷二十《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 其实，无论从民族斗争的角度，还是从反暴政斗争的角度，刘基的“叛元”都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得到褒扬。

刘基跟定朱元璋以后，即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忠诚。

他出奇谋，定筹策，多次协助朱元璋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他参与历法和各种礼乐法规的制定，为新朝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对朱元璋在人事方面的垂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也证明他的知人之明。

直到临终还不忘对自己的皇帝尽上最后的忠告。

他的谋国之诚，虑事之密，临机之智，运筹之精准，在明初文臣中几乎无出其右。

然而，他最后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以被谋杀而。

原因何在? 刘基之悲剧结局的成因，既有他自身的失误，更多的是制度所造成，其中包括朱元璋这样的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刘基尽管是江南文人集团的领袖，才华横溢，足智多谋，多年为两个皇朝服务，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脱尽书生气质，对官场的黑暗凶险既缺乏透彻的认知，也没有清醒的防范意识。

因而对许多问题的处理就显出书呆子习气。

你看，在朱元璋征召他的时候，一开始他故意拿架子，没有立即响应。

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既然在十年前你就算准了“金陵有王者起”，而今王者已经站在面前，你就应该立即毫不犹豫地趋前礼敬才是，你的矝持，在朱元璋那里留下的肯定不是好印象:“我征召你出来做官，那是看得起你!一个无拳无勇的臭老九，你摆什么架子?”因为出身草莽的朱元璋本来就与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有一定距离，刘基的作为就不能不在朱元璋心底播下不信任的种子。

这一层，刘基大概至死也没有认识到。

到了朱元璋幕中，刘基自然是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赤诚，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也同时取得了皇帝的绝对信任，所以敢于在皇帝面前和盘托出心里话，任意，不计后果。

例如，当朱元璋问他对、、、等的看法时，他完全可以耍个滑头，说一句“知臣莫如君”搪塞过去，没有必要那么认真。

要知道，在用人问题上，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虑，处在刘基的地位，他能对朱元璋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你没法保证你对皇帝说的话不传到被评判者耳朵里。

果然，他与胡惟庸的结怨与此不无关系。

刘基文名籍籍，被江南文人视为当之无愧的领袖。

他，从来不搞个人的小圈子，更不去结党营私，这一方面自然释去朱元璋的许多疑忌，不会对他施以杀头问罪的过激惩罚，另一方面也使他在朝中缺少知心朋友，没有任何奥援，一旦身陷危局，也就没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辨冤讲情。

在他遇到两次被冤枉的危难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其实，当时只要有人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危难是不难化除的。

这种情况之于刘基，难道还不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么! 刘基的最大失误在于，在他服务于的15年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没有清醒的认识。

朱元璋起事取天下，主要靠的是如、之类曾经一起光着屁股放牛割草的淮西老将，以及李善长之类最早投靠的淮西文人集团。

作为后来入围的江南文人领袖，刘基始终处于一种“客卿”的地位。

朱元璋对他以及和他同样地位的人物，可以尊敬有加，可以虚心垂询，可以任命为御史中丞之类的高官，也可以得到诚意伯之类的显爵，但却很难进入朱元璋“自己人”的行列。

刘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甫入朱元璋幕中，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视为朱元璋的“自己人”，说话行事，毫不避讳。

他不明白，自己不仅没有淮西老将与朱元璋之间那份心贴心的感情，更没有淮西老将那些、的功劳，也就没有了朱元璋对淮西老将的那份担待。

只要他犯了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过错，朱元璋处理起来也会毫不手软。

然而，对于自己在明朝的身份地位，刘基却至死不悟，临终还不忘让儿子在他死后献上那份展示自己矢志忠贞的“密奏”。

由于刘基自视“自己人”，他也就对来自周围的明枪暗箭疏于防范。

他深知元朝官场的黑暗与凶险，因而以辞官家居躲避之。

然而，当他身居新朝时，却基本上解除了对官场黑暗与凶险的警觉。

大概在他心目中，这个新朝肯定是一片光明吧。

他意识不到，这个新朝的专制程度决不亚于旧朝，而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比旧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身处如此险境而浑然不觉，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朱元璋将刘基比作汉朝的张良，时人也将他等同于张良，大概他自己也以此而自鸣得意，但实在说来，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却远逊于张良。

试想，当他视之不屑而对自己又忌恨的胡惟庸送药上门的时候，怎么能够放心大胆地连着饮下这两幅来路不明的药物呢?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刘基丢弃了防人之心，成为“不设防的城市”，自然也就被宵小之徒轻而易举地攻破了。

明朝人廖道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对刘基和张良进行比较时，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 予观诚意伯集，慨然激叹，以为有子房之风，及诵我圣祖之言，亦曰吾子房也。

夫子房椎击沙中，何异于伯温之愤也。

伯温受天文于邓祥甫，又何异于圯上老人之三畧哉。

汉之元功大封，子房愿封留足矣，乃辟榖导引，明哲保身，始神黃石之术，终从赤松之游。

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贞吉何其智也。

而伯温乃徘徊容與，雉罹于罗，象以齒焚，岂其忠于国而弗智于身耶?刘基地下有知，实在应该将这段话作为“知音”而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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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刘浚有一幅著名的《雪夜访普图》，描绘的就是雪夜上门访问赵普，共商“先北”扩张计划的故事。

司马光的《涑水记闻》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太祖初登极时，杜尚，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

’”赵普固然对大宋建国做过重大贡献，也确实比赵匡胤年长五岁，但太后完全把他作为兄长的说话口气，显示了太后对赵普的青睐和信任，也足见赵普与皇室不同寻常的关系。

但是，为大宋王朝做出如此卓越贡献的开国功臣赵普，为什么却没能像时期的诸葛丞相一样流芳百世呢?这似乎很不公平。

但是，凡事都一定有其原因，赵普没能流芳百世的原因，是此人的个人品行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遍查正史野史，在军师或谋士这一类人物中，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与之相比，除了历史爱好者，知道赵普这个名字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

再进一步比较，“羽扇纶巾”的诸葛丞相是智慧和道德的双重化身，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彩故事，还有连弩、馒头、灯和木牛流马等诸多个人发明，诸葛亮的形象近乎完美;而正史中对赵普的基本描述是“少习吏事，寡学术”，就是说他少年时便学习如何做官吏，但真正学问却很少。

他自幼的理想就是成为权力场中的佼佼者。

这样一个擅长权斗的人，听起来就相当讨厌，还有什么可让人欣赏的呢? 事实上，的蜀汉政权只能算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从头到尾、满打满算也不过存在了五十年。

其中，由诸葛亮主持工作的二十年虽然治理得不错，但充其量也只是勉强做到了偏安一隅，最终还是在三国中第一个灭亡。

而赵普辅助自己的君主建立了一个历时三个多世纪的大王朝，陈桥兵变他就是主谋之一，除了黄袍加身的皇帝本人，他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对这个国家的建立有着最重要的贡献。

此后的“”，他又是主要的设计师。

同时，他还参与了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几乎所有重要方针路线的制订，他提出的治国方略帮助大宋实现了中央君主的高度集权，决定了整个宋朝的基本走势，甚至对后世也有着重大影响。

因此，赵普对大宋王朝之功，怎么形容都是不过分的。

赵匡胤曾经为了赵普还发明过一个不太常用的成语：“鼎铛有耳”。

大意是：连鼎和铛都有两只耳朵(鼎和铛都是三足两耳的金属炊具)，形容某人或某事的影响之大，凡是长耳朵的都应该听说、知道。

有个叫雷德骧的御史中丞(相当于如今的监察部长兼中央纪检委主任)，劾奏赵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敛财贿。

赵匡胤大怒，斥责雷德骧道：“只要是像鼎和铛这样有耳朵的东西就听说过赵普，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他是朕的社稷之臣吗?”并命令左右拖着这位大臣在庭前绕了好几圈，雷德骧的帽掉到了地上。

赵匡胤还警告雷德骧不许对外人说起赵普的事。

此事的出处见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太祖宠待赵韩王(普)如左右手。

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赵普擅市人第宅，聚敛财贿。

上怒叱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足以说明宋朝开国之初赵匡胤是如何信任赵普的了。

如此没有原则的袒护，当然不可能让朝中大臣们信服，大家心里怎样看待赵普，是不难想象的。

有载，有一次登门去看望生病的赵普，看到廊下堆有刚送来的十瓶礼物，就问是什么东西。

赵普说是吴越王钱俶送的海货。

皇帝好奇，打开一看，却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

皇帝当时心情很好，告诉赵普受之无妨，并笑言：钱俶大概认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决定吧。

话虽如此，这件事却在皇帝心里产生阴影，宋太祖是不允许部下揽权营私的。

后来，宋太祖又发现了赵普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等很多问题。

这些“公忠其表、谋私其里”的行为，终于使赵普逐渐失去了赵匡胤的宠信。

不久，赵普便失去了相位，被贬为河阳三城(治今河南商孟县)节度使。

当初受宋太祖袒护时，赵普有恃无恐，连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都不放在眼里，两个人矛盾很深。

宋太祖死后，赵光义灵前即位，成为了，赵普因与人权争，再加上与赵光义的夙怨，因此，被贬出了京城。

由于宋太祖的死太过突然，而“兄终弟及”并不合宗法，此事遂成宋初的一桩千古疑案。

当时，朝野舆论对宋太宗颇为不利。

于是赵普主动向宋太宗示好，密陈自己知道杜太后留下的遗书，在遗书中早已约定了太祖死后传位于太宗，即所谓“金匮盟书”。

从各方面分析来看，赵普提供的应该是与赵光义合谋的伪证，而他这一举动对赵光义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赵光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宋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如此一个为了私利而放弃原则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后世的颂扬呢!从此，赵普又得宠于太宗皇帝，再次在朝中。

因此，像赵普这样行事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纵然能成就千秋功业，但他的名字怎么可能流芳百世?更别说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诸葛丞相相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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