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随着756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帝国原本有望在一两年内平定的局面变得愈加复杂。

然而，当时的皇帝李隆基早已不再是曾经开创开元盛世的英明神武之君，他的昏庸和深陷享乐之中使得帝国处于危机之中。

在这场乱局中，李隆基先后失去了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并最终将命运寄托在名将哥舒翰身上。

然而，由于李隆基的猜忌和奸臣杨国忠的谗言，一场虚假情报的误判导致18万大军葬送，长安失守。

李隆基慌不择路，秘密计划逃亡，却未料到这一行动终结了他长达44年的执政生涯。

逃亡之路并非顺利，咸阳县的望贤宫成为一次意外的 驿站 ，皇帝和随行大臣们竟然在此经历了一场饥饿之苦。

计划中的接待并未如期而至，百姓纷纷逃散，而皇帝在饥饿中领略了平生罕有的滋味。

杨国忠的机智成为皇帝唯一的依仗，他不惜颜面亲自奔波寻找食物，让李隆基免于饿肚子的煎熬。

然而，即便如此，皇子、皇孙、后妃、禁军仍然饥肠辘辘。

当地善心百姓的献粮虽然稍解渴饥，却仍未能让帝国的统治者们真正饱餐一顿。

这种窘迫的局面在逃亡过程中不断重演，而马嵬驿成为了关键时刻。

这个普通的驿站，因为百姓和官员的纷纷逃离，成为空荡荡的地方，李隆基只能在此暂歇。

途中的艰辛、饥饿、疲惫让大头兵们怨愤异常，愈发表露对朝廷不满的情绪。

在这危急时刻，曾经执掌禁军多年的陈玄礼察觉到危机的迹象，尝试疏导军中负面情绪。

然而，李隆基的逃亡并未平息叛乱的火苗，相反，这一连串的失误和挫折将导致马嵬兵变的爆发，最终让唐朝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马嵬兵变的始末让人深思，一个帝国的兴衰竟然取决于统治者的独断和失策。

李隆基的逃亡之举，本是为了保命，却在途中引发了更大的危机。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不仅仅需要英明的领导者，更需要整体治理体系的健全和合作。

唐朝的崩溃并非一日之间的事件，而是在长时间的积弊和统治失序的情况下逐渐酝酿的结果。

马嵬兵变不仅仅是一场政权更迭，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这一过程中，逃亡的李隆基和他的大臣们饱受饥寒之苦，但这并非唐朝灭亡的全部原因。

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军队的不满，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马嵬兵变的爆发，标志着唐朝的式微。

马嵬兵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局的动荡和统治者个人行为的影响。

唐朝的崩溃并非偶然，而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必然。

逃亡的李隆基或许在那一刻并未意识到，他的决策不仅仅影响了自己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大唐的历史轨迹。

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