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从新冠到尼帕，从埃博拉到亨德拉，每当人类遭遇新型病毒疫情，蝙蝠总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个在夜空中穿梭的“老熟人”，仿佛成了病毒的“快递员”，被贴上“移动病毒库”的标签。

但真相真的如此吗？蝙蝠真的天生“不安分”，故意把病毒传给人类吗？其实，它可能比人类更“委屈”——作为唯一能飞行的哺乳动物，蝙蝠的生理特性让它成了病毒的“理想宿主”，而人类与蝙蝠的“交集”，才是病毒跨物种传播的真正推手。

蝙蝠的“超能力”：天生适合当病毒的“房东”

蝙蝠的免疫系统堪称“开挂”。

作为唯一能持续飞行的哺乳动物，飞行时体温可飙升至40℃以上，相当于长期“发高烧”。

这种极端环境本应让病毒难以存活，但蝙蝠的免疫系统却进化出独特的“平衡术”——它不会像人类那样对病毒发起激烈攻击，而是通过“温和共处”的方式，让病毒在体内长期存在而不引发严重疾病。

这种“免疫耐受”机制，让蝙蝠成了病毒的“完美避风港”。

更“逆天”的是，蝙蝠的基因组中藏着大量与病毒相关的序列。

科学家发现，蝙蝠携带的病毒种类超过60种，包括冠状病毒、亨尼帕病毒、丝状病毒等，其中不乏能感染人类的“狠角色”。

但蝙蝠自身却极少因这些病毒生病，甚至能将病毒代代相传。

这种“与毒共舞”的能力，让蝙蝠成了自然界中最大的病毒“储存库”。

人类“越界”：从敬畏到贪婪的致命转变

蝙蝠与人类原本“井水不犯河水”。

在许多文化中，蝙蝠甚至被视为吉祥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同音，寓意福气；

澳大利亚原住民将蝙蝠视为“雨神”的使者。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这种平衡被彻底打破。

森林砍伐、城市扩张让蝙蝠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它们被迫迁徙至人类居住区附近。

在东南亚，果蝠因栖息地丧失，不得不与人类共享果园；

在非洲，蝙蝠因食物短缺，开始频繁光顾人类饲养的家畜。

这种“近距离接触”为病毒跨物种传播提供了机会。

例如，尼帕病毒通过果蝠污染的椰枣汁传播给人类，亨德拉病毒通过蝙蝠污染的马厩传播给马匹，再间接感染人类。

更致命的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的“贪婪”。

为满足口腹之欲，一些人捕食蝙蝠，甚至将蝙蝠汤视为“滋补佳品”；

为获取经济利益，野生动物贸易让蝙蝠与其他动物混养，加速了病毒的重组与变异。

2003年SARS疫情的源头，正是人类食用野生果子狸，而果子狸可能通过接触蝙蝠感染了病毒；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也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密切相关。

蝙蝠不是病毒的“主动传播者”，而是人类“越界”行为的“无辜受害者”。

病毒的“跨物种跳跃”：一场偶然中的必然

病毒从蝙蝠到人类的传播，并非“蝙蝠故意使坏”，而是自然选择与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病毒在蝙蝠体内长期进化后，可能获得感染其他物种的能力。

当人类与蝙蝠或中间宿主（如猪、马、果子狸）接触时，病毒便可能通过唾液、尿液、血液或飞沫传播给人类。

以尼帕病毒为例。

果蝠是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它们通过排泄物污染椰枣树，人类采摘椰枣或饮用未煮沸的椰枣汁时，病毒便进入人体。

在马来西亚，养猪场与果园相邻，果蝠的排泄物污染猪饲料，猪感染病毒后再传染给人类，最终引发大规模疫情。

这一过程中，蝙蝠只是病毒的“原始宿主”，而人类的农业模式、饮食习惯和卫生条件，才是病毒传播的“催化剂”。

蝙蝠的“委屈”：它们也在努力“自保”

蝙蝠并非“病毒传播专业户”。

事实上，蝙蝠自身也在进化出各种机制来限制病毒的传播。

例如，蝙蝠的唾液中含有抑制病毒复制的蛋白质，这可能减少病毒通过唾液传播给其他物种的风险；

蝙蝠的免疫系统会通过“细胞凋亡”（程序性细胞死亡）快速清除被病毒感染的细胞，防止病毒大量复制。

更重要的是，蝙蝠与病毒的“共生关系”已持续数百万年。

对蝙蝠而言，病毒是“常驻居民”而非“入侵者”，它们的免疫系统早已适应与病毒共存。

而人类与蝙蝠的接触历史相对较短，免疫系统尚未形成对蝙蝠病毒的有效防御，这才导致病毒跨物种传播后引发严重疾病。

蝙蝠的“委屈”在于，它们只是按照自然规律生存，却因人类的贪婪与无知，背上了“病毒传播者”的黑锅。

人类该反思：与蝙蝠“和平共处”的智慧

要减少病毒跨物种传播的风险，人类需要做的不是“消灭蝙蝠”，而是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

保护蝙蝠的栖息地，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避免与蝙蝠或中间宿主近距离接触，是预防病毒传播的根本措施。

同时，加强野生动物贸易监管，杜绝捕食野生动物的行为，也能从源头上切断病毒传播链。

科学家也在通过研究蝙蝠的免疫系统，寻找对抗病毒的新方法。

例如，蝙蝠的干扰素系统（一种抗病毒蛋白）可能为开发广谱抗病毒药物提供灵感；

蝙蝠的“免疫耐受”机制或许能帮助人类理解如何与病毒“和平共处”，而非一味“杀灭”。

蝙蝠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它们捕食昆虫、传播种子，对维持生态平衡至关重要。

与其指责蝙蝠“不安分”，不如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科学的敬畏，才是我们抵御病毒的最佳武器。

下次再看到蝙蝠在夜空中飞翔时，或许我们可以说：“谢谢你，蝙蝠，但请离我们远一点——为了你，也为了我们自己。

”

72只老虎集中死亡

通报称，畜牧司会同清迈府畜牧部门自2月13日起进驻现场，开展病理取样和实验室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甲型流感病毒基因，已排除禽流感感染可能。

经检验确认，此次老虎集中死亡主要由犬瘟热病毒与支原体细菌合并感染所致。

官方解释称，犬瘟热属于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可通过直接接触分泌物及空气传播，对动物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

支原体细菌则通过蜱虫、跳蚤及畜舍苍蝇传播，可引发溶血性贫血并破坏红细胞。

在圈养环境下，动物长期处于一定压力状态，叠加气候骤变等应激因素，病毒与细菌形成叠加感染，病情迅速恶化，死亡风险显著上升。

畜牧司强调，上述疾病不属于人畜共患病，不会由动物传播至人类。

园区工作人员已全部完成健康检查，结果均为正常。

畜牧司司长宋川表示，已责令相关园区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包括对动物围栏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将患病个体与健康群体隔离，并为存栏老虎制定疫苗接种计划，以降低进一步传播风险。

截至目前，清迈两处园区孟加拉虎存栏情况分别为清迈湄林园区44只、湄登园区130只。

来源：中国新闻社、观知政事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