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5/12

邮说医学史277
癌症基因的解码者——“原癌基因之父”瓦默斯
01 诺奖时刻
1989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揭晓了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哈罗德·埃利奥特·瓦默斯(Harold Elliot Varmus)与约翰·迈克尔·毕晓普(John Michael Bishop)携手摘得此项荣誉。
二人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核心在于他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完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探索——成功揭秘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的细胞起源。
这一成果彻底颠覆了人类此前对癌症发生机制的固有认知,为癌症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
上20世纪70年代,瓦默斯与毕晓普将研究重心放在聚焦于劳斯肉瘤病毒中已被证实的src致癌片段上。
借助分子杂交这一关键技术,两人得出了一项打破传统认知的结论:该致癌序列并非逆转录病毒自身进化产生形成的特有片段,而是广泛存在于鸟类、哺乳类乃至人类正常基因组中的固有基因。
这一颠覆性发现于1976年发表于在《自然》杂志上,研究进一步表明,逆转录病毒在感染宿主细胞并进行复制时,会捕获宿主基因组中的这一正常基因,经一系列变异后,该基因会转化变为可驱动细胞恶性增殖的癌基因。
这项突破性研究为“原癌基因”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核心根基。
该理论指出,生物细胞的基因组中本身就存在一类负责调控细胞生长与分裂的正常基因,当这类基因受到突变、扩增或染色体重排等因素影响而被异常激活时,会导致细胞脱离正常生长调控,发生恶性转化并形成肿瘤。
这一理论推动癌症研究实现了根本性转向,从传统聚焦于病毒、化学物质等外部致癌因素,转向深入探究细胞内部基因调控机制的内源研究。
更为关键的是,该发现不仅为后续数十种原癌基因的鉴定提供了关键理论指引,也为现代靶向抗癌药物的研发筑牢了理论根基,推动癌症治疗从放化疗等传统方式向精准靶向治疗迈进。

帕劳(2000):20世纪的科学与医学成就——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瓦默斯(左)和毕晓普(右),他们发现逆转录病毒癌基因源自正常细胞的原癌基因,揭示了癌症的细胞起源机制,奠定了现代肿瘤学与精准抗癌的理论基础。
02 诗心与医志
1939年12月18日,瓦默斯生于美国纽约长岛欧申赛德镇。
年少的他对生物医学毫无兴趣,却痴迷于语言文字与诗歌韵律,1957年考入阿默斯特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在古英语史诗中找到了精神归属。
本科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文学,硕士论文聚焦古英语诗歌与约翰·多恩(John Donne)形而上学诗学的内在关联,尽显学术深耕。
即便沉浸于文字世界,瓦默斯也始终关注人间疾苦。
谈及弃文从医的原因,他这么说:倘若一位文学教授偶然缺席课程,课堂上的学生或许只会暗自庆幸少了一堂课的负担;
但要是一名医生未能如约出诊,候诊室里的病人将要承受的,是实实在在的焦虑、无助与对健康的担忧。
正是这份对他人处境的深切共情与责任感,促使瓦默斯放下了手中的诗卷,走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课堂。
1966年,他成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接受系统的临床训练,正式开启了从文人到医者的身份转变。
瓦默斯学术人生的关键转折,发生在他任住院医师期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分子生物学杂志》上读到了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与雅克・吕西安・莫诺(Jacques Lucien Monod)关于细菌基因调控机制的开创性论文,尤其是莫诺提出的操纵子模型,其阐释的基因调控逻辑既具严谨科学性,又蕴含堪比诗歌的简洁美学,与他的文学审美产生共鸣,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术志趣,让他决心转向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
莫诺对瓦默斯的学术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其研究为瓦默斯打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以精妙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范式提供指引,成为他从临床医学转向基础研究的核心动力。
正是这份启发,让瓦默斯将文学素养转化为科研能力,为他与毕晓普共同发现逆转录病毒癌基因、斩获诺奖奠定了基础。

圭亚那(2001):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莫诺。
莫诺的操纵子模型对瓦默斯的影响,堪称分子生物学史上一次经典的“学术传承”,它并非直接体现在瓦默斯后来的癌症研究中,而是彻底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为他打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
03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启蒙
1968年,瓦默斯以临床助理的身份,正式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加入了资深科学家艾拉・帕斯坦(Ira Pastan)教授的实验室。
在帕斯坦的悉心指导与点拨下,瓦默斯将研究重心聚焦于细菌层面的基因表达规律,从实验设计的逻辑构建到核心技术的实操运用,帕斯坦均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在NIH的两年时光里,瓦默斯掌握了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关键实验技能,并领悟了科研探索的核心逻辑与严谨准则,实现了从“临床医生”到“科研工作者”的转型。
同时,他见证并感受到联邦资助科研机构在国家科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科研生态的认知愈发深刻。
这段经历,不仅为瓦默斯筑牢了坚实的学术根基,更让他与NIH结下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厚渊源。
二十余年后,命运的齿轮再度转动,他终将以更重要的身份重返这片科学殿堂,续写与NIH的不解之缘。
时间来到1970年,也就是加盟NIH两年后,瓦默斯一路向西远赴旧金山,加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在毕晓普实验室开启了博士后研究生涯。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当时尚未跻身生物医学研究重镇之列,却因这份远离学术喧嚣的宁静氛围,成为孕育创新研究的理想土壤。
毕晓普教授出身病毒学专业,学术功底扎实深厚,尤其在逆转录病毒研究领域有着独到见解;
而瓦默斯则带着在帕斯坦教授指导下习得的实验技能、培养的科研思维,以及对基因调控机制的持久热忱而来。
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的科研追求让他们迅速达成默契,携手向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发起冲击:逆转录病毒究竟通过何种分子途径,在宿主生物体内引发细胞的恶性转化,最终触发恶性肿瘤的形成?

瓦默斯在NIH的导师帕斯坦。
帕斯坦当时将研究方向从甲状腺学转向cAMP对大肠杆菌乳糖操纵子的调控。
这一转向彻底改变了瓦默斯的人生:他掌握了分子生物学的核心技艺,完成了从临床医生到基础研究者的蜕变。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开启了他与NIH长达数十年的缘分,他后来两度重返此地,先后执掌NIH及国家癌症研究所。
没有帕斯坦实验室的这段启蒙,便不会有他与毕晓普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传奇合作,更不会有1989年的诺贝尔奖。
04 原癌基因的破晓
20世纪70年代初,肿瘤研究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科学界虽已确认逆转录病毒可在动物体内诱发肿瘤,但其分子机制仍晦暗不明。
1970年,劳斯肉瘤病毒中的src基因被锁定为致癌元凶,然而它的身世与本质依旧扑朔迷离。
瓦默斯与毕晓普敏锐地意识到,破解这一谜题需要借助刚刚兴起的分子杂交技术。
他们大胆猜想:src基因或许并非病毒原生,而是在进化过程中从宿主细胞中“捕获”而来;
若果真如此,用病毒src作探针,理应在正常细胞DNA中寻得其同源序列。
1974至1976年间,瓦默斯团队制备出放射性标记的探针,与鸡、哺乳动物及人类细胞DNA进行杂交。
结果令人震惊:正常细胞基因组中果然潜藏着与病毒src高度相似的序列。
1976年,这一发现正式发表。
他们将正常细胞中的对应基因命名为c-src,以区别于病毒版本的v-src,这是人类首次在健康细胞中确认原癌基因的存在。
后续研究迅速拓展,揭示细胞内存在一个庞大的基因家族,它们本司细胞生长与分化的调控之职,在进化上高度保守;
然而,在化学致癌物、辐射或复制错误的打击下,这些基因可能发生突变,从细胞的“守护者”沦为癌症的“推手”。
这一理论彻底改写了癌症研究的版图:癌症不再被视作外源性的传染病,而是细胞内部遗传程序失控的内在结果。

几内亚(2008):196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病毒学家佩顿•劳斯(Peyton Rous)。
劳斯发现了病毒致癌的现象,瓦默斯则揭示了病毒致癌的分子机制。
从劳斯肉瘤病毒中分离出的src基因,成为瓦默斯证明“原癌基因存在于正常细胞中”的关键突破口。
没有劳斯在1911年种下的那颗种子,就不会有瓦默斯在1976年收获的理论果实;
而没有瓦默斯的分子生物学阐释,劳斯的发现或许仍将停留在现象学的迷雾之中。
05 从实验室到国家科学殿堂
1989年摘得诺贝尔奖桂冠后,瓦默斯并未在荣誉中止步。
四年后的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名他为NIH第十四任院长,他由此成为该机构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诺贝尔奖得主。
当时的NIH年度预算尚不足一百一十亿美元,瓦默斯凭借在科学界积累的声望与娴熟的政治斡旋能力,成功说服国会启动了为期五年的预算倍增计划,为二十世纪末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井喷式发展夯实了财力根基。
在任期间,他始终坚守对基础科学的长期承诺,同时不得不在多重张力之间审慎平衡:艾滋病研究面临的公众舆论压力、干细胞研究引发的伦理激辩,以及围绕这些议题的政治博弈。
身为逆转录病毒领域的顶尖学者,他早在1986年便领衔科学顾问委员会,提议将引发艾滋病的病原体正式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从而为这一全新流行病的全球研究统一了科学话语体系。
2000年,瓦默斯告别NIH,转赴纽约,出任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院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这座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癌症专科殿堂里,他致力于打通基础研究与临床诊疗之间的壁垒,主导兴建了祖克曼研究中心,并携手洛克菲勒大学与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共同创设了三方协作培养计划,为新一代癌症生物学研究者搭建了跨学科成长的平台。
与此同时,他并未远离实验台,仍亲自带领实验室团队,深耕肺癌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耐药机制的前沿探索。

2003年,瓦默斯与友人在其个人肖像画前留下这张合影。
画中的他身着蓝色衬衫,神态闲适从容;
而肖像背景处,雅克-路易·大卫的名作《拉瓦锡夫妇肖像》静静伫立。
瓦默斯素以“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为楷模,特意嘱意画家将这幅经典之作纳入自己的肖像,以此追慕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并寄寓薪火相传之意。
06 科学胸怀与公共担当
瓦默斯坚信,科学的终极归宿是普惠众生,倘若研究成果被锁在昂贵的付费墙后,知识的洪流必将枯竭,全球公卫事业亦会受阻。
怀揣这一理念,他于2000年联合创办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开创开放获取先河,一举击碎地域与经济构筑的知识壁垒,让前沿文献如活水般流向世界每一个角落。
学术共享仅是序章,瓦默斯的目光旋即投向更辽阔的全球健康图景。
借由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健康委员会及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重大挑战”项目,他以深厚积淀论证了“健康即经济杠杆”的洞见,并力推无针疫苗等颠覆性技术的落地,为破解全球卫生难题注入核心动能。
2010年,瓦默斯受奥巴马总统之命执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重返联邦科研中枢的他,力主将靶向与免疫治疗从基础研究推向临床,为患者点燃希望。
2015年卸任后,他回归学术初心,在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与迈耶癌症中心重操旧业,深耕肺腺癌驱动突变与RNA剪接的前沿阵地。
从沉醉古英语诗歌的文学少年,到探秘分子探针的诺奖得主,再到执掌国器、经略全球健康的决策巨擘,瓦默斯在多重身份间从容游弋,却始终未改其宗:对理性精神的虔诚与对公共福祉的躬行。
他与毕晓普揭示的原癌基因之谜,不仅颠覆了人类对肿瘤的固有认知,更为精准医疗时代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瓦默斯与毕晓普的黑白合影,两人姿态放松而专注,完美诠释“一拍即合”的学术伙伴关系。
二人的科学发现,彻底扭转了人类对抗癌症的航向,为后来的靶向药物、基因筛查和精准医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当今天的科学家在基因组中寻找致癌突变、为患者定制治疗方案时,他们仍在延续着那个始于1976年的简单而深刻的认知:理解癌症,首先要理解我们自身。
作者简介
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审核:夏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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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