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说集体失言不准确,应该说相关说法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
要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需要遵循历史研究的一些普遍原则,比如是否有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文字记录,还有的相关发现,以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科学研究发现等等,都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才可以。

《山海经》一书的记录很神奇,但是其成书年代作者,都没法给出确切的结论来,可靠性存疑。
而且世界上的山川地貌,奇珍异兽,只是按照语言和一些历经多次修改的图画来描述,除非有特别明显的排他性的特征,否则都可以有相类似的可以互相套用。
这就跟现在去看钟乳石,有人看着像猴子,有人说是猩猩,还有人说看着比较肥,是坐着的熊猫,看你怎么解读了。

有人提出夏朝在尼罗河和两河间这个观点,主要基于埃及和中国一些考古的发现和人类特征的研究,比如古埃及法老的面具样貌和现代黄种人的样貌类似;还有发现的古代埃及法老的头部塑像和中国典籍中对禹的描述近似;包括禹到的传承时间和古埃及蝎子王的传承时间近似等等,都不是什么强有力的证据。
但是有国人因此就提出了,当时亚欧非都是华夏族统治的,这个论点让人大汗直流呀……
中国夏商周朝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等历史文献,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的存在。
夏朝的存在一直没有文字方面的证明,年代久远的人类生活遗址倒是发现了不少,比如三星堆遗址、二里头遗址,可以证明当时有人类在那个地方生活。
但是按照史料记载,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打破了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度,已经发现的遗址中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些。

夏朝的开始始于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如果能发现大禹治水的痕迹,或者证明中国当时处于大洪水时代也是可以作证史料的真实性。
但是目前发现的类似遗址中,如喇家遗址,年代只能追溯到4000年前,这跟史料中记载的夏朝的时间有点出入。
夏朝既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那就应该在中国土地上发现证明的材料,所以,还是努力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进行考古发现吧。
相关的历史研究机构也可以进行全民科普,提倡全民来集体寻找,发现相关痕迹迹象及时反馈,如果夏朝真的存在过, 总有一天会找到证据的。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