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

尤以1877、1878年为最烈，因这两年的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

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

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底层社会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 李提摩太之问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

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

1、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 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

灾情在五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

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

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

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

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

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

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

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

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

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带领他们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愿意在日记里正视“洋人拥有特殊政治地位”这种原因。

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

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

2、山西：李提摩太“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

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

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

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

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

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

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

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

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

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

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

清早，我到了城门。

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挥在一起。

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

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

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终提供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

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

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

3、天灾背后的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 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

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

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

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

到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

如据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

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

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

对于“李提摩太之问”，当年的《申报》，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却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

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惟种植规模略逊山西。

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

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预期的抢大户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达山西时，饥荒已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抢光。

谢家福的“抗夷大业” 回到开篇的问题：一场波及上亿人、覆盖整个北中国、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如山东、河南等地的抢大户)。

但却没有发展出任何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义”的定义，简化为“有政治诉求的针对当局的暴动”，区别于单纯为充饥而针对富人的“抢大户”，那么，这个吊诡的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他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1、“管教压倒慕惟连!” 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

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

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

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

谢认为：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

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

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2、“小孩饿死尚是小事”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

他在1877年5月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写道： “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

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严峻”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

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

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

……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3、“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 有了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动了赈灾行动。

但谢本人不认为自己发起的是赈灾活动。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 “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

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

为了大义，我，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士大夫们的高度赞赏。

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这种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谢的行动，证实了世事尚有可为。

王赓保表示，自己愿意与其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难，谢氏也每每以“抗夷大业”自我鼓励： “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将活动经费高度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

有人曾建议其将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

谢氏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儿童与大人不同。

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有觉悟，愿意为持节而慷慨赴死。

故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救济儿童。

谢在日记中说：对上述决定，自己“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4、士绅“抗夷大业”之成效 在各种不同场合，谢家福反复阐释“敌夷”重于“赈灾”的理念。

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

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辩解，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

随即招来谢氏激烈的驳斥： “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

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

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

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

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

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为便于阅读，对这段日记略做了通俗化处理) 谢家福对洋人之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

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

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

比如，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禨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的阴谋。

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在士绅的鼓动下，部分灾民也怀有强烈的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

比如，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河南亦有灾民不肯接受赈济，还助力当局传播传教士“”之说。

对此，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

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

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

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亦即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

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

河南境内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竟遍贴告白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

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

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让西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与当局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5、消弭“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功不可没” 西方传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之中，自然有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

当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非常良好的影响之后，传教士们决定将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对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

对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对士绅而言，“华夷之防”乃是大义，赈济灾民不过小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场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针对当局的“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不是因为他们的赈灾活动弱化了社会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全面转移了灾区、非灾区士绅们的矛盾指向。

他们取代了朝廷，成为了士绅们眼中的“头号敌人”。

失去了士绅参与的农民暴动，缺乏底层资源整合能力，也无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其结局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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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圈房思琪案”今日开庭，受害女生：为什么他可以那样抓住我们人生？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引爆舆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北京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创始人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文章中21名当事人均为影路的前学生或前员工，她们自述杜英哲曾以面试备考为由，要求其当众换衣服；

在不反锁的浴室洗澡，并中途闯入；

甚至做出触摸胸部、强吻、扒衣服等行为。

在此之前，杜英哲曾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他所创办的影路站台，亦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经调查取证，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杜英哲依法刑事拘留。

杜英哲被刑拘后不久，2022年10月，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据教育部官网，同年12月底全国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包括全面摸排建档，严查无证办学机构；

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依法清退不合规人员；

拓宽线索渠道，严厉打击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规范整治，查处违规培训行为。

如今三年过去，杜英哲涉嫌强奸、猥亵案也迎来了新的进展，4月23日该案一审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近日，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多名受害者，她们控诉杜英哲的行为，也为当年没能保护好自己和其他人而自责。

过去那些经历仍深深困扰她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如此站在顶端，去抓住你的人生？” 被“杜叔”选中 现在回想起那些在“影路站台”几近窒息的时刻，王丹脑海中还会出现一些画面，她看着全黑的大海，天是黑的，海是黑的，黑色的波浪涌来黑色的声音，攫住她的脚踝，顺着小腿贴上来，淹没她。

2013年，17岁的王丹被老家的艺考机构推荐到北京的“影路站台”。

“29倍均值”，王丹记得当时杜英哲向其父母介绍道，意思是别的机构考上1人，影路能考上29人。

彼时影视行业大热，影视艺考热度亦随之飙升，但多数艺考机构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开班机构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授课老师，鲜少和几所名校有直接接触，甚至还有机构直接购买考上学生的合格证来为自己作宣传。

而成立于2002年前后的“影路站台”，已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创始人杜英哲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其本硕都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同时是知名动漫《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

与资历差异同样大的是价格，2万元够在地方机构走完整个艺考全程，在影路只能上20天的单期课程，10万元才可任选一学年机构提供的所有课程，另外找专属艺考顾问还需另收费几万至十几万不等。

“如果花钱能保证更高的录取率，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已经在地方机构缴费过一次的王丹选择花费更高的价钱进入影路。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学生并非花钱报名就能进入影路，需要经人推荐，杜英哲也会去地方艺考机构遴选优质生源。

△2022年影路站台朝阳校区，图源机构账号 只是在王丹看来，杜英哲的形象很难和艺术气质、品味挂钩。

他留给她的印象总是很骄傲，甚至是有些瞧不起人，杜英哲会直接告诉学生，他认识所有的考官，“他的口吻是那种你没有我，你绝对考不上。

” 生于80年代初的杜英哲，彼时年纪并不大，但影路的师生，都叫他“杜叔”。

他是2001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生，杜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在校时就参加了校外多个重要项目，对于大学生而言，其资历和资源已非常丰富，他常以“杜叔”的形象在后辈间张罗组局、介绍写剧本等工作。

那时杜英哲对外塑造的形象是人脉广、路子野、专业强，在招生简章中，影路学生的名校通过率也远超其它机构，王丹回想起，当年面对带着光环的老师和艺考机构，自己同期的学生里，好几人因为没能被选进影路还哭了。

但被选中的“代价”正在悄然发生。

忍，是仅有的选择 孙珠后来这样总结她们这群学生的境遇——十七、八岁的年纪离开家人来到陌生的北京，一同居住在封闭的环境里，终极目标是要考上梦想院校。

怎样才能考上呢？每个学校的标准好像都不一样，解释权在考官，但他们接触不到考官，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认识所有考官”的杜英哲。

孙珠在2011年来到影路，她初中因意外受伤留级，电影陪伴她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北电，“不考上就废了”。

在这里，她最初的感觉是很受鼓励——在高中格格不入的自己在这里被接纳，想法、喜好、个性有了展现窗口。

“但我们本来就觉得，我们读了太多书，看过太多电影，我们跟那些普通的高中生不一样，然后我们来这了，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环境更与众不同呢？” 孙珠报考文学系，练了很多很多故事，但被认为“不够”，不够有个性、有想法。

她开始越来越多写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暴力的故事，写她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我往越来越出格的方向走，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过程中我是一直被鼓励的”。

王丹面临的是另一种挣扎，影路会进行一些暴力性较强的电影的学习，还会让学生写性幻想、情色日记的作业，她也会收到“多谈恋爱丰富经历”的建议。

她感觉这和自己原本的认知系统很不兼容，但是如果不按着来，自己的文章写不好了，那该怪谁？ 让学生们困惑的，除了涉及情色、暴力的专业课内容，还有杜英哲经常做出的不当举动。

王丹记得杜英哲常当面评价人“很土”。

“他摸摸你的头发、搭一下你的肩，你觉得这样接受不了，那你就是不洋气、玩不起。

你和老师说，老师会告诉你‘他一直都这样’。

” 她想她们作为学生分辨不了，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忍受的，或只是“杜叔”的一个正常举动？在一个团体里，不被老师喜欢，“你会感觉羞耻。

他还告诉你，你这样子考不上，那大家都会喜欢跟那个看起来更考得上的孩子玩对吧？” 更令人心惊的是，王丹的室友在考试前一晚被杜英哲叫去突击指导，回来就哭诉被杜英哲骚扰的遭遇。

同学们让她不要再单独见杜英哲，找大家陪着一起去，也安慰她不要让这个事情影响明天的面试。

她们还会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考好明天这场面试。

王丹后来想，比起自我保护意识，当时的她们更希望父母不要失望、不要担心。

如果和杜英哲死磕，考试失去了辅导怎么办？就算考上了被他整怎么办？身边的人都那样簇拥他，她们真的相信他很厉害。

那么，忍是最小代价，也是仅有的选择。

以“白衬衫”之名 第一年落榜后，王丹在第二年还是来了影路。

她解释自己的选择——“第二年会更不想输。

如果没有杜英哲，可能考得好，也可能不好，概率五五开。

但有了杜英哲那些小道消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到了70%。

” 艺考中的第三轮面试环节，是更依赖考官主观评价的环节。

考官每天要面试数百人，留给每位考生的时间很短。

怎么在这个环节里让考官注意到自己？杜英哲会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

第一年，杜英哲提前告诉王丹，面试她的考官喜欢五月天。

这个信息真的有用吗？“它会让你感觉没有边际的主观题，能摸到一点点边了，不一定真会问到，但你突然就会对此有了一些把握，信心大涨。

” △影路朝阳校区“一对一教室”，图源机构官方账号 在所有这些“小道消息”中，“白衬衫”几乎成了一个符号。

王丹称，这指杜英哲告诉过她们，有考官喜欢穿白衬衫的女生，这样显得性感、精神，“然后就有了缠胸这件事。

” 2012年上半年，孙珠进入北电三试，侵犯来的毫无预兆。

面试开始前，杜英哲和妻子陈某叫她去学校对面的影路书店进行“突击指导”。

陈某说她穿的衣服松垮不精神，让她穿自己的白衬衫，但两人身高、体重有着显著差距，孙珠扣不上衬衫扣子，于是陈某建议她去买胶带缠胸。

孙珠从便利店出来，看到杜英哲招呼她，带她来到一个关上门的房间，在那里，杜英哲完成缠胸动作，陈某未再出现。

孙珠原本满是面试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十多年过去了，她仍然记不起当时面试的任何内容。

只记得走出考场去地铁的路上她一直哭，遇见等待的家人询问面试情况，她没憋住，哭诉了一切，却被告知“进这个圈子就应该想好”。

她没再说话。

第二年考试，王丹遭遇类似情境，杜英哲说要给她缠胸的表情那么严肃，好像是在做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她坚持拒绝，杜英哲则说，那你绝对考不上。

她的老师还跑来问她：“你今天是不是得罪杜叔了？他说你没救了，很多信息不会透露给你了。

” 进入考场前，王丹觉得自己完了。

孙珠和王丹最后都没有考上北电。

次年，孙珠回影路做过兼职老师，面试前一晚，有女生发消息给她，称杜英哲要求自己去单独的房间试比基尼，女生趁着有男生进来跑出去了。

但她在北京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影路老师和学生们都住着的酒店。

孙珠当即开车跨越小半个北京，将女生接回家守着她背书，次日又将女生送到学校考试。

孙珠待了一年后离开，她不知道后面的学生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在检方最早出具的起诉书中，杜英哲在2006年至2019年间，涉嫌相继实施7起强奸行为，其中5起因当事人反抗未遂，受害者年龄在17岁至24岁不等。

此外，杜英哲在2012年至2019年，以帮助缠胸、调整衣物、实施惩罚等为由，趁当事人睡觉或强行实施，涉嫌强制猥亵十余名女性，年龄在17岁至22岁不等。

多名受访者、知情人亦叙述，这并不是全部，有些事件因年代久远或发生于私密空间缺乏有力证据难以追责，有些事件则因当事人已开启新生活放弃追责。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的阴暗面见到光” 在曝光杜英哲的那篇文章里，有多名影路的女老师讲述被杜英哲性侵害的经历，也有老师以沉默者的形象出现。

有当事人提到，“一车的老师，让你上车暖和一下之类的，然后（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摸你的手或大腿，当你很恐慌想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就会默默把脸别过去无视这件事。

” 而同样作为老师的杜英哲妻子陈某则更像一名“帮手”，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她们进入被杜英哲骚扰的空间，常是去找陈某，或者以为是被约去他们夫妻同在的地方。

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亦称，杜英哲在影路占绝对强势地位，很多人都和他有分歧，但没人能赢他。

而不仅是授课老师，杜英哲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他的妻子陈某。

王丹记得有一回在集训会上，陈某正在给学生们提意见，杜英哲直接打断她，跟学生说“不要听她的”，陈某退至一旁，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她一直很服从于他。

”也没有人会去和杜英哲较劲，“他脾气太大，忤逆到他的话，会当着学生的面直接骂那些老师。

如果不听他的，就会先丢面子，再丢工作。

” 一名曾在2010年至2013年在影路授课的老师卡夫卡，称自己当时去质问过杜英哲，后者否认，称是女孩“自愿”。

到2018年重返影路任教的那一年，他发现杜英哲甚至是默许这些传闻变形或夸张，以彰显其“被过度吹嘘的能力”。

在卡夫卡看来，杜英哲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能量。

作为共事者，他更头疼杜英哲的强势性格，他们曾在一个编剧工作中和合作者发生冲突，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扇对方巴掌。

有一年因疫情取消艺考，杜英哲狂发文章骂学校。

卡夫卡觉得“他是自己亏几十万也要搞死你”的人。

“他的那些罪恶太久，你见的时间太长，已经麻木了”，这份埋藏的内疚感，让他参与了对杜英哲的曝光。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发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犯罪嫌疑人杜英哲被依法刑事拘留。

那次实名举报事件也引发集体声援，许多师生公开流露自己的内疚，“身份和年龄的变化带来虚伪的治愈感，许多人背负着秘密继续生活下去，直到今日。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那块荒蛮已久的阴暗面见到光。

” △杜英哲道歉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星美是杜英哲被控罪行中最早的一名受害者，她于2005年受当时还是杜英哲女友的陈某邀请，来到他们的出租屋，被杜英哲强行发生性关系，陈某也在场，这让她困于抑郁多年。

那场集体曝光，她也站了出来，自己以为的被迫“背叛”，原来是杜英哲涉嫌犯罪，而这种行为竟在艺考机构的年轻女孩中延续如此久。

后来，星美成为跟进案件进展的几名核心当事人之一。

她告诉记者，最开始提交至检察机关的杜英哲涉嫌的罪名是强奸罪和侮辱罪，后变至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

此外，杜英哲的妻子陈某在杜英哲案中是核心证人之一，其本人目前未被追诉。

星美称，杜英哲对于检方指控的内容一直不认可。

4月23日，案件将开庭审理。

（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老人想把房产留给独生女，为什么还要立遗嘱？

“立完遗嘱后，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日前，年过六旬的邓女士（化姓）前往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广州荔湾分库订立遗嘱，将名下唯一的房产定向传承给独生女儿，确保财产仅归女儿个人所有、与配偶无关。

老人只有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立遗嘱？一纸遗嘱，是老人防范未来财产分割风险的未雨绸缪，藏着沉甸甸的“母爱保障”。

独生子女不一定能自然继承全部财产 邓女士早年丧偶，独自一人将独生女抚养成人。

她名下唯一的房产，是早年通过单位福利分房购置的房改房。

这套房子，也是她的全部身家。

如今，女儿已经结婚生子，女婿是外地人，在广州没有房产，平时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随着自己年岁渐长，邓女士心里放不下一件事：万一将来女儿的婚姻出现变故，女儿会不会因为财产问题受委屈、失掉底气？ “像邓女士这样因担忧子女婚姻风险而提前订立遗嘱的父母，在中华遗嘱库并不少见。

”中华遗嘱库广州荔湾分库项目志愿者蒋懿杰介绍，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近三年来，因关注婚姻风险、隔代继承等问题咨询遗嘱业务的人群占比持续上升。

为避免法定继承中可能出现的财产分流问题，邓女士来到广州荔湾分库，提前订立遗嘱，明确将房产定向传承给女儿，从法律层面为女儿筑牢婚姻中的财产安全防线。

很多父母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孩子，百年之后财产自然会全部归孩子所有，没必要专门立遗嘱。

对此，蒋懿杰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蒋懿杰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这意味着，如果父母没有立遗嘱，或者遗嘱中没有特别注明，那么独生女在婚姻存续期间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就会成为她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将来婚姻出现变故，这笔财产在离婚时很可能会被分割，配偶有权主张分割其中一半的份额。

“因此，邓女士的担忧并非多余。

”蒋懿杰说，她女儿继承房产后，如果没有特别的法律安排，这套房子就可能面临被分割的风险。

遗嘱须明确写出“指定继承”条款 不少人关心，在立遗嘱时，如何确保财产只归子女个人所有？ 蒋懿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赋予了公民通过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的权利，可以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

更关键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遗嘱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以确保法律效力。

”蒋懿杰说，建议通过专业机构订立遗嘱，不仅能够确保遗嘱形式合法有效，还能在登记保管、继承执行等方面提供持续的服务保障。

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而言，如何做好财产传承？蒋懿杰建议，尽早规划，不要觉得遗嘱是“身后事”就拖延，趁自己身体健康、意识清晰时订立遗嘱，是最稳妥的做法。

此外，遗嘱中必须明确写出“指定继承”的条款，否则子女继承的财产仍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要选择专业机构协助，确保遗嘱形式合法、内容清晰、保管安全。

遗嘱订立后，如果家庭或财产状况发生变化，也需要及时更新遗嘱。

“财产传承不只是一纸法律文书，更是父母对子女的牵挂和长远的守护。

”蒋懿杰说，提前用法律工具做好安排，既能让父母心安，也能让子女在面对人生风雨时有坚实的底气。

南方+记者 汪祥波 通讯员 周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