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重点介绍中国现任十大院士中的一些杰
导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科技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工作和成就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国家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重点介绍中国现任十大院士中的一些杰出代表,包括李兰娟、刘中民、安芷生、赵梓森、徐至展、王大中、李德仁、汪品先和葛昌纯。
他们的生平、主要成就和荣誉将在以下内容中得以详细展开。
李兰娟:抗击传染病的女科学家
李兰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生于1946年。
她是中国病毒学领域的杰出代表,尤其以在传染病防控领域的研究而著名。
李兰娟曾多次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主持研制的重要抗击传染病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中民:电力工程领域的杰出专家

刘中民,生于1943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力工程领域的杰出专家。
他在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系统规划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刘中民的研究工作为中国电力工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安芷生:国际海洋研究的先驱
安芷生,1945年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海洋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
他在海洋学、海洋资源开发等领域的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海洋事业。
安芷生是中国海洋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
赵梓森:卫星导航领域的奠基人
赵梓森,1942年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卫星导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和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赵梓森的工作使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为国家安全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徐至展: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杰出学者
徐至展,生于1941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杰出学者。
他在新材料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是在高性能材料和工程应用领域。
徐至展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事业的发展。
王大中:光学与激光技术领域的先驱
王大中,生于1940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光学与激光技术领域的先驱。
他在光电子学、激光技术应用等领域的研究为中国的光电子工程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王大中的研究工作使中国在光学与激光技术方面走在了国际前沿。
李德仁:核工程与核技术领域的专家
李德仁,1943年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工程与核技术领域的专家。
他在核反应堆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核工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
李德仁的工作对于中国核能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汪品先: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杰出科学家
汪品先,1941年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杰出科学家。
他在通信系统工程、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研究为中国信息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
汪品先的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葛昌纯:机械工程领域的杰出工程师
葛昌纯,生于1943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工程领域的杰出工程师。
他在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力学等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葛昌纯的工作对于中国机械工程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总结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科技事业的重要支柱,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杰出贡献使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院士的生平、主要成就和荣誉代表着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程,他们的工作将继续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繁荣做出不懈努力。
到2010年,中国已成为耐克利润最丰厚的市场之一,成为其他试图在中国市场获利的美国公司的榜样。
但如今,耐克的中国业务正举步维艰。
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12日刊文表示,耐克公司的在华经历,讲述了一家美国巨头如何深陷中国竞争激烈的消费市场并失利的警示故事。
耐克前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耐克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一个核心问题——美国产品不再那么酷了。
该员工说,中国本土品牌快速发展,已经能够媲美美国产品的品质和品牌声望,而耐克未能及时认识到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改变。
“在华受挫的美企,不止耐克一家” 尽管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蓬勃发展,但过去三个季度,耐克在中国的营收比五年前同期下降了28%。
耐克已经撤换了其在中国长期任职的领导层,裁掉了其他高层员工,并承认在中国面临“结构性”挑战。
中国业务目前是耐克全球运营中表现最差的部分。
耐克高管们最近告诉投资者,在截至5月31日的季度中,该公司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营收可能同比下降约20%。
这一预测将耐克的股价推至十多年来的最低点。
该公司随后表示将裁员约1400人。
这一数字约占其员工总数的2%。
耐克在上海的旗舰店耐克官网 耐克只是众多在中国陷入困境的美国品牌之一。
随着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品牌崛起,许多消费者对美国产品失去了兴趣。
许多美国公司正努力在一个曾被认为对其未来至关重要的国家挣扎求生。
星巴克曾被认为在中国传播了咖啡文化,在经历了与本土咖啡供应商多年的激烈竞争后,于今年4月出售了其中国业务的多数股权。
美国汽车品牌遭受了来自中国车企的重创。
加州服装品牌Guess曾在中国拥有150多家门店,今年3月关闭了所有在华门店。
“归根结底,美国产品不酷了” 近年来,在运动品牌领域,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迅速。
安踏和李宁等中国品牌一直在以更低的价格提供高端跑鞋和其他装备,且产品开发周期很快。
耐克一直在推行“属于中国、为中国服务”的原则,期待重返赛场。
耐克首席执行官埃利奥特·希尔去年12月告诉投资者:“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但尚未达到推动更广泛变革所需的水平或速度。
” 一些前员工表示,耐克一直难以拿出让中国市场印象深刻的产品。
一名居住在上海的27岁篮球爱好者表示,如今耐克的设计感觉“平淡无奇”。
他曾在青少年时期省吃俭用购买耐克鞋,但在大学时爱上了李宁“韦德之道”系列。
他说:“本土品牌自然而然地填补了空白。
” 李宁“韦德之道”系列李宁官店图 据耐克前员工和市场分析师称,在中国,耐克迟迟未能采用一些当地流行的销售策略,直到2024年才在抖音平台上开设旗舰店,这比中国竞争对手晚了几年。
此外,价格,也是耐克难以与本土品牌竞争的难点之一。
耐克的许多鞋子在别处制造,并进口到中国,增加了成本。
其顶级跑鞋过于昂贵,而更基础的款式难以与其他高品质中国品牌运动鞋竞争。
在最近遭遇挫折之前,耐克被视为如何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销售美国产品的大师级范例。
2019年,耐克报告称,其在中国的营收连续第20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2021年,耐克的在华经营状况,急转直下。
当时,耐克等国际大牌拒用新疆棉,激怒了中国消费者。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年轻人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迷恋篮球和NBA,转向瑜伽和徒步旅行等较新型运动,而耐克在这些领域的根基较浅。
耐克还没放弃 报道提到,2024年初,耐克的中国销售额出现回升。
这让耐克高层以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几个月后,耐克再次受挫。
在一则耐克配合当年巴黎奥运会发布的广告中,出现了一名亚洲女性乒乓球运动员舔球拍的画面。
许多消费者认为,这是对中国运动员的一种侮辱。
同年10月,耐克前CEO离职,新任CEO承诺恢复以体育和创新为核心的业务。
耐克前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有注意到新产品开发有任何实质性的加速,设计决策仍然主要来自美国总部。
耐克发言人对此提出异议,称该公司在上海建立了运动研究实验室。
但显然,耐克面临的一个持续的挑战在于,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本土设计而非外国产品。
这种文化自豪感的趋势被称为“国潮”。
报道举例说,耐克“宿敌”阿迪达斯也经历了挫败,但仍在中国推出了爆款产品,例如将品牌经典条纹图案与中国传统剪裁相结合的新中式夹克。
其他西方品牌,如服装公司Lululemon和On,分别凭借基于瑜伽和跑步的品牌定位蓬勃发展。
阿迪达斯新中式系列社交媒体 一些前员工表示,如果耐克能针对小众受众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仍有希望在中国重新获得吸引力。
其他人则担心,来自小众品牌的新竞争以及中国消费者对美国品牌兴趣的减弱,仍将是巨大挑战。
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洛朗·瓦西莱斯库表示,耐克“需要中国业务,但中国业务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 耐克坚称,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今年3月,耐克CEO贺雁峰(Elliott Hill)表示:“这需要时间。
但我们仍然相信,为中国14亿潜在运动人士服务是体育界最强大的机遇之一。
”
殊不知,我们的祖先十分热爱观星,并早已建立了一套恢宏又务实的中国星座体系,写下中国版的“宇宙说明书”。
观星象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事,图为北京古观象台。
观星:并不浪漫的生存刚需 在中国星座的体系中,“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共同构成了独属于东方的宇宙图景。
三垣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四象指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每象各分七段,称为“宿”,共有二十八宿。
每宿又包含若干颗恒星。
中国人的观星历史十分悠久。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发现,墓主的身旁有两组用洁白蚌壳摆出的图案:左侧是昂首腾飞的苍龙,右侧是威风凛凛的白虎,北侧则用人骨摆出北斗七星的形状。
经考证,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天象示意图,也是四象体系的雏形。
这一发现把中国观星史的序幕推至距今约65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证明那个时候的古人可能就已经开始系统观测星空,并将星象与生活、信仰结合。
那为什么古人这么早就开始观星了呢? 在现代社会,人们有精确的钟表与卫星计时、指路。
抬头看星,多是为了感受夜空的静谧与浪漫。
但对于古人,观星可从来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更多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刚需”。
《尚书·尧典》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庄稼一年的收成好不好,最重要的就是要顺应天时:春天播种、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休养,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违背季节规律。
适合播种的日子就那么几天,如果错过了,很可能一年都会颗粒无收。
可古人没有精准的日历,如何判断季节更迭?为了搞明白季节与农时,他们只能将目光投向苍穹,从日月星辰的流转中寻找规律。
古人很早就发现,不管是行星还是恒星,在天上行走的轨迹都有固定的规律,不同季节的黄昏,南方天空正中的星宿各不相同,星辰的升起与落下,就像一座天然的“四季时钟”。
通过判断星星的运动轨迹,结合经年观察的雨水物候规律,就能精准预报农时与气候。
除了定四季,观星还承担着“定方位”的重要功能。
上古时期,人们出行、迁徙,没有指南针,北斗七星便是最可靠的导航仪——北斗七星始终围绕北极星旋转,斗柄指东,天下皆春;
斗柄指南,天下皆夏;
斗柄指西,天下皆秋;
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离家的游子们依靠斗柄与季节的关系,可以准确地判定方向。
这就是中国观星史最初的发展起源。
随着文明的发展,观星的功能也在逐渐延伸,人们赋予星星更多的职能,从单纯的指导农耕,扩展到规范社会秩序、预测吉凶祸福等。
古人认为,星空是人间的映照,天帝居于星空之中,星辰的明暗、运行的轨迹,都与人间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息息相关。
因此,观星成为皇室专属的权力,朝廷专门设立机构,负责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占卜国运,而普通百姓也将星象与日常起居、婚丧嫁娶、出行求财绑定,让观星融入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中国的观星史,本质是一部人类生存的经验史。
每一颗星辰都承载着古人对宇宙的认知、对生活的敬畏,可以说古人把整片星空当成了指导自身生活的“宇宙说明书”。
三垣:九天之上的“星空社会” 古人认为,星空是人间的映照。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自称“天子”,即自己是天帝的儿子,受天帝的指派来人间统治臣民。
那天帝是谁?又在哪里居住? 在古人眼中,他们所看见的北半球星空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按照人间社会的秩序,拥有一套完整的“星空社会”,这个“星空社会”的核心中枢被命名为“三垣”。
垣,墙垣也,三垣不是零散的星宿组合,而是一个完整的,涵盖了帝王、后宫、朝臣、市井、百姓,映照着人间都城的星座体系,每一“垣”,都对应着人间的一个重要场景。
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三者环绕北天极(一个相对不动的区域),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星座的核心区域。
古人将北天极视为“天帝居所”,因为北天极看起来始终静止不动,而其他星辰都围绕着它旋转,就像人间的帝王居于都城之中,统领天下。
位于北天极正中央的紫微垣,就是天帝的居所,是三垣之中地位最高的垣区,对应着人间的皇宫。
“紫微”二字,寓意着尊贵、神圣,人间皇帝所住的皇宫被称作“紫禁城”,其中这个“紫”字,即来源于紫微垣,“禁”则指皇家禁地。
紫微垣里面的每一颗星辰,都对应着皇宫中的帝王、后妃、侍从、百官等,其中最中央的一颗,便是“帝星”,即当时的北极星。
它居于紫微垣的正中央,其他星辰环绕周围,如同群臣簇拥帝王。
有“帝”,就有“臣”,也要有他们处理政事的地方。
在紫微垣的南方,便是太微垣,是天庭百官理政、制定法度的地方。
太微垣中有“三公”“九卿”“诸侯”等各类星官,象征着朝廷的各级官员。
太微垣的东南方有天市垣,对应着人间的市井集市,是百姓生活、商贸交易的地方。
为了保障天帝的生活和统治,在三垣之中,军队、车辇、仪仗应有尽有,甚至把厕所也搬上了天空,就在西方星座“天兔座”的区域,由4颗星星构成。
为了让神仙们“安心如厕”,还贴心地在旁边设立了由两颗星星组成的屏风。
现存于苏州文庙的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刻于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是世界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大型石刻星图。
这幅星图直径1.16米,刻有1440颗星,以北极星为中心,清晰标注了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界限与星官名称,外围环绕二十八宿与四象分区,还标注了赤道、黄道与州郡分野,其科学精度之高,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巅峰成就。
三垣的划分,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星空的精准观测,更体现了他们的社会秩序观。
古人用一个与人间息息相关的“镜像世界”,延伸了华夏文明的维度与广度。
南宋时期的石刻天文图 四象:人间的“四季预言家” 过了正月,大家都知道一个叫作“龙抬头”的日子。
人们选在这个日子理发,让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可为什么叫作”龙抬头”?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个“龙抬头”的龙,其实说的是中国星座体系中“四象”之首、“掌管”东方的苍龙星座。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黄道带(黄道南北两侧各延伸一定宽度的环形区域)分为四段,太阳运行到哪一段,就意味着哪个季节的来临。
古代天文学家又结合远古时期华夏四方各民族的图腾崇拜,逐渐演变成苍龙、朱雀、白虎、玄武的四象理念,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每年农历二月初的黎明时分,东方苍龙中的七宿之首——角宿(也称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缓缓升起,好似“苍龙”抬头。
于是,人们便把“二月二”称为“龙抬头”。
古人认为,龙是掌管雨水的神兽,苍龙抬头,意味着春雨将至,万物复苏,播种的好时节就要到了。
古人利用黄昏出现在正南天空的显著星象来预报四季,所谓“四仲中星”。
《尧典》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这里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对应的是现在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这一记录是中国古代观象授时传统的重要体现。
《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的是苍龙星座中的一颗重要星星——大火星的运行规律:每年农历七月,大火星会从西方地平线慢慢西沉,这时即便天气还很炎热,暑气也会很快消退,需要准备御寒的衣物了。
人们通过不同星座的升起与落下,可以不依靠温度就能精确预报季节。
可以说,四象是人间的“四季预言家”。
它们的轮转,十分科学地预示着四季的更迭,是古人观星定季的核心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就像北极星经过数千年已发生偏移一样,现代星宿与季节的关系也不再完全和古书一一对应了。
四象二十八星宿示意图 二十八星宿:日月巡天的“里程驿站” 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的彩绘二十八星宿图衣箱。
三垣代表三种场所,四象代表四个方位,那二十八星宿又从何而来?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月球在天空中的运行规律:大约每二十八天(实际为27.3天),月亮就会回到空中的同一个区域,即恒星月周期。
于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分布在四象之中,每象七宿。
每一天,月亮都会走过一“宿”,每一“宿”就像月亮巡天的一处“夜宿驿站”。
同时,古代天文学家也依靠二十八宿将天空进行了更加细致地划分,使天空的刻度更加精确,太阳及其他行星也开始依托于此刻度进行记录。
二十八宿使古人制定历法、观测日月和五星运行有了核心标尺。
通过观测二十八宿与重要行星的相对位置关系,可以辅助矫正农历历法,确定节气物候在每一年的精确时间,指导农耕生产。
从历史脉络来看,二十八宿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观测与完善过程: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与二十八宿相关的星象雏形。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个战国时期的二十八宿图衣箱,箱盖中央写有巨大的“斗”字(代表北斗),周围环绕完整的二十八宿名称,两侧绘有苍龙、白虎。
这件实物证明了当时四象与二十八宿体系已基本成熟,这比西方黄道十二宫的定型时间更早,是中国古人独立观测、总结出的天文成果。
看似“玄学”的星象,背后是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的精准把握。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天上紫微垣,地下紫禁城(故宫)。
“明星”演变 从战神到“和事佬”的太白金星 在中国古典神话里,“太白”即太白金星,大概是最“忙碌”的星官之一。
提起他,人们最熟悉的就是《西游记》中仙风道骨的形象,他仿佛生来就没什么脾气,一会儿哄哄玉帝,一会儿哄哄大圣,善于“和稀泥”。
但其实,他最初可不是这个形象。
古人把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合称“七曜”。
“太白”在七曜之中是仅次于“日”“月”的亮星,是夜空中最耀眼的“明星”。
太白金星的“太”指极大,“白”指其银白色的光芒。
太白金星因其亮度高、位置特殊,一直被古人赋予极高的象征意义。
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里曾说:“杀失者,罚出太白。
”意思是如果杀戮或刑罚的政令失当,上天的惩罚征兆就会出现在太白金星。
此时的太白金星还是一个“大将军”的形象,掌管杀戮、刑罚和兵事。
魏晋南北朝后,道教兴起,太白金星的形象开始被神化,成为“五德星君”之一,形象还时男时女,到明清才固定为童颜鹤发的白胡子老翁。
创作于明代的《西游记》将当时的“太白金星”形象进行艺术升华,使一位“战神”彻底变成了“天庭和事佬”。
名句解析 “参”“商”永不见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名句。
要理解这句话,就要了解古人观测到的一种天文现象。
“参与商”,指参星与商星。
二者均是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中的重要星辰。
参星,即参宿,隶属于西方白虎七宿,是冬季夜空最耀眼的星座;
商星,即心宿,隶属于东方苍龙七宿,是夏季夜空的标志性星座。
《左传·昭公元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古时期,帝喾(音kù)有两个儿子,由于俩儿子每日口角不断,帝喾只好将一个派往河南的商丘一带,一个派往山西的大夏一带。
距离遥远交通不便,两人相见甚难,干戈自然消失。
这两地在分野之中正好对应参商二星,而参星与商星的运行轨迹是完全错开的:当参星闪耀时,商星早已沉入地平线以下;
当商星高悬时,参星却隐匿不见。
二者始终此升彼落,从未同时出现,使“参商”逐渐成为“永不相见”的代名词。
西方对这两颗星星也有相似的解读。
在西方神话中,天后赫拉派毒蝎子将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奥赖温蜇死,奥赖温在毒发前打死了蝎子,当两者同时升上天界后,因水火不容,宙斯只能将二者分在天空两端,即冬夜的猎户座和夏夜的天蝎座。
这两个星座,正好对应着中国星空的参宿与商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