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物和于阗国有什么关系？于阗国国王为什么姓李
自此，敦煌
【菜科解读】
自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
然而，这4万余件文物是从何而来的呢? 学界有一种推测大约是这样的：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
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
还有一种推测是这样的：咸平五年(1002年)，敦煌的执政者曹延禄的族侄曹宗寿发动兵变，曹延禄自杀，四年之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灭掉信奉佛教的于阗国，自杀身亡，自此西域大部分为伊斯兰教统治。
可能是担心喀喇汗国东进，据说曹宗寿把大批经卷运至莫高窟封存，这也是藏经洞来源的推测之一，还有一种推测是藏经洞封存的都是作废的经卷，大约也是发生在曹宗寿执政时期。
很明显地，不管是谁把经藏了起来，都无法脱离佛教传入中国的首站——于阗，而建立于阗国或者是城邦的尉迟家族，自公元前232年开始至公元1006年结束，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控制着于阗政权并与中原王朝以及敦煌保持了密切的往来。
也正是这个原因，于阗王朝被称作王朝、华夏孤忠，因为它的存在，伊斯兰教一直没有办法在新疆得到广泛的传播。
据研究，尉迟本不是姓氏，而是最初的于阗国名前的头衔，其意是征服者、胜利者，自第三代于阗王起，用这一头衔作为姓氏。
912年，尉迟僧乌波继位为于阗王，他自称“唐之宗属”，并以国氏为姓。
这位于阗国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圣天，公元912-966年在位，自他以李氏为，于阗政权就被人们称为“李氏王朝”。
然而，尉迟僧乌波为什么要给自己取汉名“李圣天”呢?这中间主要有两个历史渊源：一、天宝年间，于阗王尉迟胜入唐，唐玄宗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
起兵叛乱，尉迟胜自率兵赴中原之难，乱平后，终老长安。
即于阗王是唐朝的女婿。
二、在更早的时候，即尉迟家族建立于阗政权之初，其居民有一部分来源为华夏移民，这就是说，于阗原住民虽为种的一支，使用属于印欧语系的方言和阗语，但他们身上的血缘非常浓厚，汉化程度也非常高，是第一个得到丝绸外传的西域政权，也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
李圣天是一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人，他继位时，由于于阗久陷，又因中原唐末五代战乱，造成于阗同内地交通断绝。
当时的他并不知唐朝灭亡，却按照中原朝廷的惯例，采用了内地通行的年号。
同时，行政建制和职官制度也处处模仿唐朝，地坚持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认为于阗是中央政府下属的地权。
虽然与中原朝廷联系不上，李圣天却很快与沙州(敦煌)政权接上关系。
其时，张议潮举兵打败吐蕃在敦煌建立政权，受到于阗的支持和拥戴。
李圣天自称“大于阗汉天子”，称沙州张氏为舅，从此双方交往十分频繁。
后来，沙州张氏政权后继者争权夺利，，终于在贞明六年(920)，沙州实权旁落长史曹议金手中。
统治敦煌期间，和于阗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地使者、僧侣来往不断。
曹议金(张议潮外孙婿)把次女嫁给于阗王李圣天为后，李圣天第三女又嫁给曹议金之孙曹延禄为妻。
双方由此又多出了一份“亲情”的血缘。
正是这个原因，在敦煌莫高窟不仅有李圣天画像，还有“大朝(唐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天皇后曹氏”像，以及“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像。
一个西域国王的形象就这样被存留在了敦煌，他就是在莫高窟98窟中。
李圣天画像头戴王冠，一身宽衣博带、雍容华贵的汉地装束，旁边的题记是“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这里的“大朝”也是李圣天对唐朝的称呼。
960年，建立了北宋王朝后，一直渴望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于阗王李圣天，闻之、不胜欣喜。
立即派使前往开封，向表示祝贺和归属之意，并进贡了玉圭、玉匣、玉枕等物。
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来往频繁。
李圣天还派其子多次赴朝，贡献方物，沟通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宋建隆三年(962年)，喀喇汗王朝向于阗发动宗教圣战兼侵略战争，为了取得中央政府和沙州政权的支持，李氏王朝的使者不断往来于开封、敦煌和于阗之间。
于阗国的三位太子也分赴沙州和开封，求得支援。
然而，政府因内部事务纷扰，没能从军事上给于阗国予授助。
面对如此形势，李圣天和他的儿子李从德太自奉中国守臣，在兵力远远逊于喀喇汗王朝的情况下，却把它打得。
《》记载：开宝四年(971年)，“其国(于阗)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
这时候，在位55年的李圣天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儿孙们依旧保持了与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
他的儿子尉迟苏拉给自己取名李从德，依然心向中原，做着西部边陲的守护者。
于阗之所以要向宋朝报告战况并进贡大象，一方面是地方政权向中央政府应有的例行公事，另一方面是对宋朝在战争期间给予于阗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感谢。
。
此战后的20多年里，于阗和喀喇汗王朝的战争进入了拉锯状态，很快，战争已几乎耗尽了于阗的所有国力，直至1006年喀喇汗王朝攻陷和阗城。
随着阗王国的灭亡，伊斯兰教很快在新疆取得了统治性地位。
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敦煌的僧人们才将经卷藏了起来，被尘封了一千多年。
虽说，藏经洞被发现后只有几年工夫，一批批、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以及各种文字的手写本，均流失到了海外，但是，文物可以被盗，历史却永远在那儿，无论如何于阗人都站在中国敦煌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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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是如何偷走敦煌壁画的？敦煌的文物都还回来了吗
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开展猎获和征集藏品之旅。
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的胡须，一副的做派。
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
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家族。
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的皇家总督。
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签署过《美国》《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
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
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后，玩赛船，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
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堂兄的女儿。
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
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
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
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
在那里，俩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
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
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俩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
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代用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
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
随后，探险队向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
他们享受了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
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
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
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
“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墓。
”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中国漫长古老的道路》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有大有小，有远有近。
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
”(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出土了两千年前的军阵。
) “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
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遇险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十分混乱。
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
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
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
”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
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
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
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
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
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
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
阁下在睡觉。
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
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
”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
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
“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
”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
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
奥莱尔·爵士确认，那里就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
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
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
1226年，党项人臣服于蒙古人。
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军队通过筑坝使河流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
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
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
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
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
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
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
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
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
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
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
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
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
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
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
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
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
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
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分手。
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盗取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
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普通人。
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
”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
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
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
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
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
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
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
”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
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
“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
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彩绘观音像。
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
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
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
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
“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倍感温暖。
”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
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
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
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
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
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
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
在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
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
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
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的一些污言秽语。
”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
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
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
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
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
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
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
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
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
”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
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
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
”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
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
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
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
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
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
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
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
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
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
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
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
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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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在敦煌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偷盗敦煌文物
于是他决定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察活动，目的地仍是敦煌，主要是为了更多更好地揭取壁画和搬走彩塑。
于是着手组建第二次考察团，考察团成员由6人组成：、杰恩、丹尼尔·汤普森(负责剥离壁画)、阿兰·普列斯特、霍拉斯·史汀生(负责测绘)、查理德·斯达尔(负责摄影)，组成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名为考察团的偷盗团伙，主要是针对285窟，准备将此洞窟全部搬到美国。
由于华尔纳第二次考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中国寻找一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校，选中了北京大学，虽然这种合作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和排外情绪而搁浅，但是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作为中国专家随队西行。
陈先生的西行虽然表面上是为考察队解决一些古文和语言困难，实际上主要是阻止华尔纳盗劫我国文物，给考察团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有效地保护了祖国的文物，也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沿途所发生的事均记于他后来的个人日记《西行日记》中。
是1925年2月16日离开北京的，5月19日到达敦煌，在和县政府接洽的过程中被拒绝了考察千佛洞的要求，因为华尔纳第一次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他们也向王道士责问此事，并使得王道士不得不靠装疯卖傻地过日子。
经过一翻商讨，最后给考察团一系限制与规定： 1、考察团成员不准住宿千佛洞; 2、考察团的成员参观千佛洞要由当地派出的人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回县城; 3、不准破坏壁画及其它一切文物。
不仅如此，当地老百姓组织了一队人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时时有发生武力的可能性，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也不得不草草结束考察活动，只活动了3天便于5月23日离开敦煌。
之后又去了安西榆林窟，在那里偷拍了一些照片，1938年发表专著《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壁画研究》。
当时由于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北京大学最终决定不与哈佛大学合作，并电令陈万里与考察团决裂，提前返校。
美国一方也考虑到中国国内的形势，电报要求华尔纳一行结束活动回国，于是华乐纳不得不解散考察团，中止考察活动，于同年8月返回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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