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有着怎么样的政治制度？他们是如何对待汉人和本族人的
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
【菜科解读】
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
但只有上京和开封是首都，其他均是。
至辽宋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
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
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一国两制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
并且改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
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的官制。
官有实授、遥授之分。
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
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
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
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
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
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
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穆宗尤甚。
捺钵制度 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
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
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
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
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
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
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
正如《》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
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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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有哪些？他有着怎么样的创作风格
卫国战争开始不久所创作的第七交响曲以强烈对立的音乐形象，表现了苏联人民与法西斯的搏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他曾用常规的艺术手段表现革命和建设的新题材，音乐明亮、清新，受到了普遍赞扬。
1957、1962年先后因《第十交响曲》和《第十三交响曲》的问世而引起过争论，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第一书记;曾任苏联第6～9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年获艺术科学博士学位。
共创作约150部作品，代表作品有：第一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第十交响曲、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第十三交响曲;清唱剧《森林之歌》、康塔塔《阳光照耀着我们祖国》;无伴奏合唱《十首诗》;声乐套曲《犹太民间诗选》;歌剧《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即《姆钦斯克县的白夫人》);管弦乐《节日序曲》;轻歌剧《莫斯科的李花村》;钢琴五重奏及大量电影音乐等。
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1954)，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6)，还曾经被授予苏联国家奖章(1941、1942、1946、1950、1952、1968)，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奖(1974)，西贝柳斯奖以及国际和平奖(1954);此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学和科学院都曾授予他荣誉称号。
探索时期 20年代 后半期～30年代初，是肖斯塔科维奇在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上进行紧张探索的时期。
他广泛借鉴俄国和西方现代音乐流派的艺术经验，写出了各种体裁的作品。
他试图以新风格、新技法表现革命变革的新主题。
《第二交响曲》(《献给十月》，1927)、《第三交响曲》(《五一》，1931)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前者采用了线条对位(13个独立声部的喧嚣结合)，试图表现人民大众从黑暗、愚昧走向觉醒、斗争、胜利的历程;后者试图描写街头、广场群众集会的情景。
但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主观的创作意图与客观艺术效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1927～1932年间，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大量的戏剧音乐：两部歌剧、两部舞剧、五部话剧配乐以及四部电影音乐。
在一些作品中，他一向热衷的讽刺性、怪诞性题材和风格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的第1部歌剧《鼻子》(1927～1928)以怪诞的手法再现了H.B.果戈理原著的幻想形象，对趾高气扬而又心灵空虚丑恶的旧俄官员加以讽刺。
当时苏联舆论对此歌剧毁多于誉，它在首演后即湮没无闻，30多年后(1970)才重新上演得到肯定。
舞剧《》(1927～1930)和《螺丝钉》(1930～1931)，都是通过芭蕾反映当代生活的尝试。
后者也是突出漫画式笔法，勾勒出现实中各式反面人物的脸谱。
他的某些电影音乐也对的小市民庸俗趣味进行了。
1930～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根据俄国作家H.C.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说写作了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又名《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这是标志肖斯塔科维奇艺术上臻于成熟的作品之一。
剧情描写一个商人的妻子出于对爱情自由的追求而杀人犯罪、并惨遭毁灭的故事。
作者称这部歌剧为“讽刺悲剧”，他企图把自己创作中两个重要的方面──悲剧性和揭露性讽刺熔于一炉。
歌剧于1934年1月在列宁格勒首演，并随即在欧美许多剧院上演。
1936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混乱代替音乐》的专论，全盘否定了这部作品，致使歌剧辍演20余载，直至1963年才再度与观众见面。
1936年2月6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舞剧的虚伪》，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芭蕾舞剧《清澈的小溪》(1934)加以否定。
这是一部轻松愉快的性音乐作品，作者创作企图是“寻求观众和演员都喜闻乐见、简洁明了的语言”。
《真理报》的一再指责使肖斯塔科维奇从此不再从事歌剧和舞剧音乐的写作。
肖斯塔科维奇在30年代的器乐创作以三部交响曲最为重要。
《第四交响曲》(1935～1936)是他的第一部哲理性悲剧交响曲，表明他的交响创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由于社会气氛的严峻，作者不得不取消这部作品的公演，它的首次演出是25年后举行的。
《第五交响曲》(1937)也是一部哲理性悲剧交响曲，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比《第四交响曲》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魅力。
《第六交响曲》(1939)的构思是从悲哀的思考与回忆过渡到生活的欢乐，但它的艺术成就并未立即得到承认。
肖斯塔科维奇还写了另一些器乐作品。
如《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1932～1933)、《第一钢琴协奏曲》(1933)、《第一弦乐四重奏》(《春天》，1938)等。
这几部作品的风格与他的歌剧、交响乐迥然不同，而与他的舞剧音乐属于同一格调。
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是《钢琴五重奏》(1940)，这是他唯一的一部规模宏大、感情和谐、不包含悲剧性冲突的器乐作品。
卫国战争时期 肖斯塔科维奇 在卫国战争期间的重要作品是两部交响曲。
《第七交响曲》(1941)是在战争爆发后约一个月开始写作的，仅用三个多月便完成，大部分总谱是在战火纷飞的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写出的，它是题献给这座英雄城的。
这部交响曲是第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大型作品，是交响乐迅速反映重大社会事件的突出范例，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的抗敌意志。
它的形象、内容既反映卫国战争这一特定事件，明确而具体;同时又超越了此一特定事件的范围，对光明、理性与黑暗、野蛮的斗争作了高度概括。
《第八交响曲》(1943)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悲剧交响乐。
作者说他“试图表现人民的体验，反映战争的可怖悲剧”。
它立即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但苏联音乐界对它相当冷淡，多年后这部交响曲才被承认。
战后20年 战后，他的第一部大型作品是《第九交响曲》(1945)。
与一般人的期望相反，它并不是一部欢庆胜利的凯旋交响曲，而是具有古典主义的和抒情喜剧的色彩，其中也包含了若干悼念的篇页。
完成于1947～1948年间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内容比较深刻，演技艰深，但未能立即得到公演。
1948年1月联共(布)中央发起对苏联作曲家中所谓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使这部作品的首演推迟了七年。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肖斯塔科维奇又首当其冲。
他的第六、第八、第九交响曲都被称为“形式主义作品”，并从演出曲目中消失。
从1948年起，肖斯塔科维奇写作了大量的声乐作品。
在音乐语言和风格方面，仍然突出了他一向固有的深刻性与平易性并存的特点。
最突出的是清唱剧《森林之歌》(1949)表现了苏联人民改造大自然的宏伟事业，歌曲形式与其他声乐形式相穿插，雄伟性与抒情性相结合，是一部不同于以往同类体裁的新型清唱剧。
其他如无伴奏混声合唱套曲《十首诗》(以革命诗人的诗为词、以革命歌曲的音调为基础)、管弦乐《节日序曲》(1954)《第二钢琴协奏曲》(1957)，以及电影音乐如《易北河会师》(1948)、《攻克柏林》(1949)、《难忘的1919年》(1951)、《牛虻》(1955)等也都属于平易性作品。
肖斯塔科维奇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体裁仍是交响乐。
《第十交响曲》(1953)继续了由《第四交响曲》发端的哲理悲剧交响曲的路线。
作者指出，反侵略和反暴政的苏维埃人道主义是它的基本主题。
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曾在苏联音乐界引起尖锐的分歧。
之后，肖斯塔科维奇转向了另一种类型和题材的交响乐──革命史诗型标题交响乐。
《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1957);合唱套曲──《十首诗》一脉相承，描写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历史画面。
作者首次在自己的交响曲中大量引用外来旋律，把广泛流传的几首革命歌曲运用在各乐章中，以加强时代的真实感和形象联想的明确性。
《第十二交响曲》(《1917年》，1961)继续了前者的思想与风格，但艺术功力却逊色得多。
在此之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意念又转向了新的方面──从当代和古代取材的声乐-器乐交响乐。
《第十三交响曲》(1962)以苏联诗人E.A.叶夫图申科的五首诗为各乐章的唱词，接近清唱剧体裁，但音乐的布局和发展与他以往的纯器乐交响乐隐隐相联。
作品以尖锐有力的笔锋针砭时弊，因而在苏联的首演遇到了阻力。
管弦乐声乐曲《斯捷潘·拉辛的死刑》(1964)也以叶夫图申科的诗为唱词，描写俄国17世纪农民起义领袖拉辛的悲剧结局。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非歌剧作品中最歌剧化的作品，它综合了作者过去的许多创作经验，揭开了声乐-器乐交响乐新的一页。
最后10年 肖斯塔科维奇 虽然疾病缠身，但仍创作了27部作品，其中的大半为多乐章的套曲。
他仍采用政治性题材，如为纪念格勒战役的英雄们所作的《哀悼和胜利前奏曲》(1967)交响诗《十月》(1967)、8首男声合唱叙事歌《忠诚》(1970)等。
但他更为倾向的却是人生哲理的题材，悲哀、孤独、死亡的主题增加了，音乐语言更加复杂化，风格也有新的发展。
《第十四交响曲》(1969)以4个不同时代和国家的诗人(大多为象征派)的诗为唱词，为女高音和男低音独唱及室内乐队而作，由大小不等的11个乐章组成。
这部悲剧性作品以死亡为内容中心，同时鞭笞邪恶、暴政，赞颂艺术家的人格和艺术创造的不朽。
《第十五交响曲》(1971)是他在这一体裁领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对人生旅程的回顾与思考是它的构思基础。
《第二大提琴协奏曲》(1966)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同样是一部悲剧型的交响性作品。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晚期作品中，室内乐是一个突出的创作领域。
他写出了各具特色的七部声乐套曲。
如以A.A.勃洛克的诗谱曲的《浪漫曲七首》(1967)，在形式内容、艺术风格上都很有独创性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诗歌六首》(1971)，以米开朗琪罗的诗谱曲的《组曲》(1974)等。
肖斯塔科维奇在后几年写作了他全部弦乐四重奏的三分之一，即第11～15首。
它们的构思各有特点，但总的说与他最后两部交响曲及声乐套曲有内在联系。
他逝世前一个月完成的绝笔之作，是《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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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派有着什么特点？作品都有着什么风格
结构深细慎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
但内容比较狭窄。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
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
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的《漱玉集》、李之仪的《姑溪词》，的《六一词》，柳永的《雨霖铃》都是很好的作品。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綖(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
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
”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
稍晚于张綖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
”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綖相近。
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
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
”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
”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
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
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
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
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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