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族内争霸,为什么西方的普鲁士走向兴盛中国的后燕却走向衰亡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4-12 点击数:
简介:中西方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国家——和普鲁士,在面对同民族的敌人时,一个因此走向兴盛而另一个却由此走向衰亡,本文尝试着从它们的历史中一窥二者不同的原因,提供一种不同的

【菜科解读】

中西方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国家——和普鲁士,在面对同民族的敌人时,一个因此走向兴盛而另一个却由此走向衰亡,本文尝试着从它们的历史中一窥二者不同的原因,提供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一、后燕的历史 公元384年,后,原前燕吴王集合起鲜卑旧部重建,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年号燕元,史称后燕。

同年,前燕弟听闻慕容垂于河北起兵反秦,亦逃离,集合数千牧马鲜卑族人,屯兵华阴,自称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以兴复燕国为号召,年号燕兴,史称。

两燕均击败了前秦派来讨伐的军队,后燕拿下邺城,西燕拿下长安。

图1 后燕 西燕 南燕 北燕 后燕此后南征北战,先后击败了南方的东晋和消灭了北方的丁零,西燕则因部众思乡希望东归几易其主,最终推举为王。

后因前秦挡道东归而在襄陵击败,定都长子,部众也在太行山以西安定下来。

公元393年,后燕王慕容垂因西燕也是鲜卑慕立国,与后燕争夺正统地位(后燕王慕容垂与西燕王慕容永同是前燕的宗室,慕容垂是前燕文明帝第五子,慕容永是慕容皝叔叔慕容运之孙,故慕容永是前燕的疏族,遂产生法统之争),同时也在客观上对民心向背存在一定影响,故打算进攻西燕,但部下将领多有顾虑,认为后燕军队进过多年南征北战已疲态尽显,有待休整。

图2 慕容垂全盛时期群雄对峙形势图 而慕容垂则决定乘胜之威一举拿下西燕,先派丹阳王慕容瓒攻打晋阳,西燕守将慕容友遂率军镇守潞川。

次年二月,后燕增兵分三路大举进攻,西燕王慕容永发兵五万抵抗并将粮草聚于台壁。

慕容垂率军驻扎邺城西南一个多月未有行动,慕容永于是怀疑后燕军队将从秘密道路进攻,便调集各路军队前往轵关扼守太行山口,台壁仅留下一支戍守部队。

五月慕容永突然率主力进攻台壁,击溃西燕守军,慕容永急忙召回守卫轵关的部队,自率五万军队与后燕军队在台壁以南交战,中伏大败,后燕军队乘胜攻克晋阳并于六月包围长子。

八月,慕容永向北魏、东晋求助的救兵还未赶到,部下便开门投敌,慕容永及其公卿部将三十余人被后燕处决,西燕灭亡。

灭亡西燕后慕容垂又希望消灭北魏,而后燕的虚实也被北魏看出,灭亡了西燕的后燕士气正猛且傲,北魏长史张衮献计诱敌深入,最终北魏在参合陂大败后燕,后燕也由盛转衰,其国土也被北魏拦腰斩断,分裂为南燕和北燕,南燕被东晋消灭,北燕被北魏消灭,鲜卑政权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宣告结束。

图3 普鲁士疆域 二、普鲁士的历史 公元1701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爵腓特烈三世在哥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改革使普鲁士国力大增。

公元1862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后,立即策划了统一运动,力图统一除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邦国。

公元1866年,普鲁士与同宗同源同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爆发战争,普军先在朗根萨尔察附近击败奥地利盟邦汉诺威军队,迫使汉诺威投降,而后又在易北河上游击败奥军先头部队,逼迫奥军在萨多瓦决战,最终普军大胜,奥军伤亡、被俘4.5万人,但15万奥军主力安全撤退,正当普军决定乘胜拿下维也纳时,俾斯麦却向国议和谈,并指出普鲁士周围还有三个的强国,最终国王采纳了俾斯麦的建议,与奥地利展开和谈,而普鲁士也在接下来的中,争取到了奥地利的中立,最终击败法国,于公元1871年统一德意志,建立德意志帝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强国。

图4 普法战争 三、为什么后燕和普鲁士最终走向不同结局? 在面对同宗同源的对手时,后燕和普鲁士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目的不同 后燕身处“五胡”时期华北群雄割据的局面中,从前秦分裂出来的经历已经证明,相对于其他民族的依附,本民族的支持更加可靠,否则就有亡国的风险(前秦就是例子),因此鲜卑族对两个燕国的支持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未来的发展。

反观普鲁士,自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在公元14世纪逐渐演变成了承认皇帝为最高权威的邦联后,各邦国就一直存在着,没有实现彻底的统一(尽管名义上还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共主),所以普鲁士统一各邦国更多的是称霸,而非像后燕那样有生死存亡的风险。

图5 普鲁士历皇 2、时代不同 由于工业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在经历了、和蒙运动三次思想解放后,出现了例如《》这样经典的作品,为近代西方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客观上提高了战略规划水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后燕由于所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因此战略思想水平也无法与普鲁士相提并论,相比于俾斯麦的冷静,慕容垂不顾军队疲惫强行出征西燕也为后燕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同样不顾军队疲惫强行出征的还有北宋的高粱河之战,同样使北宋在辽国面前暴露了虚实)。

而且国家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既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也受到思想理论探索的影响。

后燕的国家制度与普鲁士相比也显得落后,因此在进行战略规划时也没有普鲁士考虑的全面。

图6 慕容世家的皇帝 除此之外,后燕所处的魏晋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的时期,不仅北方有后燕消灭了同姓建立的西燕(跟春秋时期并未消灭姬国不同),南方也出现了在推翻了同姓的齐和帝后改国号这一的举动(中国古代封建时期的特点是“革命”)。

3、文化不同 后燕与西燕之争,归根到底是慕容垂与慕容永的血统之争,正如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族制”一章中说到:“宗法之立,实缘同出一祖的人太多了,一个承袭始祖的地位的人,管理有所不及,乃不得不随其支派,立此节级的组织,以便管理。

”宗法制的影响,也是后燕结局不同于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7 普鲁士奥地利战争 四、总结 综上所述,得益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思想解放的等一系列原因,普鲁士在与奥地利的争霸中得以统一德意志,从而避免了类似因后燕消灭西燕改变了地缘形势被周围强国攻破导致分裂最终在历史上消失的结局, 不过当“”将西方先进的思想带到中国催生出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命运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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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越国是春秋争霸史上最奇怪的国家?

越国,据说越人的先祖是夏禹的后代,夏禹治水的时候经常去南方,后来在巡狩的时候病死在会稽,葬在会稽山麓。

在位的时候,把他的庶子分封到了会稽,来侍奉祭祀夏禹,于是立国名为“於越”,成为越国的开山之祖。

其实,关于越国,在历史上是很神秘的,历史上对越国的记载十分的稀少。

虽然古今的学者对越国的由来意见不一,但是有几点还是肯定得。

第一是春秋中期以前的文献上,很少有对越国的记载,对越国的基本情况基本上都不清楚。

“盟吴、越而还”这应该是最早记载越国的文献了。

而越国早期更普遍的国名称呼“於越”,《春秋经》中记载过越国入吴。

第二是越人当地的土著风俗,《》记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民风彪悍,好斗。

《汉书》记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第三是越国在春秋中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农业和手工业。

越国的发展高峰是在春秋的中后期,允常和统治越国的时候,越国的势力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

疆域纵横数百里,在南方地区,仅仅次于楚、吴。

随着越国国力的发展,允常和勾践也产生了的的心思。

但是越国要北上,就要迈过。

当时的吴国要比越国强大的多,越国要争霸中原,势必要和吴国产生冲突。

越国和吴国之间的矛盾,随着晋楚之间的相争变得越来越复杂。

晋、楚两个大国相争,本来差不多势均力敌。

于是晋国采取联吴制楚的计策,拉拢和扶植吴国从侧后方骚扰侵袭,让楚国处于两线作战的局面。

而楚国则利用越国和吴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支持扶植越国,用越国来威胁吴国,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这一来,晋、楚、吴、越分别出于自己的利益,使得局面越来越混乱。

而吴越之间兼并战争更是在之后成为主导天下战略的全面战争。

吴越最早的冲突是在吴王余祭的时候,吴王余祭因为越国帮助楚国伐吴而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就出兵攻打越国,准备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

越国实力不如吴国,大量的越人被俘虏,大量的财务被吴军掠夺。

然而吴军经常对俘虏施以酷刑,割断脚筋,让他们守卫吴军在江上的船只。

战俘们伺机刺杀吴王余祭,接着吴军展开报复,杀死了大量的越人俘虏,吴国跟越国的仇恨也越来越深。

在此之后,吴国和越过之间的战事越来越频繁,越国经常帮着楚国牵制吴国,成为吴国的肘腋之患。

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为了破楚,决定先发制人攻伐越国。

阖闾很顺利的攻进越国国内,大败越军,让越国受到了重创,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仇恨。

到了公元前505年,越常趁着吴国攻楚的机会率兵进攻吴国,一路攻到吴国的都城。

阖闾不得不派兵回救,才把越军赶出吴国。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越国和吴国相比,实力是十分弱小的。

越国还不足以对吴国产生什么太大的威胁。

但是在战略上,越国对吴国有着很大的压力。

阖闾、对越国也十分的重视,专门注重对越国的防御。

这也表明,越国的崛起,使得吴国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而且也表明越国也是吴国争霸路上的一个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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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争霸为什么是七雄崛起?战略资源分布说明一切

思曾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诸侯争霸之时的战争,也往往与经济资源的争夺有关,而且往往也依赖于特定战略资源提供经济保障。

古代的先驱,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尝言:“谁是大海的主人,迟早也能成为帝国的主宰。

”这是因为,雅典以及同时代的希腊诸城邦,多半地域狭窄,在本土缺少大片的粮食产区(希腊本土多半以种植葡萄、橄榄一类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供应仰仗于海外殖民点或商业船队的供应。

而东方的兵家则强调:“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

”毕竟,东方世界有大片大片的平原及河谷地区,适于产粮,所以必须要让军队自行携带大量补给,如果不方便补给,就要以战养战,当然不可避免的要让军队成为一个大号劫匪团队,如《兵法》所言,“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而且,在,无论希腊世界还是华夏世界的争霸,最后的胜利者都是可以据险自守而且还有一定农业资源的政权(希腊世界的斯巴达与马其顿,华夏世界的西周与秦俱是如此)。

但尽管如此,其他经济来源所能产出的资金,或者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往往会成为促成战争的重要因素或战争补给的资金来源。

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物资商品化供给不及地中海世界的古代东方华夏世界,情况更是如此。

以下我就对古典华夏世界的一些重要资源的争夺战分而述之。

1 盐业资源 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食性上的一大不同,就是人类会通过专门获得盐类结晶产物的形式摄取盐分。

然而,丰沛的盐业资源,在广袤的大陆上并非随处可见,需要依赖于沿海地区煮盐,或内陆地区盐矿、盐湖及盐井的供给。

由于盐业资源在内陆地区稀缺,也促成了后来令地方“贤良文学”与中央“大夫”的“盐铁官营之争”。

虽然这一论争以中央官营派的获胜告终,但中央对于民间人士控制重要战略资源的警惕性,也可见一斑。

有关盐的战争,我首先要论述的,并非是东方靠近海滨的燕、齐、越诸国,而是地处内陆的巴蜀地区。

蜀人的先君蚕丛,有“纵目”之特征,三星堆出土的古代蜀人面具,也有对“纵目”这一相貌的夸张描述,所谓“纵目”,即是由于饮食缺碘所造成的一种眼部向外突出的甲亢症状。

这疾病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蜀人政权尚处在岷山山区当中,此地虽有岩盐资源,但是古人煮盐,往往只是用当地的岩石和土壤熬制而成,这样熬制出的盐,自然不会像湖盐、海盐一般具有足够的碘成分,所以甲亢也就成了当时蜀地的一种流行病。

也许,对于外来资源(包括盐)的渴求,也是蜀人与其他西土政权(如早期西周)结盟或对外战争的一大因素吧。

譬如,在秦国哀公-孝公这段内部不稳定的时期,蜀人就先后与秦人争夺褒斜道与陈仓道的交汇要点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并且在最后还占了上风,直到最后,才被秦人利用了苴国封君与蜀国中央的矛盾,同时新开了由关中中部直达汉中的金牛道,一举夺回了南郑并且更进一步,消灭了巴蜀二国。

在此之前,巴国还曾经一度成为了蜀国的盟友,所以蜀人可以仰仗巫溪一带质量更高的盐井补给盐业,在巴蜀联合的时代,甚至蜀人还途径巴地,沿着长江一举深入内部的兹方劫掠一番,害得楚国人在长江边上筑了一座捍关以抵御巴蜀联盟。

而最后巴蜀的灭亡,也与二国后来走向敌对,被秦国加以利用有关。

图:蜀人之“纵目”面具 此外,起初巴人所获得的巫溪一带盐井,也是在与秦、楚瓜分庸国以后得到的。

在此之前,巴人(此时的姬国与楚国同在襄阳-邓州一带地区,并未西迁)也与楚人在襄阳附近地区展开过一系列争夺战。

可能也是为了争夺巫山地区盐业资源的对外输出通道吧,毕竟在那时,华夏世界的诸侯邦国,还都是一片片居民点的集合,远没有形成领土国家。

盐业资源也为、乃至内陆拥有盐湖的晋国走向了强国道路,提出了“官山海”的国家控制战略产业策略,使得齐国收入颇丰。

燕国自秦开东征(公元前300年前后)以后,也获得了获利颇丰的辽东滨海盐场(在今辽宁盖州一带)。

这也为后来燕国能在五国伐齐战争中横扫齐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沈阳市燕国名将秦开雕像 对盐业资源利用的政治性,在春秋时期还曾经引发过一次争议,即晋景公时期有关迁都的争议,一代霸主晋国在那时候准备迁都,毕竟那时晋国都城绛城附近发生了山崩,此乃大凶之兆,而且等旧贵族势力在绛城附近地区盘根错节,让公室十分为难。

于是一批人便主张迁到运城盐湖附近的郇瑕氏之地,认为此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但强烈反对,认为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浅,很容易让人生病,心情郁郁不快,不如新田(今山西侯马一带),“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

足见卫生条件的重要性还要胜过对盐业资源的仰赖。

此外,韩厥还认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

”足见丰厚的财源也会损耗人的意志,致使骄傲情绪难制,这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最后晋国人还是采纳了韩厥的意见,并且在新田建立了新都“新绛”,晋国也在都于新绛的悼公-平公时代,走向了霸业的巅峰。

而事实上,在献公时代“假途伐虢”,也是一是为了夺取关中通往中原的要道(伐虢),二也是为了保护盐湖侧翼的安全(灭虞)。

后来以后,晋国霸业的主要继承者魏国,却把都城定在了盐湖附近的安邑,这一是为了获得财源,二也是为了文侯时代的西进关中战略。

但同时为了维持魏国的哑铃形版图,魏国文侯、武侯两代君主还往往往来于安邑、邺城之间,魏国哑铃的中轴,却是太行八陉当中最为险峻,有“羊肠坂”之称的白陉,不知坐在马车里颠簸于山路中时,也是否感到了自家霸业不如原来三晋一统时的霸业稳固?也正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一死,韩赵两国甚至一度动了瓜分魏国的念头。

总而言之,盐这种战略产业,能为霸业奠定财政根基,但若把控不好,也会使得事业难得万全。

2 铜、锡资源 青铜这种铜-锡合金在先秦时代被广泛应用,这也自然使得铜、锡两种金属矿产成为了重要战略资源。

毕竟,《左传》当中,刘康公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两件事务,也都要仰仗于青铜所铸造的礼器与兵器。

在三十年(前642年),楚成赐给郑国郑文公一批铜料,但是,客人走了以后,楚成王却连忙派使者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郑文公拿到这些铜器以后,不要用来造兵器,而是要用来造别的东西。

后来郑文公回国以后,也真的拿这些铜料铸了一口铜钟。

可见那个年代人们对战略性资源应用的警惕性。

此外,西周时代的南国也屡屡遭到周王室征伐,周天子所求,也是湖北的铜矿资源,为此周厉王还不惜下令,对“铜路”上不服周天子的鄂国“勿遗寿幼”,制造了一起大屠杀,在那个时候一度称王的楚君,还被这一暴行吓得去除了自己的王号。

西周时所设置的“汉阳诸姬”这一系列诸侯,也是为了防止楚人跨过汉水,夺取铜绿山的铜业资源。

楚国自文王以后,在南方主要用兵也是分两个方向,西侧击巴国,东侧击随、唐、厉这类周天子用来监视楚国的“汉阳诸姬”,保护了铜路侧翼的安全。

可以说,楚国的崛起,与控制盐路和铜路都大有干系。

青铜既然是铜-锡合金,那么控制锡的资源,自然也万分重要,我国江西省是锡的主要产区,但江西在整个先秦时代都没有涌出过什么有名头的邦国,少数的记载也是有关于楚、越二国对此地的争夺。

大约也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一贯,谁来都做买卖,所以锡矿资源才没引起太多争端吧。

3 铁矿资源 我国历史上的冶铁技术,大约是通过河西道从中亚传来的,最早的人工冶铁产品(依靠铁矿石而不依赖陨铁)产生于西周后期,在最早的时候,贵族们甚至觉得这种金属这么锋利,这显然是比青铜还金贵啊。

不过随着冶铁技术的进一步东传,当技术碰到丰厚的铁矿资源,情形就大有不同了。

管仲曾对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组(锄)、夷、斤 (大斧头),试诸壤土。

”管仲所言的“恶金”,便是铸铁,可见齐国人已经把那个年代质量不高的铸铁应用于制造农具这一方面了(齐国都城临淄附近本身就有大铁矿)。

而且,铁制农具普及以后,平民们就可以去先前“野人”占据或者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开辟新田地了。

过去人们拿着石器,对付各路飞禽走兽都应接不暇,需要躲在城里才能安全,现在有了更多更便宜的铁制工具,区区鸟兽又算得了什么,过去用石锄开垦荒地都有压力,一定要贵族找人花大力气占卜一番,找个吉日,然后再集合一大波人,才敢烧开树林,赶跑野兽,挖坑埋种子,现在随便谁扛着铁斧头铁锄头进山,大半天就可以开垦出一大块地。

这样也造成了私田的大幅度增加,致使“”这种氏族公社制度遗存走向了瓦解,渐渐培养出了一个自耕农阶级,也让华夏世界诸邦国从居民点大集合渐渐演化为了领土国家。

同时也让贵族老爷们动了从穷小子们手里抽税的念头。

最早这么干的,就是东方的(前594年“”),“贫铁国”秦国则直到前408年才“初祖禾”。

可见技术路径对政策路径的影响。

《孙子·吴问》还记载了对属下农民收税的标准,晋国的六大领主,赵、魏、韩、智、中行、范,他们各自收的税都不同,大体是50%(这大约也是因为晋国坐拥大量铁矿资源,加上几代国君,故而私田极多吧),赵氏收得最轻,只有44%左右。

所以赵氏治下领主和家臣都很勤俭而人民殷富,所以孙子认为晋国最后会为赵国所有。

虽然在后来的史实中,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而且三分后魏国最强,但赵国仍然是三晋中最长寿的一个。

但是,当时的铸铁含碳量过高,韧度还不及青铜,故而还无法取代青铜的兵器之用。

进入以后,铸钢技术出现,同时工匠们还开始知道利用淬火技术增强铁器的刚度与耐磨性,所以铁器也进入了兵器领域。

譬如战国初年的,虽然战略纵深浅薄,但是仗着拥有宜阳附近的铁山,能打造出极好的弓弩和宝剑,还是赢得了“劲韩”之美誉。

燕国在秦开东征将东胡、箕子朝鲜的势力逐出辽河平原后,不仅获得了农业资源与盐业资源,也获得了今天本溪-鞍山-盖州一带的铁矿矿脉,为燕国的扩张也奠定了基础。

据本人在辽阳市博物馆所见,虽然燕国在襄平所铸青铜货币成色远不及其余地区,但是冶铁设备倒是有很多。

“贫铁国”秦国虽然到了战国后期已经能压得关东六国向秦国称臣,但也深深认识到自身铁器冶炼技术低下和从业人员不足的问题,所以在攻破邯郸以后,不仅掳走了,还把赵国著名的钢铁企业,家族的产业,连人带设备一股脑迁到了蜀地,这次战略产业转移,也成就了后来西汉时“蜀卓氏”这一富户的名声,以及大小姐和凤凰男的爱情故事。

铁的产业兴起虽晚,但是对于军事扩张的动机性和为军事扩张提供资源的方面,这一产业也不亚于青铜。

4 马业资源 马这种资源虽然不像矿产一样依赖于地下供给,但也需要一定的地理环境才能发展起来。

而且这种资源,在汽车走向流行以前,一直重要性很大。

不要忘记周人能带领西土诸侯一举克商,不仅依靠于敌方在征服的过程中实力大损,也依靠于周人与各路“戎狄”做买卖,进口了大量马匹,所以能装备得起驷马战车,远胜于商人的二马战车。

秦国王室虽然最终一统天下,但他们在西周初年的先人,却是一伙因为附和武庚叛乱,而被周人发配到西方负责养马并负责抵御西戎的东夷人,直到时,秦人领袖非子因为其父大骆与西土大族(就是之申后的母国)联姻,加上养马有功,才摆脱了劳改犯身份成为周人之附庸。

吴国得以从一片蛮夷当中脱颖而出,最初也是依靠晋国人派出巫臣传授给吴人中原的车马技术。

此外,曾向大夫司马侯炫耀晋国的优势,有言:“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

”的确如此,在养马的方面,晋国的确是两周时代的一大土豪,早在西周时代,晋献侯就能一口气埋下105匹马为自己殉葬,后来晋献公准备借道攻打虢国的时候,也用了屈(今山西吉县,介于吕梁山与黄河之间)所产的宝马去打点虞公。

不过在晋平公的时候,司马侯见到了国君的骄纵之气,也回复国君:“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

”他也是看到了晋平公“不修政德”的荒怠之行,事实上,晋国卿家逐渐压倒公室,也在平公时代就隐约埋下了种子。

所以马政与地利虽然大利于晋国,但也不是晋国霸业的全部基础。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的君子们一再强调“修德”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什么重要资源,国人难以自卫,也肯定会像山东半岛上的杞人一样,成天担心天塌下来,更难以建立撼动天下的霸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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