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很多人都不了解秦国和中原诸侯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据《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记载,吞灭六国、统一中原、实现华夏族首次大一统的秦国,虽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作出了突出贡献,备受后人歌颂,但是在当时,诸侯国都视之为夷狄,根本就瞧不上它。
说到这,我们不得不谈谈秦的诸侯地位是怎么确立的。
秦人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境内)像“”一样被叫做“犬丘”,秦人恐怕原本就是戎狄。
后来,因为秦人善于养马,给周天子放牧而被册封在秦。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
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早被西戎占领。
于是对护驾有功的开了张空头支票:如果能从西戎手里夺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的地盘就归秦。
秦的祖先也非常争气,他们真的把天子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按照约定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了周,自己则把根据地建立在岐山脚下。
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最西边的一个邦国。
既然是天子正式册封的诸侯,那么诸侯国看不起秦,有没有铁证呢?
当然有!比如公元前632年的,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
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
没叫上秦也不奇怪。
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
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会盟,哪怕这时的秦君是后来被追认为之一的,在当时也只是被看作暴发户,老牌的中原诸侯,根本就看不起这样的“半吊子”。
为什么诸侯国会这么歧视秦国呢?
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文化落后。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的原始,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姐妹都住在同一间屋里,生活起居毫不避讳,也几乎没有个人隐私。
这多半是住篷的习俗,但在讲究“礼法”的华夏人眼里却实在是野蛮、粗鄙之极。
第二,政治混乱。
从公元前425年起,秦国四十年不得安宁。
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纠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
结果,趁秦国内乱,夺回了被秦抢走的一大块地盘。
第三,资历最浅。
在中,秦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
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
秦却直到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赢,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
好在秦国还是非常的励志,知耻后勇、勤学上进,重用商鞅推行变法,从此走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如奔驰的骏马,一往无前。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