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历史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接下来小编带您走进的故事。

　　赵匡胤作为的开国，胆识与才能想来也一定会是非常厉害的，他也一定不会是那种想起一出是一出的人，他提出来的一件事情，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然而，当他向大臣提出要迁都洛阳的时候，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那么，赵匡胤为什么想要迁都?洛阳与开封相比，难道有什么更好的优势吗?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赵匡胤西巡洛阳。

洛阳夹马营是太祖出生之地(时为兵营)，也是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民间一说其十二岁出游，另一说他曾在此生活二十余年)，数十年戎马，一直难有机会故地重游。

　　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方，实现了自晚唐以来二百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

尽管北方仍有强邻，但开国十六年来，大力日强、国运大盛，所以，在随行的文武群臣们看来，此次圣驾西幸应该是一次充满温情的怀旧之旅。

传说太祖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时，欣喜怀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还从某处土坷里挖出了幼时埋藏的玩具石马，爱不释手地带在了身边。

　　然而，此次西巡却并非都是终日宴饮、君臣共欢。

太祖突然提出了迁都洛阳，令群臣大为惊骇，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也让太祖满心不悦，索性在洛阳一住两个月，拒绝东返开封，甚至提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

如此僵持的两个月对群臣无疑是一种折磨，洛阳的日子在惴惴不安中度过。

最后，终于由太祖的弟弟劝动了太祖，虽然还是心有不甘，但悻悻之间总算肯起驾回京了。

五个月后，开创了大山的一代圣主在开封的皇宫中猝然亡故。

　　这就是宋初的所谓“迁都之议”。

如果是不太熟悉宋朝历史的人，初听这个故事，也许会得到以下一些印象：一，宋太祖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想起一出是一出，明显带有孩子气，很不好伺候;二，这个皇帝又算是很讲民主的，赌气归赌气，最终还是能听从臣僚的反对意见，放弃自己一心想做的事，作为皇帝，这已经殊为不易;三，没能迁都洛阳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阶段里一个比较重大的遗憾。

　　比较而言，宋太祖确实算得上仁厚之君，同时也确实有难伺候的一面。

不过，研究和关注的人普遍认同赵匡胤提出迁都绝不是一时，而他的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是整个国家的重大遗憾。

如果当时真的将国都迁至洛阳，或许两宋绵延三百年受困于北方边患并两次亡于外族的悲剧命运就可以避免。

　　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

如果仅从这种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都，当然会有这之外的其他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

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

到中后期，北方，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

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汉、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到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

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

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

而事实上，长安自唐后、洛阳自后晋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

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宋太祖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

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盘距在山西的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

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

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

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

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

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

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其实，对于这次迁都之议还有另一种猜想：御弟赵光义早有谋位的野心，一直在做着精心准备，他作了十几年开封府尹，在京城培植了大量的亲信势力。

不管太祖对此是不是有所觉察，迁都之议对赵光义来说无异于，所以他当然要竭力反对。

而大臣们不过是受了他的鼓动，帮他制造氛围而已。

这样的分析“阴谋论”色彩过重，却并非没有道理，此后事态的发展，甚至包括太祖几个月后的诡异死亡，都可以作为怀疑赵光义的理由。

　　在最终做出妥协时，太祖忍不住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此语在百年以后验证。

空前庞大的军队消耗着大宋十分之九的财力，却仍无力阻挡外敌的入侵。

开封终于在二年(公元1127年)被金军攻陷，北宋灭亡。

　　当年，在从洛阳返京途中，行至巩县(即今巩义)，太祖前往父母茔地――永安陵进行了祭奠。

在陵园神墙的角楼上，他怅然四顾，思叹良久后，抽出一支雕翎箭，张弓射向远野。

看着那支箭在远处无声落下，他长叹一声，告诉身边众臣：人生终须有归宿，今日箭落之处，就是我死后长眠之所。

说完，取出那个玩具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并为自己的陵墓命名永昌。

这就是传说中太祖永昌陵的来历。

　　那支利箭脱弦之初可以射穿敌人的铠甲，而最终却免不了凄然无力的坠地，一代圣主的故事至此也即将落幕。

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