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今天小编来说说农民起义的故事。

　　要说到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都是末年的吧，后来历朝历代几乎都会发生农民起义的事件，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居多，但也是农民们为争取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抗争方式了。

不过既然大泽乡起义是第一次，那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的事件的，秦朝之前尤其是时期，各国之间纷争不断，为何还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呢?当时的农民们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1、为何春秋战国没有农民起义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在大泽乡。

确切来说这应该算是兵变，但教科书说是农民起义就算是吧。

起义的主体是九百名由驻地调往边疆换防的士兵，、是屯长，属于基层干部。

按秦朝的法律，未按时换防是要杀头的。

由于暴雨导致道路阻断，部队被迫在大泽乡驻扎，不太可能按时到达了。

陈胜、吴广借机煽动士兵，杀掉了带队的三个领导，发动起义，并最终导致秦朝灭亡。

　　我们来看下陈胜、吴广煽动士兵的理由。

“按照法律，延期要被杀，就算有幸不被杀，镇守边疆的死亡率起码百分之六七十，不如反了吧。

”并且喊出了颇具煽动性的口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威逼加利诱下，士兵已丧失自我判断，于是就起义了。

　　在这里想吐槽下秦朝的法律。

既然法律规定是必死的，怎么会存在有幸不被杀的可能呢?在被煽动前，士兵也不认为延期必死，可见潜规则是一直存在的。

以难以履行的严苛法律让人战战兢兢，又留下解释和操作空间便于掌控。

看来秦朝的依法治国也不过如此，百姓怕的不是法律，而是掌控法律的官员。

　　士兵是被鼓动的，那陈胜、吴广呢?他们作为基层干部接这个任务本来是有奖赏的，结果延期了。

赏是肯定没有了，还要面临问责，废力不讨好。

于是本该镇抚士兵的他们做了煽动者。

他们去占卜，然后蛊惑士兵，又借、项燕之名起事，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

而随后响应起义的，也多是原六国境内，被苛刻的任务和问责所苦的基层干部，如身为的。

而真正的百姓，在一统天下的秦朝难道会比征战不断的战国还苦吗?如果没人煽动，他们会是永远的顺民，他们的期望值很低，活着就行。

不安分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为什么会在秦末爆发呢?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在各国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要煽动的是君主。

在做官，看待遇好，就去帮燕王差点灭掉，后来被猜忌了，又回到赵国，显赫一时。

而帮齐国复国的由于不被信任也去了赵国，照样显贵。

更是配六国相印，辗转腾挪，混的风生水起。

他们哪有心思煽动百姓，风险大，与投资回报率不成正比。

到了秦朝，他们已没有选择的权力，贵族富户都被迁往咸阳。

财富都去了秦地，六国的中产并不好过，还不时被秦人欺辱，与当年的风光。

最终导致他们转而煽动百姓，意图改变现状。

于是在大一统的秦朝，大范围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2、春秋战国的是农民起义吗

　　在春秋战国之前，除了国人暴动之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但国人暴动，实际上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当时所谓的“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代农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贵族。

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当时的贵族们，他们联合发动叛乱，驱逐了周厉王。

　　而我们所说的后来的农民起义，其实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宋明的农民起义也不一样。

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庄园主、贵族以及游侠之类的人为骨干，率领他们自己的奴客发动的起义。

比如刘邦，在陈胜起义之前，就已经因为送夫役到咸阳，失期当死，就落草为寇，在芒砀山成为所谓的“群盗”，其实也就是脱离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盗贼。

　　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况与刘邦相似，他们所押送的同样是夫役，但这些夫役并不是完全的自耕农，大多数是庄园经济下的奴客。

而且，他们之所以起义，同样不是因为像后来的破产农民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和刘邦一样，在去服劳役的路上遇到持续下雨，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服役地点，同样要被处死，为了活命才被迫起义的。

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一个概念。

　　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参与黄巾起义的并不都完全是破产的自耕农，大量的实际上是信了兄弟创立的太平道的庄园农奴主，他们率领各自的庄园农奴以及依附于他们以逃避国家赋役的奴客，参加了张角兄弟发动的起义。

而这些庄园农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强大户，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张角兄弟的信众，想脱离朝廷的管理体系。

　　所以，五胡时期，北方大乱，战争连绵，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却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坞壁，也就是地主土围子，或者是在所谓的流民帅的率领下，向南方迁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缘宗族为基本的联系纽带的。

当时的大量北方名门士族，都是携家带口，几百几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带，寻找地方落脚的。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同样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激发起义的事件也是因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要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充当兵役，才激起了江东地区已经免奴为客的农民的不满，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的率领下起义。

而在起义中充当主体的所谓免奴为客者，也就是指刚摆脱了庄园奴隶地位，通过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后来说的农民。

　　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农民起义，其实主要是指自耕农，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当，赋税比较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的自耕农陷入破产境地，成为流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团聚起来，发动的起义。

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提。

没有自耕农，就不会有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流民，也就无所谓农民起义了。

比如的起义、起义，就都是这种破产的自耕农为主体的流民。

　　3、为何会爆发农民起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庄园农奴制其实是集体经济，农奴们只是在庄园地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庄园地主负责的，不用他们自己独立承担。

而这种庄园农奴经济的好处就是，内部实际上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生活必需品统一配给，剩余都归属于农奴主。

所以，这种几百几千人的庄园农奴经济体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远远高于后来单家独户的自耕农。

　　但从普遍的庄园经济向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转变，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差不多相当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才最后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数量还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到时期，当时的自耕农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还主动依附于庄园主，成为所谓的奴客，也就是出现了倒退。

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恰恰是因为时期的大动荡、大混乱，原来的经济组织体系才彻底衰败了，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所以，在小农经济还非常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但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种性质的农民起义。

　　这当然不是说，庄园经济就比小农经济更好。

庄园奴隶的人身权利是没什么保障的，庄园主杀死农奴不用承担责任，一直到当，才强制要求杀死农奴也要负责。

从庄园农奴制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自耕农在人身权利上是独立和完整的。

这里想说的只是，小农经济天然就是比较脆弱的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非常低。

而且，家庭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也越低。

因此，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的时候，宋儒一直在讨论重建乡村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时候农村已经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又比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体系，至少是能够建立一个相互帮助的体系。

宋儒最后给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种乡约民规，鼓励乡贤主导乡村秩序，形成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

“艺考圈房思琪案”今日开庭，受害女生：为什么他可以那样抓住我们人生？

文章中21名当事人均为影路的前学生或前员工，她们自述杜英哲曾以面试备考为由，要求其当众换衣服；

在不反锁的浴室洗澡，并中途闯入；

甚至做出触摸胸部、强吻、扒衣服等行为。

在此之前，杜英哲曾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他所创办的影路站台，亦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经调查取证，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杜英哲依法刑事拘留。

杜英哲被刑拘后不久，2022年10月，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据教育部官网，同年12月底全国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包括全面摸排建档，严查无证办学机构；

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依法清退不合规人员；

拓宽线索渠道，严厉打击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规范整治，查处违规培训行为。

如今三年过去，杜英哲涉嫌强奸、猥亵案也迎来了新的进展，4月23日该案一审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近日，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多名受害者，她们控诉杜英哲的行为，也为当年没能保护好自己和其他人而自责。

过去那些经历仍深深困扰她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如此站在顶端，去抓住你的人生？” 被“杜叔”选中 现在回想起那些在“影路站台”几近窒息的时刻，王丹脑海中还会出现一些画面，她看着全黑的大海，天是黑的，海是黑的，黑色的波浪涌来黑色的声音，攫住她的脚踝，顺着小腿贴上来，淹没她。

2013年，17岁的王丹被老家的艺考机构推荐到北京的“影路站台”。

“29倍均值”，王丹记得当时杜英哲向其父母介绍道，意思是别的机构考上1人，影路能考上29人。

彼时影视行业大热，影视艺考热度亦随之飙升，但多数艺考机构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开班机构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授课老师，鲜少和几所名校有直接接触，甚至还有机构直接购买考上学生的合格证来为自己作宣传。

而成立于2002年前后的“影路站台”，已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创始人杜英哲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其本硕都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同时是知名动漫《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

与资历差异同样大的是价格，2万元够在地方机构走完整个艺考全程，在影路只能上20天的单期课程，10万元才可任选一学年机构提供的所有课程，另外找专属艺考顾问还需另收费几万至十几万不等。

“如果花钱能保证更高的录取率，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已经在地方机构缴费过一次的王丹选择花费更高的价钱进入影路。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学生并非花钱报名就能进入影路，需要经人推荐，杜英哲也会去地方艺考机构遴选优质生源。

△2022年影路站台朝阳校区，图源机构账号 只是在王丹看来，杜英哲的形象很难和艺术气质、品味挂钩。

他留给她的印象总是很骄傲，甚至是有些瞧不起人，杜英哲会直接告诉学生，他认识所有的考官，“他的口吻是那种你没有我，你绝对考不上。

” 生于80年代初的杜英哲，彼时年纪并不大，但影路的师生，都叫他“杜叔”。

他是2001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生，杜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在校时就参加了校外多个重要项目，对于大学生而言，其资历和资源已非常丰富，他常以“杜叔”的形象在后辈间张罗组局、介绍写剧本等工作。

那时杜英哲对外塑造的形象是人脉广、路子野、专业强，在招生简章中，影路学生的名校通过率也远超其它机构，王丹回想起，当年面对带着光环的老师和艺考机构，自己同期的学生里，好几人因为没能被选进影路还哭了。

但被选中的“代价”正在悄然发生。

忍，是仅有的选择 孙珠后来这样总结她们这群学生的境遇——十七、八岁的年纪离开家人来到陌生的北京，一同居住在封闭的环境里，终极目标是要考上梦想院校。

怎样才能考上呢？每个学校的标准好像都不一样，解释权在考官，但他们接触不到考官，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认识所有考官”的杜英哲。

孙珠在2011年来到影路，她初中因意外受伤留级，电影陪伴她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北电，“不考上就废了”。

在这里，她最初的感觉是很受鼓励——在高中格格不入的自己在这里被接纳，想法、喜好、个性有了展现窗口。

“但我们本来就觉得，我们读了太多书，看过太多电影，我们跟那些普通的高中生不一样，然后我们来这了，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环境更与众不同呢？” 孙珠报考文学系，练了很多很多故事，但被认为“不够”，不够有个性、有想法。

她开始越来越多写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暴力的故事，写她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我往越来越出格的方向走，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过程中我是一直被鼓励的”。

王丹面临的是另一种挣扎，影路会进行一些暴力性较强的电影的学习，还会让学生写性幻想、情色日记的作业，她也会收到“多谈恋爱丰富经历”的建议。

她感觉这和自己原本的认知系统很不兼容，但是如果不按着来，自己的文章写不好了，那该怪谁？ 让学生们困惑的，除了涉及情色、暴力的专业课内容，还有杜英哲经常做出的不当举动。

王丹记得杜英哲常当面评价人“很土”。

“他摸摸你的头发、搭一下你的肩，你觉得这样接受不了，那你就是不洋气、玩不起。

你和老师说，老师会告诉你‘他一直都这样’。

” 她想她们作为学生分辨不了，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忍受的，或只是“杜叔”的一个正常举动？在一个团体里，不被老师喜欢，“你会感觉羞耻。

他还告诉你，你这样子考不上，那大家都会喜欢跟那个看起来更考得上的孩子玩对吧？” 更令人心惊的是，王丹的室友在考试前一晚被杜英哲叫去突击指导，回来就哭诉被杜英哲骚扰的遭遇。

同学们让她不要再单独见杜英哲，找大家陪着一起去，也安慰她不要让这个事情影响明天的面试。

她们还会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考好明天这场面试。

王丹后来想，比起自我保护意识，当时的她们更希望父母不要失望、不要担心。

如果和杜英哲死磕，考试失去了辅导怎么办？就算考上了被他整怎么办？身边的人都那样簇拥他，她们真的相信他很厉害。

那么，忍是最小代价，也是仅有的选择。

以“白衬衫”之名 第一年落榜后，王丹在第二年还是来了影路。

她解释自己的选择——“第二年会更不想输。

如果没有杜英哲，可能考得好，也可能不好，概率五五开。

但有了杜英哲那些小道消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到了70%。

” 艺考中的第三轮面试环节，是更依赖考官主观评价的环节。

考官每天要面试数百人，留给每位考生的时间很短。

怎么在这个环节里让考官注意到自己？杜英哲会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

第一年，杜英哲提前告诉王丹，面试她的考官喜欢五月天。

这个信息真的有用吗？“它会让你感觉没有边际的主观题，能摸到一点点边了，不一定真会问到，但你突然就会对此有了一些把握，信心大涨。

” △影路朝阳校区“一对一教室”，图源机构官方账号 在所有这些“小道消息”中，“白衬衫”几乎成了一个符号。

王丹称，这指杜英哲告诉过她们，有考官喜欢穿白衬衫的女生，这样显得性感、精神，“然后就有了缠胸这件事。

” 2012年上半年，孙珠进入北电三试，侵犯来的毫无预兆。

面试开始前，杜英哲和妻子陈某叫她去学校对面的影路书店进行“突击指导”。

陈某说她穿的衣服松垮不精神，让她穿自己的白衬衫，但两人身高、体重有着显著差距，孙珠扣不上衬衫扣子，于是陈某建议她去买胶带缠胸。

孙珠从便利店出来，看到杜英哲招呼她，带她来到一个关上门的房间，在那里，杜英哲完成缠胸动作，陈某未再出现。

孙珠原本满是面试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十多年过去了，她仍然记不起当时面试的任何内容。

只记得走出考场去地铁的路上她一直哭，遇见等待的家人询问面试情况，她没憋住，哭诉了一切，却被告知“进这个圈子就应该想好”。

她没再说话。

第二年考试，王丹遭遇类似情境，杜英哲说要给她缠胸的表情那么严肃，好像是在做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她坚持拒绝，杜英哲则说，那你绝对考不上。

她的老师还跑来问她：“你今天是不是得罪杜叔了？他说你没救了，很多信息不会透露给你了。

” 进入考场前，王丹觉得自己完了。

孙珠和王丹最后都没有考上北电。

次年，孙珠回影路做过兼职老师，面试前一晚，有女生发消息给她，称杜英哲要求自己去单独的房间试比基尼，女生趁着有男生进来跑出去了。

但她在北京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影路老师和学生们都住着的酒店。

孙珠当即开车跨越小半个北京，将女生接回家守着她背书，次日又将女生送到学校考试。

孙珠待了一年后离开，她不知道后面的学生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在检方最早出具的起诉书中，杜英哲在2006年至2019年间，涉嫌相继实施7起强奸行为，其中5起因当事人反抗未遂，受害者年龄在17岁至24岁不等。

此外，杜英哲在2012年至2019年，以帮助缠胸、调整衣物、实施惩罚等为由，趁当事人睡觉或强行实施，涉嫌强制猥亵十余名女性，年龄在17岁至22岁不等。

多名受访者、知情人亦叙述，这并不是全部，有些事件因年代久远或发生于私密空间缺乏有力证据难以追责，有些事件则因当事人已开启新生活放弃追责。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的阴暗面见到光” 在曝光杜英哲的那篇文章里，有多名影路的女老师讲述被杜英哲性侵害的经历，也有老师以沉默者的形象出现。

有当事人提到，“一车的老师，让你上车暖和一下之类的，然后（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摸你的手或大腿，当你很恐慌想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就会默默把脸别过去无视这件事。

” 而同样作为老师的杜英哲妻子陈某则更像一名“帮手”，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她们进入被杜英哲骚扰的空间，常是去找陈某，或者以为是被约去他们夫妻同在的地方。

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亦称，杜英哲在影路占绝对强势地位，很多人都和他有分歧，但没人能赢他。

而不仅是授课老师，杜英哲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他的妻子陈某。

王丹记得有一回在集训会上，陈某正在给学生们提意见，杜英哲直接打断她，跟学生说“不要听她的”，陈某退至一旁，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她一直很服从于他。

”也没有人会去和杜英哲较劲，“他脾气太大，忤逆到他的话，会当着学生的面直接骂那些老师。

如果不听他的，就会先丢面子，再丢工作。

” 一名曾在2010年至2013年在影路授课的老师卡夫卡，称自己当时去质问过杜英哲，后者否认，称是女孩“自愿”。

到2018年重返影路任教的那一年，他发现杜英哲甚至是默许这些传闻变形或夸张，以彰显其“被过度吹嘘的能力”。

在卡夫卡看来，杜英哲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能量。

作为共事者，他更头疼杜英哲的强势性格，他们曾在一个编剧工作中和合作者发生冲突，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扇对方巴掌。

有一年因疫情取消艺考，杜英哲狂发文章骂学校。

卡夫卡觉得“他是自己亏几十万也要搞死你”的人。

“他的那些罪恶太久，你见的时间太长，已经麻木了”，这份埋藏的内疚感，让他参与了对杜英哲的曝光。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发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犯罪嫌疑人杜英哲被依法刑事拘留。

那次实名举报事件也引发集体声援，许多师生公开流露自己的内疚，“身份和年龄的变化带来虚伪的治愈感，许多人背负着秘密继续生活下去，直到今日。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那块荒蛮已久的阴暗面见到光。

” △杜英哲道歉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星美是杜英哲被控罪行中最早的一名受害者，她于2005年受当时还是杜英哲女友的陈某邀请，来到他们的出租屋，被杜英哲强行发生性关系，陈某也在场，这让她困于抑郁多年。

那场集体曝光，她也站了出来，自己以为的被迫“背叛”，原来是杜英哲涉嫌犯罪，而这种行为竟在艺考机构的年轻女孩中延续如此久。

后来，星美成为跟进案件进展的几名核心当事人之一。

她告诉记者，最开始提交至检察机关的杜英哲涉嫌的罪名是强奸罪和侮辱罪，后变至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

此外，杜英哲的妻子陈某在杜英哲案中是核心证人之一，其本人目前未被追诉。

星美称，杜英哲对于检方指控的内容一直不认可。

4月23日，案件将开庭审理。

（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老人想把房产留给独生女，为什么还要立遗嘱？

”日前，年过六旬的邓女士（化姓）前往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广州荔湾分库订立遗嘱，将名下唯一的房产定向传承给独生女儿，确保财产仅归女儿个人所有、与配偶无关。

老人只有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立遗嘱？一纸遗嘱，是老人防范未来财产分割风险的未雨绸缪，藏着沉甸甸的“母爱保障”。

独生子女不一定能自然继承全部财产 邓女士早年丧偶，独自一人将独生女抚养成人。

她名下唯一的房产，是早年通过单位福利分房购置的房改房。

这套房子，也是她的全部身家。

如今，女儿已经结婚生子，女婿是外地人，在广州没有房产，平时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随着自己年岁渐长，邓女士心里放不下一件事：万一将来女儿的婚姻出现变故，女儿会不会因为财产问题受委屈、失掉底气？ “像邓女士这样因担忧子女婚姻风险而提前订立遗嘱的父母，在中华遗嘱库并不少见。

”中华遗嘱库广州荔湾分库项目志愿者蒋懿杰介绍，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近三年来，因关注婚姻风险、隔代继承等问题咨询遗嘱业务的人群占比持续上升。

为避免法定继承中可能出现的财产分流问题，邓女士来到广州荔湾分库，提前订立遗嘱，明确将房产定向传承给女儿，从法律层面为女儿筑牢婚姻中的财产安全防线。

很多父母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孩子，百年之后财产自然会全部归孩子所有，没必要专门立遗嘱。

对此，蒋懿杰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蒋懿杰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这意味着，如果父母没有立遗嘱，或者遗嘱中没有特别注明，那么独生女在婚姻存续期间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就会成为她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将来婚姻出现变故，这笔财产在离婚时很可能会被分割，配偶有权主张分割其中一半的份额。

“因此，邓女士的担忧并非多余。

”蒋懿杰说，她女儿继承房产后，如果没有特别的法律安排，这套房子就可能面临被分割的风险。

遗嘱须明确写出“指定继承”条款 不少人关心，在立遗嘱时，如何确保财产只归子女个人所有？ 蒋懿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赋予了公民通过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的权利，可以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

更关键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遗嘱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以确保法律效力。

”蒋懿杰说，建议通过专业机构订立遗嘱，不仅能够确保遗嘱形式合法有效，还能在登记保管、继承执行等方面提供持续的服务保障。

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而言，如何做好财产传承？蒋懿杰建议，尽早规划，不要觉得遗嘱是“身后事”就拖延，趁自己身体健康、意识清晰时订立遗嘱，是最稳妥的做法。

此外，遗嘱中必须明确写出“指定继承”的条款，否则子女继承的财产仍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要选择专业机构协助，确保遗嘱形式合法、内容清晰、保管安全。

遗嘱订立后，如果家庭或财产状况发生变化，也需要及时更新遗嘱。

“财产传承不只是一纸法律文书，更是父母对子女的牵挂和长远的守护。

”蒋懿杰说，提前用法律工具做好安排，既能让父母心安，也能让子女在面对人生风雨时有坚实的底气。

南方+记者 汪祥波 通讯员 周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