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今天小编来说说农民起义的故事。

　　要说到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都是末年的吧，后来历朝历代几乎都会发生农民起义的事件，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居多，但也是农民们为争取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抗争方式了。

不过既然大泽乡起义是第一次，那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的事件的，秦朝之前尤其是时期，各国之间纷争不断，为何还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呢?当时的农民们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1、为何春秋战国没有农民起义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在大泽乡。

确切来说这应该算是兵变，但教科书说是农民起义就算是吧。

起义的主体是九百名由驻地调往边疆换防的士兵，、是屯长，属于基层干部。

按秦朝的法律，未按时换防是要杀头的。

由于暴雨导致道路阻断，部队被迫在大泽乡驻扎，不太可能按时到达了。

陈胜、吴广借机煽动士兵，杀掉了带队的三个领导，发动起义，并最终导致秦朝灭亡。

　　我们来看下陈胜、吴广煽动士兵的理由。

“按照法律，延期要被杀，就算有幸不被杀，镇守边疆的死亡率起码百分之六七十，不如反了吧。

”并且喊出了颇具煽动性的口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威逼加利诱下，士兵已丧失自我判断，于是就起义了。

　　在这里想吐槽下秦朝的法律。

既然法律规定是必死的，怎么会存在有幸不被杀的可能呢?在被煽动前，士兵也不认为延期必死，可见潜规则是一直存在的。

以难以履行的严苛法律让人战战兢兢，又留下解释和操作空间便于掌控。

看来秦朝的依法治国也不过如此，百姓怕的不是法律，而是掌控法律的官员。

　　士兵是被鼓动的，那陈胜、吴广呢?他们作为基层干部接这个任务本来是有奖赏的，结果延期了。

赏是肯定没有了，还要面临问责，废力不讨好。

于是本该镇抚士兵的他们做了煽动者。

他们去占卜，然后蛊惑士兵，又借、项燕之名起事，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

而随后响应起义的，也多是原六国境内，被苛刻的任务和问责所苦的基层干部，如身为的。

而真正的百姓，在一统天下的秦朝难道会比征战不断的战国还苦吗?如果没人煽动，他们会是永远的顺民，他们的期望值很低，活着就行。

不安分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为什么会在秦末爆发呢?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在各国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要煽动的是君主。

在做官，看待遇好，就去帮燕王差点灭掉，后来被猜忌了，又回到赵国，显赫一时。

而帮齐国复国的由于不被信任也去了赵国，照样显贵。

更是配六国相印，辗转腾挪，混的风生水起。

他们哪有心思煽动百姓，风险大，与投资回报率不成正比。

到了秦朝，他们已没有选择的权力，贵族富户都被迁往咸阳。

财富都去了秦地，六国的中产并不好过，还不时被秦人欺辱，与当年的风光。

最终导致他们转而煽动百姓，意图改变现状。

于是在大一统的秦朝，大范围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2、春秋战国的是农民起义吗

　　在春秋战国之前，除了国人暴动之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但国人暴动，实际上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当时所谓的“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代农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贵族。

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当时的贵族们，他们联合发动叛乱，驱逐了周厉王。

　　而我们所说的后来的农民起义，其实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宋明的农民起义也不一样。

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庄园主、贵族以及游侠之类的人为骨干，率领他们自己的奴客发动的起义。

比如刘邦，在陈胜起义之前，就已经因为送夫役到咸阳，失期当死，就落草为寇，在芒砀山成为所谓的“群盗”，其实也就是脱离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盗贼。

　　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况与刘邦相似，他们所押送的同样是夫役，但这些夫役并不是完全的自耕农，大多数是庄园经济下的奴客。

而且，他们之所以起义，同样不是因为像后来的破产农民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和刘邦一样，在去服劳役的路上遇到持续下雨，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服役地点，同样要被处死，为了活命才被迫起义的。

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一个概念。

　　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参与黄巾起义的并不都完全是破产的自耕农，大量的实际上是信了兄弟创立的太平道的庄园农奴主，他们率领各自的庄园农奴以及依附于他们以逃避国家赋役的奴客，参加了张角兄弟发动的起义。

而这些庄园农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强大户，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张角兄弟的信众，想脱离朝廷的管理体系。

　　所以，五胡时期，北方大乱，战争连绵，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却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坞壁，也就是地主土围子，或者是在所谓的流民帅的率领下，向南方迁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缘宗族为基本的联系纽带的。

当时的大量北方名门士族，都是携家带口，几百几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带，寻找地方落脚的。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同样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激发起义的事件也是因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要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充当兵役，才激起了江东地区已经免奴为客的农民的不满，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的率领下起义。

而在起义中充当主体的所谓免奴为客者，也就是指刚摆脱了庄园奴隶地位，通过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后来说的农民。

　　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农民起义，其实主要是指自耕农，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当，赋税比较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的自耕农陷入破产境地，成为流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团聚起来，发动的起义。

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提。

没有自耕农，就不会有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流民，也就无所谓农民起义了。

比如的起义、起义，就都是这种破产的自耕农为主体的流民。

　　3、为何会爆发农民起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庄园农奴制其实是集体经济，农奴们只是在庄园地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庄园地主负责的，不用他们自己独立承担。

而这种庄园农奴经济的好处就是，内部实际上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生活必需品统一配给，剩余都归属于农奴主。

所以，这种几百几千人的庄园农奴经济体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远远高于后来单家独户的自耕农。

　　但从普遍的庄园经济向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转变，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差不多相当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才最后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数量还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到时期，当时的自耕农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还主动依附于庄园主，成为所谓的奴客，也就是出现了倒退。

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恰恰是因为时期的大动荡、大混乱，原来的经济组织体系才彻底衰败了，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所以，在小农经济还非常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但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种性质的农民起义。

　　这当然不是说，庄园经济就比小农经济更好。

庄园奴隶的人身权利是没什么保障的，庄园主杀死农奴不用承担责任，一直到当，才强制要求杀死农奴也要负责。

从庄园农奴制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自耕农在人身权利上是独立和完整的。

这里想说的只是，小农经济天然就是比较脆弱的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非常低。

而且，家庭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也越低。

因此，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的时候，宋儒一直在讨论重建乡村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时候农村已经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又比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体系，至少是能够建立一个相互帮助的体系。

宋儒最后给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种乡约民规，鼓励乡贤主导乡村秩序，形成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

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