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1、后梁（907－923）太祖朱温 ，郢王朱友珪 ，末帝朱友贞。

2、后唐（923－936）庄宗李存勖，明帝帝李嗣源，愍皇帝李从厚，末帝李从珂。

3、后晋（936－946）高祖石敬瑭 ， 出帝石重贵。

4、后汉（947－950）高祖刘知远。

5、后周（951－960） 太祖郭威  ， 周世宗柴荣 ， 恭帝柴宗训。

扩展资料：

五代十国（公元907年-公元978年）是在唐朝后形成的一个纷乱割据的时期，北方是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更替，南方则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等十国割据。

总之，这是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后被赵匡胤统一，建立宋朝.

五代指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政权。

十国指五代之外相继出现的十个割据政权：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统称十国。

中国古代以正统史观为主，因五代建立于中原地区，占据着原唐朝都城的中央地区，是当时传统的中央朝廷，故史学家著五代史。

而十国及其余政权被称为割据势力。

神奇的巧合，诡异的雷同

闲来无事，翻阅历史，心无旁骛，只是欣赏其大致脉络，领略其中的宏大与悲凉。

历史的流转仿佛有其内在的规律，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某些命运的走向。

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无数巧合与报应交织，它们总能让人心生感慨，闭卷深思。

天道深奥难解，吉凶祸福或许是由人定的，似乎这其中的道理可以印证。

1·魏晋之轮回 曹丕代汉 魏文帝曹丕篡汉，历经曹叡、曹芳、曹髦、曹奂等几位皇帝，最后将权力禅让给司马炎，跨越了五任皇帝，历时四十六年。

而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先后经历了司马衷、司马炽、司马邺等四任皇帝，最后被胡汉刘聪所灭，历时五十二年。

晋元帝司马睿在他那一代的历史中，衣冠南渡，似乎与当时的牛传马后之说不谋而合。

曹魏得到刘协，西晋却因刘聪而失去，历史总是充满奇妙的反转，曹操、司马懿若有知，恐怕会不知作何感想。

2·年号正字不祥 成济弑君 历朝历代的年号中，凡含有正字的，大多预示着不吉。

许多皇帝都未能安享晚年。

比如三国时期的曹魏，曹芳年号正始，曹髦年号正元，然而正始年号下，曹芳被司马师黜去，正元年号下，曹髦被司马昭弑杀。

再说北魏宣武帝拓跋恪，他的正始年号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也因此灭亡。

南北朝时期，梁朝的萧正德用正平年号，萧栋、萧纪都用天正年号，三人都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金国的完颜亮、金哀宗以及元顺帝，都曾使用正字的年号，最终也都成为亡国之君。

明英宗的正统年号，突如其来的土木堡之变；

明武宗的正德年号，无子绝嗣。

正字作为谥号，显得多么完美，可当它成为年号时，却显得如此不吉，或许正字之正拆开后含有止字，或许这是上天的警示，让人不禁感叹其中的神奇。

3·北周、后周之宿命 周武帝灭齐 北周武帝宇文邕与后周世宗柴荣，二人皆为杰出的统治者，雄心勃勃，欲图一统天下。

然而，这两位历史英雄同样因性格上的过于严厉和苛刻，导致了他们事业的早逝。

宇文邕、柴荣都选择了灭佛的举措，这或许也是他们命运中的一大转折。

两位英明的帝王都未能活过四十岁，宇文邕享年三十六岁，柴荣享年三十九岁，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

宇文邕和柴荣的理想和抱负，最终成了隋文帝杨坚和宋太祖赵匡胤的踏脚石，隋朝和宋朝在他们的失败中获得了新的机会。

4·历代中兴之主 历朝历代中，总有那么一些因中兴而为人铭记的帝王。

夏朝的少康、商朝的武丁、周朝的宣王、汉朝的光武帝、晋朝的元帝、唐朝的章武与元和年间的中兴，宋朝的建炎、明朝的弘治以及清朝的同治，所有这些中兴之主，无一不在各自的时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一位中兴之主的成功，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他们的名字永载史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辉煌，成就了他们的中兴之名。

5·汉高帝、明太祖之巧合 刘邦斩蛇 汉高帝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均为从布衣起家的英雄，他们的起点几乎一样低，凭借着百战得天下的勇气与智慧，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两人都依赖着高杰的辅佐：刘邦有萧何、张良、韩信，朱元璋有李善长、徐达、刘基。

二者开国之路充满血雨腥风，甚至都曾身陷背叛之险，最后的结局也是相似的——两位开国帝王都未能善终，他们的功臣最终都在后宫政变中死于非命，刘邦的后宫有诸吕之乱，而朱元璋则面临靖难之役。

6·二将争功的巧合 晋灭吴与隋灭陈的战役，如出一辙。

两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战，晋与隋分兵都采取了大规模的策略，晋分兵六路，隋则分兵八路。

这两场战争，都有两位将领因战功突出而争功。

而这两位将领的争功，最终成为了历史的无常之一。

在平吴之战中，王濬与王浑都因战功卓著而争执不休；

而在平陈之战中，贺若弼与韩摛虎也因争功而心生不和。

历史如此相似，仿佛总在重演。

7·钱镠转世赵构 钱镠射潮 历史上，吴越王钱镠与宋高宗赵构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两人皆定都临安，均以保境安民为治国之本，长时间无心进取。

然而，他们同样都在位长久，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最终都享年八十一岁。

两位帝王的生活和个性，简直如同转世般的相似，民间甚至传言，钱镠或许就是赵构的前世，这种巧合至今无法考证。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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