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小编对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特别感兴趣，那时在东周各国里，最大的显学是儒学、墨学及道学等。

前几年看了《墨攻》后，小编便对墨学越来越上心，但让人奇怪的事墨家学派居然没有传人!而且自一统六国后，墨学真是就一点踪影也没有了，在近二百年间战国时期展开过轰轰烈烈学说的学派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连司马迁写《史记》时都一直感叹墨家的资料太少，连墨子这个人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实属蹊跷，在一个社会中如此轰轰烈烈存在过的一群人物和一段历史居然被消灭地干干净净。

这就令我们怀疑：除了历史被人为地做了手脚，很难找出其他原因。

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百家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

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还是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

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

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

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

墨子一生著述甚多，战国时期墨学兴盛时，据说有书籍三车。

“天志”篇里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

” 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说：“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无书甚多。

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

” 从这些话中可以猜想出墨家著作在当年的数量，但如此多的墨家著作到了今天，只残留了《墨子》53篇。

这种局面不能说不是封建专制文化绞杀的结果。

墨学类似中国先秦时期的平民共产主义，是封建帝王深恶痛绝的学说 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近代以来中国gcd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理想主义。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

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就是短暂的。

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可能也会兴盛一百年。

这两种理想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

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

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大帝国就难以建立。

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

有一部《墨攻》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

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

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

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

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

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

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

这就是墨家神秘消失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

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

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地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

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势不相容。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

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付样子。

或许象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

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

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选天子----封建帝王最忌讳的墨家主张。

今天研究墨家的学者在介绍起墨学时，大多将《墨子》一书中的几个章节题目复述一遍，什么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等。

从这些题目表面上看，也不一定完全为帝王所不容，譬如说节用和节葬，有些帝王和君主还是比较节省的，并不一定非要主张铺张浪费。

至于尚贤、兼爱、非攻，有些观点甚至是深获帝王所赞许的。

那么什么主张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行动一致地摈弃了墨家学说?什么思想使帝王统治者感到了最大的威胁?那就是墨家的“选天子”思想。

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

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 可以说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墨家学派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

《墨子》一书中不仅提出了“选天子”主张，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

“尚同下”篇里这样说到：“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

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

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 在这里，墨子选天子及各级官员的思想彻底打破了封建帝王家族世袭的体制，与当时的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如果听任墨家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普及，那么一旦被社会大众所掌握，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便岌岌可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便可能在中国产生。

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之下，封建君主怎能容忍墨家的昌盛呢!选举国家领导人是动摇帝王权力的事情，私家王权怎能轻易让与他人!因此，墨家成为独裁专制集大成者秦始皇的眼中钉是理所当然的，加上墨家反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墨家集团便成为秦王统一过程中首先要消灭的对象。

不仅秦始皇厌恶墨家，汉武帝也肯定痛恨墨家，否则司马迁不会在《史记》里对墨家的事迹只字不提。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时代出版的《淮》，对墨家事迹倒记载了不少。

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还有墨家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思想。

正是这一思想强烈冲击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

如果允许墨家存在，封建等级制度便难以维持，因此，王权专制的力量一旦强大到一定时候必然对墨家集团进行彻底围剿。

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 两千三四百年前中国的一场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墨家被残酷镇压和消灭，终于销声匿迹了。

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是，使中国彻底告别了民主共和政治。

这一政治思想在它刚刚壮大并形成规模时，遭到了来自西部国家专制力量的残酷镇压。

历史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当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在雅典等地展开之时，中国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也发生着具有民主倾向的平民运动。

如果墨家这一群体和这一思想不遭遇来自外部的野蛮力量，汉民族可能会选择一种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的历史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

墨家的创始者墨子，约生与公元前468年，死与前376年。

他是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藏书家。

墨子名翟。

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曾习儒学，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因不满其烦琐的“礼”，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

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今天，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来解开墨家学派如此消失的原因，还原中国历史真实面目。

因为每代封建统治者们围剿和篡改，许多真实记事已无法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具备清醒的头脑，辨明事非的双眼，拨开层层迷雾，把真实淹没的历史真相挖掘出来，还原真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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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波斯湾拥有全球近六成石油和四成天然气储量，全世界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都得从这条窄窄的水道挤过去。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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