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立后和立太子是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战国时期秦孝公始，立后之事便已制度化了。

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明确规定皇帝的正妻为皇后，皇帝的母亲为皇太后。

但是历史却跟人们开了一个玩笑——秦始皇自己却终生没有立皇后，他也是立后制形成以来唯一没有立皇后的皇帝，以致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这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据历史资料记载，秦始皇13岁即位后，并未亲政，直到22岁，这9年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但秦始皇并未立后。

秦始皇亲政后到39岁的17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尽管国事繁忙，但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秦始皇仍未立后。

从39岁到50岁时，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秦朝虽是个短命的王朝，但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立皇后。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没有立后呢？　　有人认为是家庭因素影响了秦始皇，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原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出于政治目的将已怀孕的赵姬献给异人(即秦庄襄王)，后来赵姬至大期生子政；

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

”秦庄襄王死后，身为太后的她仍经常与吕不韦重温旧情。

《史记·吕不韦传》中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

”后来太后竟然又与缪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

缪甚至于酒后大骂众臣：“我乃秦王假父，怎敢与我斗口乎？”母亲的失检行为令秦始皇恼羞愤怒，无地自容，使他心理压抑，性格变得极为复杂：内向、多疑、妄想、专制、暴虐、冷酷无情，把他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性的暴君，最后彻底爆发，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将其母赶出咸阳，并迁怒于吕不韦，罢免其相国之职，后又下诏命吕不韦“速徙蜀中，不得逗留！”结果吕不韦害怕被诛而服毒自杀。

　　后来秦始皇虽然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过，但至死未让太后再住咸阳。

这充分反映了秦始皇所受到的心理伤害之重。

专家分析认为，由怨母而仇视女人的心理阴影，使秦始皇长大后在婚姻能力上未能健康发展。

宫中众多女人，仅仅是为满足他的生理需要。

由母亲行为而形成的心理障碍，也是秦始皇迟迟未立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是要求过高，无合适的皇后人选，所以才未立后。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加之又是他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六国，秦始皇自命不凡，于是在挑选皇后时标准也非常高，期望能选一个才能与自己匹配的女人为后，但是这样的女人并没出现，秦始皇也就将自己的立后之事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

　　也许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旁证，那就是秦始皇并不宠爱统一六国后收入后宫的众多佳丽，他痛恨她们抛弃亡国之辱而媚悦新主的行径，但对守贞重节的女子却倍加赞赏。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全国各地巡游。

当他走到今浙江一带时，得知当地男女婚姻比较自由，经常发生逃婚事件，妇女死了丈夫可以再嫁。

他认为这不符合封建道德和法规，便命人把诏令刻在石头上，不许再发生类似行为。

这便是所谓“会稽刻石”。

其中有这样几句：一、“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意思是指责那些再嫁的寡妇带着儿子改嫁，这是背叛丈夫的不贞行为。

又说“妻为逃嫁，子不得母”。

意思是，女子如果因为不满男方而另找对象，是淫荡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将来她的儿子都可以不认母亲，别人发现了杀掉她也无罪。

秦始皇在“会稽刻石”中还明确表示：妇女守贞绝非一件普通的小事，而是关系天下“嘉保太平”的大事。

相传有一个叫怀清的年轻寡妇，世代富豪之家，资产巨万。

她丈夫死后，由寡妇独自支撑家业，不再改嫁。

秦始皇把她树立为在全国提倡妇女贞节的典型，曾赐令她“旁座”，即与自己平起平坐，当时就连当朝丞相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可见秦始皇对怀清的推崇。

秦始皇还为这名寡妇修筑了一座“怀清台”用来彰扬她的事迹。

　　还有人认为是秦始皇的性格使然。

嬴政作为一个并不受宠爱的质子的儿子，秦始皇3岁的时候，父亲异人将他们母子作为人质留在了赵国。

在赵国所受的唾弃和鄙视加上回到秦国后的复杂政治斗争，以及母亲淫乱给自己造成的心理阴影，养成了他刻薄、多疑、暴戾的性格。

他不希望自己在追求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最高理想时，还要分出精力用在女人身上，于是从不对女人付出真心，那就无从谈及立后了。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秦始皇是为求长生延迟立皇后，但无奈还未立后就一命呜呼。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秦始皇在长达37年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立皇后，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究竟是哪种决定性的原因使得他坚持不立后，史料中并未记载，我们今天也只能够凭借当时的点滴资料和想象进行猜测了。

秦始皇为何终身未立皇后？ 古代封建帝王对立后都很重视。

历史上只有一位皇帝终身未立皇后，他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以致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秦人在秦孝公（公元前4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已制度化，秦始皇13岁即位到22岁亲政，这中间有9年的时间，也正是古代男子娶妻的时间。

即位3年，他便有资格立后，但前后9年他都未立后。

22岁到39岁的17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尽管国事繁忙，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

从39岁到50岁，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秦始皇在长达37年的统治期间，一直没有立皇后，不是他来不及立，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立。

坐拥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不愿意立皇后呢？其一，和秦始皇的特殊出身有关。

史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行为很不检点，先是做商人吕不韦的小妾，怀孕两个月（多数人认为怀的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后，又被吕不韦献给秦国的王孙子楚，子楚继位后称庄襄王，庄襄王死后，身为太后的她仍经常与吕不韦重温旧情。

后来她又与嫪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

母亲的失检行为使秦始皇心理压抑，性格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彻底爆发，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

将嫪五马分尸，暴尸示众；

将其母赶出咸阳。

因母亲带来的心理阴影一直伴随着秦始皇，而且由对母亲的怨恨，发展和泛化成对一切女人的仇视，他对统一六国后收入后宫的众多佳丽非常鄙视，痛恨她们抛弃亡国之辱而媚悦新主的行径。

其二，立皇后的标准过高。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

先后于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灭韩、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灭赵、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灭魏、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灭楚、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燕、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

在他登上秦国王位的第26个年头，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也是中国封建制王朝的开始。

天下初定，39岁的秦始皇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

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

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认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他下令左右大臣们议称号。

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采用“泰皇”头衔。

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

他只采用一个“皇”字，而在其后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

“皇帝”称谓的出现，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

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

第二，反映了他觉得仅仅是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

可见，秦始皇当时很自命不凡，自认功德超过了古代的圣贤——三皇五帝，对皇后的要求自然也就非常高了，于是左看右看，后宫佳丽中竟没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标准。

其三，秦始皇志在天下。

由于身世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养成了刻薄、多疑的性格。

一方面心气极高，他连年征战，横扫六国，抚定四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另一方面他可能担心立了皇后会对他有所掣肘，妨碍他实现远大的理想。

其四，秦始皇是个工作狂，公务繁忙，整日埋头工作，没兴趣考虑后宫的事情，以至于迟迟没立皇后。

他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

当时的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60斤。

每天批阅这么一大堆竹简，工作量着实不小。

其五，沉湎于长生不老的迷梦之中，无暇顾及后宫之事。

秦始皇曾四次巡视六国故地，其中三次都会见了徐福等方士以求长生不老之药，还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赴东海神山求药。

徐福入海数年，哪里找得到仙药，又耗费巨大，他怕秦始皇发怒，于是谎称可得仙药，但是海上常有巨鲛出没，无法靠近，请派神箭手用连弩射杀巨鲛。

秦始皇便令人捕杀巨鲛，甚至想自己入海尝试求仙。

这种对长生不老梦想的浓厚兴趣和孜孜追求，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他对其他事情的兴趣，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了立皇后这一大事被置之脑后。

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波斯湾拥有全球近六成石油和四成天然气储量，全世界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都得从这条窄窄的水道挤过去。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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