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袁腾飞曾经在网上有一个视频流传的非常广，讲的就是关于皇帝汉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他讲到元朝的皇帝大多不会说汉语，只有两个皇帝会说汉语，在网络上和社会上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

那么，元朝的皇帝的汉化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究竟会不会说汉语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说法就是元朝的皇帝不重视文教，对于中原王朝的文化非常轻视，以至于在元朝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儒家在元朝的地位可见一斑。

的著名史学家赵翼曾经这样评价元朝的皇帝：“有元一代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为重”，“不习汉文”，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样的看法表示质疑。

首先，虽然没有材料表明忽必烈会说汉语，但是很多证据都显示忽必烈是非常推崇儒家文化的。

忽必烈尊崇儒家典籍，并且重用儒家知识分子，当时比较著名的有杨惟中，姚枢，宋子贞，，王文统，等人，忽必烈一方面向他们寻求治国之道，另一方面又非常积极的向他们学习儒家的文化。

忽必烈还曾经被汉族的儒家知识分子赠与“儒教大宗师”的尊称，忽必烈本人也非常开心的接受了这样一个称呼。

在政策的推行上，忽必烈执政期间虽然没有定期的举行，但是推广儒家文化却做得非常积极，1287年，元朝在中央设立国子监，数年之后，忽必烈又命令各路设立小学。

忽必烈不仅自己重视儒家文化，对自己的接班人太子真金也是积极引导。

其次，在忽必烈之后，还有几个皇帝也是非常推崇汉族的儒家文化的，比如仁宗，英宗，文宗以及惠宗，不仅推崇汉化，还学习汉语，并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复行科举，史称“延祐复科”。

英宗也是十分通晓汉族文字的，只是英宗后来因为皇室政变而过早的离世，因而没有太大的建树。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惠帝不仅会说汉语，还会书法，并且工诗。

由上可见，元朝还是有一些皇帝推崇汉化，会说汉语的，元朝最后灭亡的原因也不尽然都与汉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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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博展出的三件《千字文》看千年书风嬗变

据说梁武帝萧衍为了让皇室子弟更好地识字读书，命人从王羲之流传下来的墨迹中挑选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常用字交给大臣周兴嗣，要求编成一篇文从字顺、音韵和谐且一字不再重复的文章。

周兴嗣一夜白头地完成了这篇流传至今的《千字文》。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近日，北宋徽宗瘦金体、明代陈淳楷书、詹景凤草书，三件风格各异的《千字文》正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一同展出。

《千字文》的内容从天地自然、历史治国、修身立德、家国伦理到田园生活，堪称古代的微型百科全书。

它不仅是蒙学经典，更承载了千年书风嬗变。

北宋 赵佶《楷书千字文卷》（局部），为避圣祖讳，此处写为天地元黄。

本文现场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梁佳/摄 虽然是工作日，上海博物馆东馆的中国历代书法展厅内观者络绎不绝。

在北宋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千字文》（即《楷书千字文卷》）的展台前，几位观众驻足欣赏，感叹笔法的精微。

明代陈淳《楷书千字文卷》 父亲牵着孩子，走向展厅另一侧，这里同样陈列着两件《千字文》书法名作——明代陈淳《楷书千字文卷》与詹景凤《草书千字文等卷》。

一卷温润端稳，一卷奔放纵横，与宋徽宗的瘦金体遥遥相对。

据上海博物馆官方记录，这件宋徽宗瘦金体《千字文》上一次公开展出是在2023年4月15日至10月8日，彼时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书画常设“告别展”中，与苏轼、米芾、赵孟頫等名家作品一同展出；

此后书画通史常设展正式移师东馆。

如今，它在2026年2月14日启幕的上博东馆书画常设展第三期再度登场，让观众得以重睹这份少年帝王的笔墨风华。

文末写有“赐童贯” 《千字文》何以流传千年 这幅传世之作创作于北宋崇宁三年，当时宋徽宗年仅23岁。

这卷《千字文》，是他为赏赐权宦童贯而亲笔书写，也是他独创瘦金体走向成熟、自成一派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历史上，童贯被冠以“北宋六贼”之首，虽是宦官却坐拥兵权。

崇宁三年（1104），童贯因功迁武康军节度使，徽宗亲自书写瘦金《千字文》赐予童贯作为奖励。

其书法笔画瘦劲挺拔、铁画银钩，起笔顿挫有力，收笔锐利干脆，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细长而劲挺；

字形修长舒展，中宫收紧，通篇千字一气呵成，风神独具，尽显少年天子的意气风发。

宋徽宗虽在政治上留下历史遗憾，但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帝王艺术家。

他兼具天赋与对艺术的执着，诗、书、画皆有造诣，更以帝王之尊推动文化发展，设立翰林图画院，完善艺术教育，整理宫廷收藏，编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推动北宋艺术达到较高水准。

可以说，正是宋徽宗的极致追求与全力推动，宋代艺术才成为后世重要的研究与学习对象。

去年的“至扇至美——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扇面书画名品展”展出了宋徽宗的《草书七言诗二句扇页》——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

他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便是自创一体——瘦金体。

这种书体辨识度非常高——线条瘦劲锋利，既清劲挺健，又华贵飘逸。

然而艺术上的成就，终究没能挽救政治上的崩塌。

他在位期间沉迷艺术、园林与道教，重用蔡京、童贯等臣僚，外忧内患，朝政失序、国力渐衰。

靖康元年，金兵大举南下，至年底攻破汴京。

次年（靖康二年），北宋王朝覆灭。

宋徽宗与钦宗一同被俘，受尽屈辱，最终客死异乡。

正因身为帝王，却未能守护江山社稷，历史对其有着客观的评价。

一卷《千字文》，也成了北宋盛世繁华与王朝覆灭交织的见证。

局部细节 《千字文》这部经典文本，并非宋徽宗原创，它背后还有一段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

据唐代李绰《尚书故实》的有关记载，早在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十分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为了让皇室子弟更好地识字读书、学习文化，他命人从王羲之流传下来的墨迹中，精心挑选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常用字，交给大臣周兴嗣，要求编成一篇文从字顺、音韵和谐、内容深刻、且一字不再重复的文章。

周兴嗣日夜思索、呕心沥血，竟一夜之间完成这篇千古奇文，传说也因此一夜白头。

（原文为：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髪皆白，而赏赐甚厚。

） 《千字文》全文四言一句、隔句押韵、一字不重，内容广博而条理清晰，从天地自然、历史治国、修身立德、家国伦理到田园生活，浑然一体，堪称古代的微型百科全书。

开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描绘宇宙万象与四季更迭；

继而以“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述说圣王治国、安定天下的理想；

又以“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尺璧非宝，寸阴是竞”劝勉世人修身立德、珍惜光阴；

再以“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孔怀兄弟，同气连枝”阐述忠孝和睦、人伦正道；

最后以“治本于农，务兹稼穑，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悦豫且康”表达安身立命、闲适安康的生活追求。

全篇气象开阔，也因为适合传诵，为后世作家创立写作范式，也给社会大众提供了语言词汇。

有趣的是，此次展览还有两幅明代《千字文》。

陈淳《楷书千字文卷》 明代吴门书派的陈淳（1483—1544），字道复，号白阳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为文徵明高足，兼善诗、书、画，与徐渭并称“白阳青藤”，是明代文人写意书画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的《楷书千字文卷》为友人魏希明而作，用笔精谨流畅，在端稳的楷书之中融入米芾行书的灵动意趣，线条温润雅致，既恪守儒家伦理的庄重，又流露明代文人从容闲适的气质，笔墨恭谨而不呆板，尽显吴门书派的文人意趣。

詹景凤《草书千字文等卷》局部 詹景凤《草书千字文等卷》局部 晚明的詹景凤（1532—1602），字东图，号白岳山人，安徽休宁人，隆庆元年举人，官至翰林院孔目、平乐府通判，博通书画鉴藏与理论，尤精草书，时人将其与祝允明并称。

他的《草书千字文等卷》笔势连绵奔放，线条纵横捭阖，章法跌宕起伏，将经典文本与自作诗并书，气脉贯通、挥洒自如，于狂放中守法度，尽显晚明文人突破传统、抒情言志的艺术精神。

站在这三卷《千字文》前，从宋徽宗的帝王笔墨，到陈淳的文人雅趣，再到詹景凤的狂士抒情，笔墨之间，有天地，有人伦，有历史，也让人唏嘘不已。

展厅内，宋徽宗《千字文》展台前人头攒动。

自南朝周兴嗣编次以来，《千字文》成为历代书家锤炼笔法、展现风格的经典范本，贯穿真、行、草、隶、篆诸体。

《真草千文册》（拓本）之一 隋 智永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非此次展品） 《小草千字文》局部 唐 怀素 （非此次展品）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局部 北宋 辽宁省博物馆藏 （非此次展品） 《草书千字文卷》局部 元 赵孟頫 故宫博物院 （非此次展品） 《真草千字文卷》局部 元 赵孟頫 上海博物馆 （非此次展品） 《行书千字文全卷》局部 明 文徵明 东京国立博物馆 《篆书千字文卷》局部 明 徐霖 故宫博物院（非此次展品） 《篆书千字文》局部 北宋 梦英 西安碑林博物馆 以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为宗，承二王遗韵，开唐人法度；

唐代怀素《小草千字文》静谧内敛；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气韵贯通；

元代赵孟頫曾以各种书体多次书写《千字文》；

明代文徵明《草书千字文》潇洒而不失儒雅。

此外，以篆书写就的千字文，则具金石气。

可以说，《千字文》诸体纷呈、名家竞秀，不仅是蒙学经典，更承载与见证了千年书风嬗变。

左为宋徽宗《千字文》，再右侧并列放置的是北宋司马光的《楷书宁州帖页》。

从书法看北宋政坛与文化史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在宋徽宗《千字文》的旁边，特别展出了北宋司马光的《楷书宁州帖页》。

这是司马光写给侄子司马富的一封家书，帖中言辞恳切，反复叮嘱侄子要辞官归家、侍奉年近八十、体弱多病的父母，斥责其不顾孝义、执意赴任。

司马光在信中情绪激动，甚至连写多个“闷”字，以此表达内心极度的焦急与烦闷。

《楷书宁州帖页》局部 《楷书宁州帖页》中的“闷闷闷” 不过，即便这是一封十分着急的家书，字体也依然四平八稳、端庄醇厚，一笔一画，不肯潦草。

只是在末尾之处，笔意才略微流露出几分急躁，从整体来看，依旧克制而守礼。

他的书法，不似苏东坡那样挥洒，也不像米芾那样张扬，和他忠直严谨的个性十分相似。

这件《宁州帖》结体方正扁平，还带着几分隶书笔意。

黄庭坚在《山谷外集·卷九·论书》中曾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

” 《楷书宁州帖页》 想来《资治通鉴》前后编纂十九年，三百多万字，“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

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可以从字体看出书写者的性情。

《行书楞严经旨要卷》局部 北宋 王安石 上海博物馆 （非此次展品） 此前（第二轮展品），在同一展厅展出的，虽是抄写的佛经，笔墨却纵逸洒脱、左右奔突、不拘成法。

两人书法一稳一放、一敛一扬，恰如其人：司马光稳健持重，是坚守传统、崇尚礼制的政治家；

王安石奇崛奔放，是勇于突破、力主变法的革新者。

虽然宋徽宗与司马光、王安石同属北宋，却并未相见——司马光、王安石去世时，宋徽宗尚年幼。

但这并不妨碍三件作品共同勾勒出北宋的政治风云：王安石与司马光代表朝堂上新旧两派的不同主张，宋徽宗则是这一时代之后登上皇位的帝王。

三人皆是北宋政坛与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人身上有着相似的特质：宋徽宗对艺术有着极致的追求，推崇院体画，一生执着于审美与法度的打磨；

司马光为史学倾注十九年，笔笔不苟，将一生信念注入《资治通鉴》；

王安石为理想坚持变法，百折不回，固守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人生信念。

他们看似立场不同、道路迥异，骨子里却是同一种人——认定一事，便倾尽一生。

帝王术的祖师——荀子

荀子以孔子为圣人，提倡“礼”教，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提出人性本恶，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

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

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

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博学才能“知助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

荀子的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交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强调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要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注重实事求是，提倡行高于知，提出制名以指实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

可以知，物之理也”，即人们通过对事物的接触，经过理性的思维，可以知道事物的本质，但人们认识事物也有片面性和主观性，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荀子认为：“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

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荀子对“蔽”的认识也很精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

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

荀子的人性论观点奠定了后代法家的基础，由人性“性恶”的观点，建立了荀子思想的核心体系“礼”教，主张礼治法治并用，一方面重视“王道”，提倡“礼义”；

同时主张“法后王”，同意武力兼并天下，用法禁、刑赏治理国家。

荀子披着孔圣的外衣，操王道的教义，是一种实用的学说，因而说他是帝王之术的祖师，一点都不为过。

尽管荀子生前不为韩王所用，也未被秦王所重，最终客死楚国，但他不像屈原那样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走极端，更不像老庄那样无为清静，最终他的帝王之术在其学生李斯和韩非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法学观点在秦朝得以实施，并一直延续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直至现在。

李斯拜师于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西入秦国，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到充分运用。

首先是满足人的欲望，利用贿赂和暗杀，分化瓦解六国人士，讲权术，弃道义，推崇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李斯完全撕下了儒家的外衣，亮出了王术的利剑，比他的老师荀子更有血性。

其二是明辩事理，抓住时机，创千秋之业，建立了统一的秦帝。

其三是制定法令，倡立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

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以实现，并自秦以下百世都行秦政礼，这是对荀子礼学的肯定。

秦朝历二世而败，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暴政，而在于内斗。

汉朝时萧何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谪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九章。

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

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

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萧规曹随”无为而治，至汉武帝时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汉武帝提出罢躣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豪强势力。

这样帝王之术又完全派上了用场，这里所谓的“术”就是儒家的治国治人之术，不是整个的儒家之学，说是荀子的礼法更为恰当。

因为萧何和陈平都是法家传人，治国以重法，似为必然。

荀子的帝王之术在汉朝前期发挥得作用也是很大的，贾谊先随荀子的弟子张苍学《春秋左氏传》，后又随李斯的弟子吴公学帝王术，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帝王之术的范本，在汉朝都得以采用。

荀子的帝王之术自战国到秦一统至汉中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被历代王朝所沿用，只是荀子本人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就是人们需要伪装的缘故吧。

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化性起伪，解老喻老而成法家之言，因称法家为道家之别枝，司马迁也将老子和韩非子并传，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说是：于学术缘源最为明了。

由此，历代都将君王南面之术称之为“老庄之学”，应是偏面，或者说是失其根本。

而一心想成就帝王术的王闿运，在其弟子扬度帮助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急呼弟子南归，说要帮他补上“老庄一课”。

可见在王闿运的心里，老庄之学并不是帝王之术，而只是人生的逍遥术罢了！那麽，王闿运之前教授给杨度的帝王之术又是那一种学派呢，无须明说。

从诸子起源来看，《汉书·艺文志》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荀子·儒效》称周公为大儒，然则儒以周公为首，此一看法的不同，可以细细的品味荀子思想的源出。

《周礼》云：“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

”，《汉书·艺文志》道家首举《伊尹》《太公》，可见老子之言应于《太公》相近，而荀子称周公为大儒，其思想也是相近的，因此，后世法家应不出荀子列。

从师承来看，后世被列入法家之列的，无一脱荀子之师承。

李斯、韩非都师事荀子，李斯帮秦王一统天下，订法侓，秦之法自秦至汉乃至整个封建王朝都沿袭；

韩非子的“性恶论”是其法家言论的根本。

都没有脱离其师承，乃至大汉以知汉以后诸朝代，法家又有谁脱离了荀子的师承言说，荀子为帝王术之始祖，有言传有身教，只是荀子之言多以孔子之仁为本，披儒家之外衣，而行王道之实质，为历代所鄙视，加之，人们不得其化性起伪的真意，而不列荀子为宗。

本文来源：“善本古籍”（作者：刘晓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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