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整齐有序，东西一字排列。

从2013年开始，对其中的QLCM1（简称1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

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陪葬坑的发掘。

M1发掘现场

1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

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

墓道两侧有三座车马陪葬坑。

墓葬南侧、西侧有壕沟环绕；

北侧为断崖；

东侧为古河床，形成相对独立的墓园。

1号墓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

墓室呈长方形，上口南北长29、东西宽28米；

墓底南北长12、东西宽9.6米，深15.6米。

墓壁有三层台阶，墓室分布大量木炭。

墓上曾存在着封土。

墓室正中剖面

墓室中心棺椁塌陷、朽坏严重，遗迹堆积厚约20-40cm。

初步判断，有两椁两棺。

人骨残留较少，可见头向朝南，直肢葬。

将主棺椁整体打包提取到实验室，搭建了室内考古发掘平台，正在进行室内清理。

墓室正射影像图

室内考古发掘平台

墓内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玉器、铁器以及金银质地的小型明器。

陶器器形有茧形壶、缶、罐、豆、盆等。

青铜器有鼎、豆、钫、壶、盘、甑、灯以及编钟、琴轸等。

玉器有玉圭、玉壁及小玉鼎等。

兵器有铁剑、铁甲、带廓铜弩机、铜戈等。

小型明器有金银骆驼、舞袖俑、吹奏俑、百戏俑、马俑、骑马俑、猎犬、银盒等。

另有金带钩及数量较多的铜半两。

墓中出土陶器

墓中出土铜器

墓中出土小件器物

金带钩

北墓道直通墓底，为主墓道。

在北墓道清理出一辆四轮独辀木车，木车遗迹保存完整。

木车总长约7.2米，上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东西宽2.6米，南北长4.2米，红色鲜艳，保存完好，已清理出铜质盖弓帽19个，均套于盖弓上，盖弓遗迹保存较好；

车盖下压有方形木架，当为车舆。

上有曲尺形、圆柱形铜构件。

车舆两侧共有4个车轮，附有大型铜质车軎。

车衡与车辕十字相交，衡上有两个车轭，均保存完整。

墓道中出土四轮车

车伞检测

陪葬坑P1位于M1南墓道西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8.3、东西宽5.5米，深4.2米，为木椁式结构。

发现三个盗洞，遗迹和遗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残留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犬类动物遗迹一副，遗物主要是青铜车马器。

陪葬坑P1发掘现场

陪葬坑P2位于M1北墓道东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9、东西宽6米，深4米，木椁式结构。

出土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马骨保存基本完整，均佩带马勒等马具，处于驾车状态；

木车已朽，车上可见盖弓帽、辖軎、弩辄、角柱饰等青铜构件，同时保留有少量彩绘遗迹。

陪葬坑P2发掘现场

陪葬坑P2出土彩绘

陪葬坑P3位于M1北墓道东侧，与P2相距约17米，南北长27、东西宽5米，残存深度约2米，面积135平方米，为三个陪葬坑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发现盗洞13处，对陪葬坑造成巨大破坏。

根据残留遗迹来判断，埋藏5组车马（一组为羊车），包括独輈木车4辆，双辕木车1辆。

马头均朝北，车在马后。

第一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

第二组为双辕木车，车马残长约5.6m，车前驾5马，分两排，前排2马，分列左右最外侧，后排3马并列居中，中间一马左右两侧各有一道木质车辕，两辕相距0.75m，残长约0.6m和1.15m，上有对称分布的铜环；

第三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

第四组为4马驾独輈木车；

最后一组为六羊，并列一排，骨骼保存完整。

身上装饰有类似于驾马的铜节约、带扣、铜环等青铜马具，显示出处于驾车状态——当为羊车。

羊骨身后车辆被破坏。

坑内出土器物主要是车马器，包括盖弓帽、铜泡、节约、辖軎、车轙、角柱饰、衡末饰、轭顶饰、铜环、马衔鏣，以及铜盆、铁斧、铁铤铜镞等器物。

陪葬坑P3发掘现场

陪葬坑P3出土2马独辀车

陪葬坑P3出土双辕车

陪葬坑P3出土六羊

羊骨检测

羊身上的配饰

通过对墓葬及其陪葬坑的发掘，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收获和新认识。

首先，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

1号墓为一座大型中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的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研究秦代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极具价值的考古资料。

其次，帝国第一陪葬墓见证历史变革。

此墓从属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显著，与秦始皇帝陵整体规划设计紧密相关，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

墓主等级极高，是帝陵规制下的帝国第一陪葬墓。

它见证了夏商至战国晚期王陵集中公墓制的消亡，昭示了战国晚期到宋元明清帝陵独立陵园制的形成与确立，折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由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历史变革， 极大地丰富了对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和多种用途的车辆，集中出土于一墓，极其罕见，对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

墓道中的四轮独辀车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车实物，初步判断，它与棺柩下葬密切相关，可能是下葬时运输棺柩的载柩车。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一种非常少见的丧葬现象。

陪葬坑中出土的5组车马（含羊车），形式形制不同，用途迥异，集中反映了男性墓主生前出行的盛况，展现了秦帝国时期陪葬车马形制与组合的新变化、新形式，是中国车制变革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同时，丰富了车马陪葬坑的内涵，对认识墓主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第四，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特性的体现。

1号墓保存较好，出土文物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等级质量较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现，尤其是小型金属俑的立体造型艺术，与兵马俑的艺术风格相似，代表了秦代极高的艺术水平和高超的制作技术，对于秦人、秦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也是研究当时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研究华夏文化由多元到一体演进、升华的历史实证，体现出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点。

这也是秦人对外来文化因素积极吸纳、拿来为我所用的文化自信的一种物化表现。

总之，1号墓的发掘是近年来秦始皇帝陵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

它反映了处于变革时代的秦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上的变革、礼仪上的变革以及技术上的变革，是研究战国晚期乃至于秦时期的政治制度、丧葬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绝佳的范本。

（供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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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灭亡的这口锅，秦始皇得背！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秦朝会长久

古代皇朝，最令人意难平的不是五代后周，也不是隋朝，更不是元朝。

而是古代皇朝的创立者——秦朝。

始皇帝嬴政立千秋之功业，开万世之鸿基，但上天却只给了这个王朝15年时间，这对于一个“成天下一统”的王朝来说，上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如果给秦朝哪怕是像元朝的将近百年的时候，古代历史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人在评价秦朝为什么灭亡的时候，大都认为是秦朝的暴政，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祸国殃民的赵高和昏聩无能的胡亥。

但也有人认为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如果秦始皇提前疏远或除掉赵高，如果没有将扶苏放逐，没有崇拜神仙，也不会酿成赵高窃国的悲剧。

所以，秦朝灭亡的这口锅，不仅赵高要背，秦二世要背，秦始皇也要背。

从《史记》的叙事角度来看，秦朝灭亡的故事实在匪夷所思，感觉秦朝的灭亡大有一种天意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关乎秦朝被灭的所有叙事，都十分巧合，但凡其中任意一个关键点，没有出现巧合的话，都不会造成秦朝二世而亡。

那么，秦朝灭亡究竟有哪些巧合事件呢？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

1.扶苏被放逐 由于秦始皇没有立皇后，所以没有嫡子一说，而扶苏是皇长子，按照宗法制继承原则，扶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皇位继承人，而秦始皇临死之前，让扶苏回咸阳主持始皇帝葬礼。

而秦始皇这份遗诏，虽然没有明说让扶苏继位，但按宗法制，这份遗诏的意思就是，扶苏回京主持父皇葬礼，灵前继位。

扶苏不仅是长子，还十分贤能。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之后，扶苏向秦始皇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扶苏是一个仁德并贤能的皇子，如果扶苏继位，秦朝大概率不会二世而亡，除非发生意外。

然而，扶苏的进谏，没有找准时机，这个时候秦始皇因为被侯生、卢生那几个拥有儒生身份，却招摇撞骗的人触怒了，怒气未消，扶苏这个时候进谏，算得上是触了秦始皇的霉头。

于是秦始皇勃然大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看起来是被放逐，实则是在磨砺，让扶苏变得更加成熟。

2.胡亥随行 秦始皇那么多次出巡，胡亥没有要跟着一起，而恰好最后一次出巡，胡亥想要跟着一起出去玩，秦始皇竟然同意了。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

余子莫从”。

如果这次随行，胡亥没有跟着，赵高也没有办法篡改遗诏。

3.蒙毅不在身边 蒙毅是秦始皇最为信任的大臣，没有之一。

蒙毅外出时陪秦始皇乘一辆车，侍奉秦始皇不离左右，在朝内出谋献策，被称为“忠信大臣”。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在途中突然重病，秦始皇“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如果蒙毅没有被秦始皇排出去折回会稽祷告山川，有蒙毅在身边，赵高根本不敢篡改遗诏。

4.李斯同流合污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即便是胡亥随行，蒙毅不在身边，但百官之首的李斯却在身边，如果李斯坚持要遵守秦始皇遗诏，就算是赵高和胡亥也没有办法。

5.扶苏不辨真假 李斯和赵高的矫诏，其实蒙恬是看出来了的，但是扶苏也不辨真假，令人遗憾，让赵高窃国的最后一环完美落幕。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蒙恬“为人臣不忠，其赐死”。

面对突如其来的这样一份诏书，蒙恬是怀疑它的真实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扶苏为人仁孝，怎么会被说成不孝呢？蒙恬不仅个人忠于大秦，而且祖孙几代人都是大秦的忠臣，怎么能说他不忠呢？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扶苏不辨真假，就自杀了。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为什么扶苏会这样？因为经常被打骂的孩子，长大一定很自卑；

经常被批评的孩子，长大一定不自信；

经常被控制的孩子，长大一定没主见。

扶苏就完美诠释了这个道理。

对于大秦灭亡，以上这五个关键点，但凡有一个没有完成闭环，大秦王朝大概率不会二世而亡，即便二世而亡，也不会只给秦朝15年时间。

但这个链条上环环相扣的关键纽扣，都是秦始皇系上去的。

所以说，秦朝灭亡的这口锅，秦始皇得背，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秦朝肯定会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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