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五代皇帝列表：

后梁（907年—923年）

太祖朱温（在位时间：907年—912年）

废帝朱友珪（在位时间：912年—913年）

末帝朱友贞（在位时间：913年—923年）

后唐（923年—936年）

庄宗李存勖（在位时间：923年—926年）

明宗李嗣源（在位时间：926年—933年）

闵帝李从厚（在位时间：933年—934年）

末帝李从珂（在位时间：934年—936年）

后晋（936年—947年）

高祖石敬瑭（在位时间：936年—942年）

出帝石重贵（在位时间：942年—947年）

后汉（947年—951年）

高祖刘知远（在位时间：947年—948年）

隐帝刘承祐（在位时间：948年—951年）

后周（951年—960年）

太祖郭威（在位时间：951年—954年）

世宗柴荣（在位时间：954年—959年）

恭帝柴宗训（在位时间：959年—960年）

十国皇帝列表（部分列举）：

吴（902年—937年）

太祖杨行密

烈祖杨渥

高祖杨渭（杨隆演）

睿帝杨溥

南唐（937年—975年）

烈祖李昪

元宗李璟

后主李煜

吴越（907年—978年）

太祖钱镠

世宗钱元瓘

成宗钱弘佐

忠懿王钱弘俶

闽（909年—945年）

太祖王审知

嗣王王延翰

惠宗王延钧

康宗王继鹏

南汉（917年—971年）

高祖刘龑

殇帝刘玢

中宗刘晟

后主刘鋹

楚（907年—951年）

武穆王马殷

衡阳王马希声

文昭王马希范

南平（荆南）（924年—963年）

武信王高季兴

文献王高从诲

贞懿王高保融

前蜀（907年—925年）

高祖王建

后主王衍

后蜀（934年—965年）

高祖孟知祥

后主孟昶

北汉（951年—979年）

世祖刘崇

睿宗刘钧

英武帝刘继恩

少帝刘继元

神奇的巧合，诡异的雷同

历史的流转仿佛有其内在的规律，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某些命运的走向。

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无数巧合与报应交织，它们总能让人心生感慨，闭卷深思。

天道深奥难解，吉凶祸福或许是由人定的，似乎这其中的道理可以印证。

1·魏晋之轮回 曹丕代汉 魏文帝曹丕篡汉，历经曹叡、曹芳、曹髦、曹奂等几位皇帝，最后将权力禅让给司马炎，跨越了五任皇帝，历时四十六年。

而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先后经历了司马衷、司马炽、司马邺等四任皇帝，最后被胡汉刘聪所灭，历时五十二年。

晋元帝司马睿在他那一代的历史中，衣冠南渡，似乎与当时的牛传马后之说不谋而合。

曹魏得到刘协，西晋却因刘聪而失去，历史总是充满奇妙的反转，曹操、司马懿若有知，恐怕会不知作何感想。

2·年号正字不祥 成济弑君 历朝历代的年号中，凡含有正字的，大多预示着不吉。

许多皇帝都未能安享晚年。

比如三国时期的曹魏，曹芳年号正始，曹髦年号正元，然而正始年号下，曹芳被司马师黜去，正元年号下，曹髦被司马昭弑杀。

再说北魏宣武帝拓跋恪，他的正始年号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也因此灭亡。

南北朝时期，梁朝的萧正德用正平年号，萧栋、萧纪都用天正年号，三人都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金国的完颜亮、金哀宗以及元顺帝，都曾使用正字的年号，最终也都成为亡国之君。

明英宗的正统年号，突如其来的土木堡之变；

明武宗的正德年号，无子绝嗣。

正字作为谥号，显得多么完美，可当它成为年号时，却显得如此不吉，或许正字之正拆开后含有止字，或许这是上天的警示，让人不禁感叹其中的神奇。

3·北周、后周之宿命 周武帝灭齐 北周武帝宇文邕与后周世宗柴荣，二人皆为杰出的统治者，雄心勃勃，欲图一统天下。

然而，这两位历史英雄同样因性格上的过于严厉和苛刻，导致了他们事业的早逝。

宇文邕、柴荣都选择了灭佛的举措，这或许也是他们命运中的一大转折。

两位英明的帝王都未能活过四十岁，宇文邕享年三十六岁，柴荣享年三十九岁，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

宇文邕和柴荣的理想和抱负，最终成了隋文帝杨坚和宋太祖赵匡胤的踏脚石，隋朝和宋朝在他们的失败中获得了新的机会。

4·历代中兴之主 历朝历代中，总有那么一些因中兴而为人铭记的帝王。

夏朝的少康、商朝的武丁、周朝的宣王、汉朝的光武帝、晋朝的元帝、唐朝的章武与元和年间的中兴，宋朝的建炎、明朝的弘治以及清朝的同治，所有这些中兴之主，无一不在各自的时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一位中兴之主的成功，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他们的名字永载史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辉煌，成就了他们的中兴之名。

5·汉高帝、明太祖之巧合 刘邦斩蛇 汉高帝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均为从布衣起家的英雄，他们的起点几乎一样低，凭借着百战得天下的勇气与智慧，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两人都依赖着高杰的辅佐：刘邦有萧何、张良、韩信，朱元璋有李善长、徐达、刘基。

二者开国之路充满血雨腥风，甚至都曾身陷背叛之险，最后的结局也是相似的——两位开国帝王都未能善终，他们的功臣最终都在后宫政变中死于非命，刘邦的后宫有诸吕之乱，而朱元璋则面临靖难之役。

6·二将争功的巧合 晋灭吴与隋灭陈的战役，如出一辙。

两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战，晋与隋分兵都采取了大规模的策略，晋分兵六路，隋则分兵八路。

这两场战争，都有两位将领因战功突出而争功。

而这两位将领的争功，最终成为了历史的无常之一。

在平吴之战中，王濬与王浑都因战功卓著而争执不休；

而在平陈之战中，贺若弼与韩摛虎也因争功而心生不和。

历史如此相似，仿佛总在重演。

7·钱镠转世赵构 钱镠射潮 历史上，吴越王钱镠与宋高宗赵构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两人皆定都临安，均以保境安民为治国之本，长时间无心进取。

然而，他们同样都在位长久，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最终都享年八十一岁。

两位帝王的生活和个性，简直如同转世般的相似，民间甚至传言，钱镠或许就是赵构的前世，这种巧合至今无法考证。

以思想史的方式理解《资治通鉴》

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

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

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

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

读古文的过程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

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

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

除非真能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

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

另外，还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

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 本文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即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的头衔是历史学家，而回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

司马光可以说是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

比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

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

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京城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15年，而这15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19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定居洛阳时完成的。

一位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会像普通历史教师那样仅仅讲述历史吗？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

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

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

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认真解读《资治通鉴》，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

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

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

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

《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

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

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

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

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

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

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

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

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

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

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

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

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

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

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

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

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

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

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

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

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

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

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

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

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

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

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

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

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

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

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

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

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

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

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

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

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

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

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

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

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

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

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

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

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

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

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

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

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

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

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

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

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

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

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

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

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

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

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

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姜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