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朱高煦被杀,完全是由他自己"作"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其一,有了希望后的失望。
朱高煦是朱棣的第二个儿子,在靖难之役时,朱高煦多次在危难之时为朱棣解围,朱棣对此非常感激,认为朱高煦英勇善战,几个儿子中朱高煦也是和自己最像的。
朱棣当时还和朱高煦说世子多病,你要好好努力,这明摆着在暗示朱高煦,自己很有可能当储君。
当朱棣打败朱允炆成为大明皇帝后,并没有立朱高煦为太子,而是任用长子朱高炽。
俗话说,原本就没有希望,也就谈不上失望,可是有了希望最终没能达到,有了希望后的失望,这更让人痛苦。
失望的朱高煦,并没有因此而野心收敛,凭借着曾经立下的战功,汉王朱高煦趾高气扬,经常挑衅太子的权威,而且赖在北京不肯就藩,越来越遭到明成祖朱棣的反感。
其二,谋反被囚禁。
明仁宗朱高炽(朱高煦大哥)去世后,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往北京奔丧并继承皇帝位,朱高煦打算半路上截杀朱瞻基,只是朱瞻基当时返回比较快,朱高煦仓促之间没有成功。
公元1426年八月,朱高煦到底是反了,朱瞻基率军亲征,还不忘劝朱高煦,然而朱高煦并不听。
当朱瞻基大军抵达前线后,朱高煦最终投降,朱瞻基不顾大臣劝谏,给朱高煦留了条生路,把他关押在皇城西安门内。
其三,"作死"之路。
朱高煦侥幸不死,本来应该好好反思,然而,当明宣宗朱瞻基去探望朱高煦时,他却故意把朱瞻基绊倒,这让朱瞻基非常生气,命令人把一口三百多斤重的铜缸把朱高煦扣起来。
然而,朱高煦还是不服气,竟然凭借着自己有力气生生把大缸给顶起来了,朱瞻基正在气头上,就让人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朱高煦最终被活活烧死。
朱高煦如果稍微懂得收敛,完全是可以安度晚年的,只可惜朱高煦并不懂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总以为当年自己没有当上太子不服气,最终把自己给"作死"。
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出过很多昏君,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这样,有那么多奇葩的皇帝。
其中有一位帝王人称“蟋蟀天子”,平时最大的爱好竟然是斗蛐蛐,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位明君。
他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其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奠定了前期社会的繁荣稳定,其功绩不输于和朱棣。

其实朱瞻基即位时的国家并不太平,这主要得怪朱棣留下的烂摊子。
朱棣在位期间明帝国南征北战,四次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还施行了六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营建天寿山陵墓等大工程。
这些工程像大山一样压在了永乐后期并不富裕的国力上,整个国家都喘不过气来。
更要命的是,朱棣还大肆诛杀建文一系的大臣,整个朝堂人人自危,更谈不上治国理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了,他数策并举,努力恢复国家稳定和发展。
国家战略由扩张转为收缩防守,着手解决一系列内政民生问题,且大力安抚旧臣,把朝廷从血腥高压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明朝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但可惜的是,这位仁宗47岁便英年早逝,在位时间不到一年。
朱瞻基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明朝:一方面,安南战乱并未结束,战事仍在消耗国力;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还没完善,经济也没有完全恢复,财政支出还是紧紧巴巴。
国内还有各路这个定时炸弹威胁皇权,江南重赋问题又急需解决,朱瞻基接手的国家可谓是。
在“地狱难度”的开局下,朱瞻基先是拿藩王这个心腹之患开刀,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奔赴乐安,平定了皇叔汉王高熙的叛乱。
他又在此基础上来了个,纵容地方卫所抽调各地王府的护卫,削去了藩王的兵力。
同时,朱瞻基对藩王的行为进行了极为严格的规定,使藩王的地位待遇一落千丈。
到了宣德末年(1435),藩王的军事实力已经差不多被彻底剪除,这样一来,老祖朱元璋设想的藩王拱卫皇权的制度基本。

在内政方面,朱瞻基完善了内阁制度,建立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填补了皇帝和之间上传下达的空隙,臣僚的权利进一步被削弱。
为了更好地监督地方官员,解决地方上贪腐败坏问题,朱瞻基又设立了巡抚制度。
巡抚在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他们越过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后来渐渐成为省级的最高负责人,该制度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他对都察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扩大了御史的权力,使他们可以监察到政务的方方面面;还加强了司法体制,重审了许多疑案,令冤假错案得以昭雪。
在民生方面,针对大运河运粮时消耗大、费时误农的弊端,他改革了漕运,改“支运”为“兑运”,减轻了运户的运费负担。
在制度上,他平衡了南北中不同地区的考生录取比例,让朝廷更好地吸纳各地人才。
国防军事上,朱瞻基主要实行安抚议和、缩边防守政策。
由于在安南地区几次战事不利,再加上朝廷的主要防御重点在北方蒙古上,他只好与安南议和,承认其独立。
虽然有损国威,但此举让国家脱离了安南这个战争泥潭,每年节省无数人力物力。
对于北方蒙古,朱瞻基防守安抚两手抓,优厚对待蒙古降将,对待犯边的北蒙人只是驱逐为主,并不主动出击。
柔和的边境政策确实有所成效,其在位期间,明蒙边境维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

在稳定的社会治理下,国内政治较为清明,臣民各司其职,经济文化方面相对于永乐时期都得到了较大改观。
结合之前明仁宗的统治,这二朝被并称为“仁宣之治”,是明朝发展的。
但是朱瞻基的改革也留下了不少隐患,比如宦官地位的大幅提高。
朱瞻基确立的内阁制度给予了宦官代行“批红”权,司礼监秉笔可以代表皇帝御笔,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导致了其权力空前膨胀,势力伸到了军政的各个方面,宦官恃宠而骄,祸乱纲常,贪暴害民,胡作非为,可是朱瞻基本人对此置之不理。
虽然宦官在朱瞻基在位期间不敢过于放肆,但朱瞻基去世后,由于治国无能,宦官当权。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入侵,英宗听信王振谗言亲征北伐,导致了“”,二十万京师精锐在土木堡失陷。
总体来说,朱瞻基是个明君,他革除了前朝的某些弊政,加强了中央集权,让明朝在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被动防守的边境政策虽为国家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在表象下四周邻国却是暗地里蠢蠢欲动。
他在位期间纵容宦官和武将的贪腐,使得边境火器走私严重,大明边境被渗透成了筛子。
再加上给了宦官过大的权力,皇帝一旦怠于政务,司礼监便会趁机窃柄专权。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最终酿成了宦官之祸,明代太监擅权可以说是自他而起,“历代奄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