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成立的“新苏宁集团”9人董事会里,张近东有5个提名权;
在负责卖资产的“南京…
【菜科解读】
文|无相财经
01
前段时间,张近东在网上“被刷屏”,都说他担下了2387亿债务,个人资产全部清零,好像苏宁就彻底歇了一样。
但这段时间,无相君和苏宁的相关人士交流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所谓的“南京中院一纸判决……苏宁系38家公司债务重组执行完毕,张近东个人资产清零”消息多有不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发布所谓的《债务重组执行完毕公告》,苏宁电器集团重整案正在按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执行中。
很多自媒体为博流量,引用AI编造的信息,以讹传讹。
其次,张近东的债务问题,其实并没有影响到苏宁当下的业务进展,而且有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现在的张近东其实还以“管理人”的角色,继续为苏宁业务发展负责。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法律上的概念:破产管理。

什么意思呢?
很多关注财经新闻的朋友会常常听到一些新闻:某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那么,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这个公司是不是就完了呢?
不是。
“破产保护”这个词,来自于西方,美国有专门的《破产法案》,其目的不是说把公司资产卖一卖,还钱之后就注销。
而是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评估,在认定这个企业还有价值,还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避免冻结企业的账户和资金,给企业腾出空间和精力,来进行重组和自救。
为什么西方国家有这样的规定?
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体意识到:过度惩罚债务人并不利于经济发展。
所以早在1705年,英国就引入债务免责制度,让一些因不幸情况而破产的商人有再起东山的可能。
而到了19世纪前后,主流现代国家几乎都颁布了相关破产保护的法案。
很多现在知名的全球企业,都曾申请过破产重组,比如美国的通用,法国的施耐德,日本的日立、富士胶片。
2023年7月,中国颁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就特地强调了这一点:
“要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积极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
”
而现在的苏宁,就处于这个阶段:尽管背负不少历史债务,但盘子还在,经营还在。
重整后,资产被拆分为“持续运营资产”和“快速变现资产”,前者归入新苏宁集团,将负责持续运营线下商体等优质资产,以租金、分红等方式“造血”还债;
后者装入南京众城公司,需在2年内完成出售,否则强制拍卖。
也就是说接下来,苏宁还有寻求“生机”的操作空间。
02
那么,现在张近东在苏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据悉,张近东及其家族已经将全部个人资产注入重整信托。
简单点说,就是他把自己在苏宁的股权,名下的所有房、车、资产拿出来,都放进了一个叫“苏宁债务重整专项信托”的大池子里,用来还债。
这就和贾跃亭跑到美国后说“下周回国”有着本质区别。
但张近东此时在苏宁的身份,不再是老板的身份,而是以“破产管理人”的身份,说白了就是“高级打工人”。
在新成立的“新苏宁集团”9人董事会里,张近东有5个提名权;
在负责卖资产的“南京众城公司”9人董事会里,他也有4个提名权。
听起来还有权力,但别急,他的头上还有个“信托受益人大会”,里面全是债主代表。
张近东想干啥——招人、花钱、卖楼、找投资,都得这帮债主点头。

说到这,可能会有人疑惑,都把自己搞成负债人了,怎么还让张近东管苏宁呢?
这其实是一个商业惯例,也是法律惯例。
因为在实践中,往往只有企业的创始人或大股东最了解这家公司,相比于从外面雇来的“职业管理人”,要更熟悉内部的情况,商业决策的落地也会更有效。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苏宁的债主,借给了苏宁10个亿。
现在苏宁要破产了,你有两个选择:
A.把公司清算变卖,你能拿回3500万(3.5%的清偿率)。
B. 让张近东继续干,说不定他能把公司盘活,未来你能拿回更多。
你会怎么选呢?大部分投资人都会选B。
因为选A铁定血亏,选B还有一线希望。
现在中信金融资产和东方资产这两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就联手给了苏宁80亿的“共益债”。
什么叫共益债?就是专门借给破产企业,让它能继续运营的钱。
这笔钱有优先偿还权,比普通债主先拿钱。
他们为什么愿意借?
因为算过账:如果苏宁直接死了,它们之前借给苏宁的钱也收不回来。
不如再借点,让苏宁活过来,说不定能收回更多。
张近东虽然投资决策失误,但毕竟零售行业干了三十多年,苏宁也拥有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供应商关系,这个张近东最熟。
换个人来,可能连门都摸不到。

其次,现在的张近东,要比过往的任何时候都靠谱。
因为以前的张近东是老板,公司赚了钱是他的,亏了钱有公司顶着。
所以他敢赌,敢乱投资,反正亏的不是自己的钱——这种心态在经济学上叫“道德风险”。
那现在的张近东呢?
名下已经没什么资产了,未来能不能翻身,全看他能不能把苏宁做好,让债主们满意。
所以说,他现在的利益和债主们的利益,被100%绑在了一起。
这种状态下的人,往往是最拼命的。
03
其实,苏宁破产重组这件事,放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来看,兴许还是件好事。
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在国外,企业破产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处理流程。
特朗普都破产了那么多次,依然不影响他做生意,然后东山再起。

贾跃亭在美国申请个人破产重组,法律允许他把债务打包,用未来收入慢慢还,甚至还允许他上市。
但中国有个很尴尬的现实:很多人总是觉得,企业一申请破产,就没救了。
这种心理主观上让很多企业缺乏闯的活力,客观上也导致很多国外的风险资本不敢进入国内。
而苏宁的这次重组,实际上也是中国企业探索破产制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因为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往往面临社会性死亡。
“老赖”的标签一贴上,这辈子都难翻身。
这种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里,其实是有问题的。
要知道市场经济必然有风险,有风险就有人会失败。
如果失败一次就永世不得翻身,谁还敢创业?谁还敢创新?
如果仅仅因为一次失误就导致企业万劫不复,对企业家、对就业市场也是一种不公平。
张近东的故事,也算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沉浮的一个缩影。
1990年,27岁的张近东辞掉国企“铁饭碗”,在南京宁海路租了个200平米的小门面,开始卖空调。
那时候国营商场垄断着家电市场,张近东的苏宁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舢板”。
1993年,南京八大国有商场联手封杀苏宁,要求厂家不给苏宁供货。
张近东硬是跑到广东、上海,绕开南京的批发商直接找厂家进货,用“小舢板”掀翻了“大航母”,随后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家电连锁第一股。

然后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京东崛起,阿里凶猛,苏宁节节败退。
张近东慌了,开始疯狂投资、疯狂扩张,想用资本的力量弥补战略的失误。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其实张近东的失败,并不是一个人的失败。
而是一代企业家的集体困境: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如何不被淘汰?在资本狂欢的盛宴里,如何保持清醒?
而他就用三十三年,走完了一个循环:从零到千亿,再从千亿归零。

今年张近东已经63岁了,这个年纪,很多企业家已经退休享福,而他还是选择带着苏宁“再拼一把”。
图什么?
面子?尊严?不甘心?可能都有。
或许,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财富和信用。
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像贾跃亭那样通过“下周回国”去逃避,也不像许家印那样转移资产,技术离婚。
而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留下来,扛起来,用剩下的职业生涯,去填自己挖下的坑。
这种态度,值得给到一些尊重。
据彭博社7日报道,印度打着所谓的“安全”旗号,正弃用中国大陆产的摄像头,转而采购美国、德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供应商的产品。
知情人士透露,印度方面已下令禁止从中国进口所谓的“敏感技术设备”,同时正逐步替换目前已在使用的中国大陆产摄像头。
报道称,印度正推进一项重大项目,用无需车辆减速的无感摄像头取代传统收费站,以此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
具体来看,印度国家公路管理局(NHAI)计划为全国约1150个收费站采购摄像设备,目前已筛选出三家供应商,分别是中国台湾地区台达电子公司晶睿通讯、德国工业零部件制造商博世,以及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摩托罗拉解决方案。
印度方面给出的限制理由,依旧是老生常谈的“安全隐患”。
知情人士表示,印度政府声称担忧,全部或部分在中国大陆制造的设备所采集的数据,可能被用于情报收集,尤其在军事冲突期间。
尽管这一说法毫无事实依据,且中选供应商的产品价格均高于中国竞品,但印度方面仍执意推进“去中国化”。
截至目前,印度公路交通和运输部、NHAI以及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均未回复置评,晶睿通讯、博世、摩托罗拉解决方案,也未作出任何回应。
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印度斯坦时报》 这并非印度首次针对中国视频监控企业。
印度《经济时报》此前报道称,自4月1日起,海康威视、大华、普联(TP-Link)等中国视频监控企业,将被禁止在印度销售联网CCTV摄像头及其他视频监控产品。
行业高管表示,印度政府明确拒绝为上述中国企业产品及使用中国芯片的设备颁发认证,此举实质上已将中国品牌彻底挡在印度市场门外。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品牌与印度本土品牌各占据印度监控摄像头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国际品牌约占10%,剩余20%为小型贸易商的零散市场。
然而,到今年2月,印度本土企业已掌控超80%市场份额,剩余份额由国际品牌占据。
新规实施后,印度本土品牌CP Plus的市场份额从20%-25%飙升至45%-50%,成为绝对的行业领导者。
“海康威视在印度建有月产能200万台摄像头的大型工厂,但因属中国产品,直接被拒绝认证。
”CP Plus母公司Aditya Infotech战略与运营总监奈尔(Anup Nair)表示,这家2025年前市占率第一的中国企业,为在印度继续生存,不得不与印度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并切断原有中国供应链。
而此前位居市场第二的大华,如今仅能销售正快速淘汰的模拟摄像头。
报道指出,脱离中国供应链后,印度监控摄像头整体成本大幅上涨。
分析师称,原材料成本涨幅达到15%–20%。
叠加全球内存、处理器供应短缺,制造商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剧。
彭博社分析认为,尽管近期中印关系有所缓和,但印度仍收紧对中国视频设备的限制,这背后反映出两国之间仍存在深层的信任问题。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民旺曾表示,但凡与中国有关联的事务,印度都更倾向于上升到安全层面进行考量。
而且,印度也在向美西方看齐,以维护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把中国企业“合理”排除在本国项目之外。
林民旺认为,印度已经“真心”认为,对中国需要进行更高程度的防范,这与西方“合上拍了”。
目前,印度标准化检测与质量认证中心(STQC)正负责审批包括摄像头在内的进口设备。
知情人士表示,该中心正对收费站、政府部门使用的监控摄像头进行检测,核查设备来源,仅批准不含中国核心零部件的产品。
企业虽已进行整改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该局依法依规对“拼多多”作出罚款10万元的处罚决定。
据介绍,《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在2025年发布实施后,“拼多多”未按照要求报送2025年第三季度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
税务机关在2025年11月依法对其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但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
就此,上海市长宁区税务局依法依规对“拼多多”处以10万元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未按照规定报送涉税信息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当前互联网平台企业正在报送2025年第四季度相关涉税信息,平台企业应依法履行信息报送义务,若违反规定要求,将面临相关法律风险,情节严重的,税务机关可对其从重处罚并依法责令停业整顿。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许生认为,《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出台实施是国家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的重要部署。
税务机关依法依规对“拼多多”予以处罚,其警示教育意义远比罚款金额更为重大,对规范平台经济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头部平台企业更应该积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带头营造法治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自身规范发展的同时,推动行业长期健康发展。